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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我读小学的时候，班级里有三位“年长”的同学。他们因为各自的原因在小学里已经读了10年的书还没有毕业。1965年的时候，上海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建设兵团。他们三人报名去了新疆。才过了一年多一些时间就又回到了上海。我们特意去看望了他们。他们告诉我们进疆的路程的苦难，在戈壁滩上荒芜人烟里的煎熬。什么《军垦战歌》、什么《边疆处处赛江南》这只是小说和电影，现实里是苦难。
我们似懂非懂地听着他们的讲述。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想回到上海。但是谁还会去关注这些苦难的人呢？结局是他们又一次踏上回疆的道路！
后续的结果是，两年后我们也开始了上山下乡。只不过我们没有去新疆。
直到我们在农村安顿下来，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城市的生活后，才刚刚明白三位大哥大姐讲的都是真实！
为了“稳住”日益不安的知青们，上山下乡的鼓动者们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有邢燕子、侯隽、董加耕、金训华、朱克家等一系列标杆，要求我们在农村“扎根”。好，我们不回城了，但是未来又是什么呢？没有人告诉我们。一面是年复一年的劳动，一面是不间断的运动，真的不知道要折腾到何年马月。在这样的生活里，我们还有理想吗？能有理想吗？有时我们在问：老人家要我们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啥不让我们去工厂、去学校呢？非要我们在农村才是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我们那时就是这样被抛弃到天涯海角、边疆农村。各自跳上了开往不同地点列车，走向一条无法知道未来的道路。
人心的浮动，渴望与期盼，严酷的现实，这些都为日后的云南知青大返城埋下了“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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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这是一个转折的日子。
对于我们这些从1966年走来的学生而已，则是惊天之梦。那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简直难以置信。为什么？
一种被欺骗、被玩弄的感觉油然而生。
那种赤诚之心受到了亵渎，我们简直成了大傻瓜了！
美好的理想支柱顷刻间倒塌了！
那时我们的心情是在精神上遭到惨痛一击以后的发泄。也就是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开始了思考。
9·13事件使我们从轻信和盲从中惊醒。我们开始真正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大彻大悟后的觉醒是何等艰难，但是血淋淋的事实无法掩盖谎言和欺骗。
精神上的苦闷和烦恼一旦挣脱了枷锁，会给人一种解放的愉悦。虽然那时还是处于极端的高压下，但全国一切有良知的、觉醒的人们已经从怀疑走向了清醒、从盲从走向觉醒、从愚昧走向理智。
记得一次上山劳动，不知是谁讲起了那位“副统帅”。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活，围拢在一起议论起来。中心的话题就是我们该不该上山下乡。传达中说我们的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对不对？整整一个下午，没干活，当然要遭到生产队长的追究。我们的回答是，在开批判“变相劳改论”。队长一听，没有吱声。那年头，谁敢说批林不对？你不要脑袋啦！
议论中，我们最为担忧的是自己的今后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样一辈子在这块红土地上一辈子了？难道我们就这样成为牺牲品了？怨声载道，发泄私愤，自暴自弃成为知青中的写照。绝望的情绪在不断蔓延。未来是什么？谁也没有一个答案。为了寄托精神的空虚，我们开始了毫无目的的读书，想从书本中找到一些慰藉。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头钻进了古书堆里。
我在那时回家探亲的时候，曾经对我的舅舅说起过这些苦恼和不解。舅舅以前也是一个厂里的干部。反右斗争时，因为他跑到我父亲厂里去找领导说，自己的姐夫绝对不会是右派。结果是犯了“包庇右派”的错误被撤职了。直到今天我记住舅舅当时对我说的一句话：总会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
活着！要活下去！总会看见光明的。
我想在当年许多的知青朋友都是这样，在清醒之后有过痛苦、不解、迷茫。但要好好活下去，做一个正直的人，是我们能够最终看见“文革”终结的信念。在不相信“救世主”以后，我们在心灵上获得的解放有一种幸福感。这是苦难岁月里的自我解救啊！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