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仙洞记》石碑考证记
弓 俊 杰
摘要：《东仙洞记》上截碑辛丑年为公元1241年，大蒙古国窝阔台汗十三年，下截碑癸卯年为公元1243年。碑上“达鲁花赤”记载于《元史·太祖本纪》，是一种主要由蒙古人担任，少量为汉人的官职名称。覃澄曾担任交城县令。立碑时杜賢村和曹平社是人口经济大村，离东仙洞较近。两村中，弓氏家族占主导地位，碑上弓氏户主年龄在35-50岁，出生时间在公元1200年左右，距今约820年。
关键词：元朝；东仙洞记；达鲁花赤；覃澄；弓姓
古交市阁上乡东仙洞是古交及周边地区人民的心灵家园。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历史物证留在这里，例如庙宇、碑刻等等。这些历史物证使后辈子孙能够跨越时空与祖辈实现面对面交流。
东仙洞“东仙洞记”残碑，碑分上、下两截，上截主要是太原府免差发公据，末署“辛丑年十二月廿九日”，月份字样上刻出方形官印，印文为汉文九叠篆都达鲁花赤：“太原府印”；下截为刻石的“助缘会首”功德名，后署“癸卯年三月日，杜贤村大户高玘、石琼同立石”，末行文字为“宣差交城县达鲁花赤押剌浑”。《东仙洞记》拓片的清晰照片和录文见《三晋石刻大全·太原市古交市卷》（图1）和《古交遗韵》（图2）。该卷编者指出，刻石文字中的“达鲁花赤”为元地方官名，则该碑为元碑，刊立于癸卯年。但是卷中所著“不知刊刻于何年”，未能明确指出文中辛丑、癸卯的具体年份，只是列举了时间在元代范围内的两个辛丑年，一为成宗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一为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为了推导出残碑年代，笔者根据残碑上的文字寻找线索，进行长时间的分析研究，终于有所得。
文中辛丑年，根据《察合台史事四题》[1]论证，得出结论：上截碑文中的辛丑年为公元1241年，大蒙古国窝阔台汗十三年。下截刻文中的癸卯年为公元1243年，乃马真后监国的第二年。碑文上截是公元1241年太原府给东仙洞道士崔志遇等人的免除差发公据。公据的内容是：察合台派使臣张塔剌浑，持他的令旨，到他的封地太原府拘刷“诸色科目人等”。其间，找到了通晓《周易》的道士丁丙，丁丙需要到中亚面见察合台，而他的门人崔志遇等人留下，依旧在东仙洞住坐，为察合台祝寿。以都宣差忔力术那延为首的太原府免除丁丙这些弟子的差发，而且“禁约诸色人等侵耗搔扰欺负。如有违犯之人，拖拽前来取问。”“丁丙承应回日，别听施行。”即这种优待能持续到什么时候，需要等丁丙回来后再重新确定。
《（乾隆）三原县志》卷一三收录了记载汉军将领郝和尚拔都生平事迹与家庭状况的《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碑铭提到：在公元1236年（丙申年）太原成为察合台封地后，郝和尚拔都改隶察合台。“自丙申岁分河东为皇兄二大王分地，官吏随地所属。”公元1240年（庚子年），郝和尚拔都被窝阔台封为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但他仍要远赴西域朝见察合台，“以壬寅岁（公元1242年）朝王于西域感匣之帐殿。留数月，王甚喜，及还，赐名马十乘，锦衣一袭，铠胄二，良弓百，回纥水手一十人，回纥绵匠一户，造作诸色军器工匠一十六户。”碑文明确提到在公元1242年郝和尚拔都见到了察合台，并且在察合台的驻地停留了几个月，此后才返回汉地。行前得到察合台的大量赏赐。据此，察合台的卒年绝不可能早于公元1242年。
波斯文史料的最早记载见于志费尼（公元1226年~1283年）的《世界征服者史》：“合罕［即窝阔台——引者］死后，察合台的宫阙成为全人类的中心，人们从远近跋涉去朝拜他。但不久重病就袭击了他，以致病势不治。”另外，该书还记载，窝阔台死后，察合台支持窝阔台的妻子乃马真氏脱列哥那皇后监国。显然，察合台之死晚于窝阔台。窝阔台卒于辛丑年十一月辛卯日。根据《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这一天是公元1241年12月11日。《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的窝阔台去世日期与汉文史料完全相同。察合台在窝阔台死后才病故，那么他应死于公元1242年或之后。
综上，汉文史料《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东仙洞记》和波斯文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证明察合台卒于1242年，且有极大可能在1242年的年中，即去世时间比窝阔台晚七个月。因此确定文中辛丑年为公元1241年。
文中大蒙古国是指蒙古帝国（公元1206年－1260年），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全球帝国，最大疆域曾达到约4400万平方公里。它是由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于13世纪初建立的，成为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之一。察合台是成吉思汗的次子，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三子。在蒙古灭亡花剌子模国后，畏兀儿以西直到中亚阿姆河流域的草原地区成为察合台的封地。此外，察合台在中原汉地还有一处五户丝封地，即河东地区的太原府（又称太原路，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在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后，不少当地汉人迁移到察合台直接统治的西域中亚地区。察合台认可了已经掌握太原府行政权力的大家族对当地的治理权。同时，他向当地派遣达鲁花赤等监临官，还派使臣调查当地的艺能之士，征召到他的西域驻地。
文中元代是指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公元1261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托雷之子，击败阿里不哥，成为蒙古大汗，但四大汗国中只有旭烈兀的伊尔汗国承认其地位，而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金帐汗国均不承认其地位。忽必烈的权力仅限于东方,大蒙古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分裂。直至公元1304年，元朝第二位皇帝元成宗铁穆耳之时，四大汗国才一起承认元朝皇帝的宗主地位。忽必烈丧失了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外的领土，只能控制蒙古本土（蒙古高原）、东北、华北、西藏等地，后来成功消灭南宋，夺取了富裕的江南。他以这部分领土为基础，在公元1271年称帝建国，建立了元王朝。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公元1279年，忽必烈彻底灭亡南宋流亡政权，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忽必烈为了显示自己的合法性，将元朝称为蒙古帝国的合法继承者，也是另外四大汗国的宗主国。忽必烈仿照汉人的习惯，把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祖父）、窝阔台汗（伯伯）、贵由汗（堂哥）、蒙哥汗（亲哥）全部追封为元朝的皇帝，而乃马真与海迷失也被追封为元朝皇后，但实际上忽必烈才是元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元世祖。
元朝在很多中央机构、军队机构和行省以下的大部分地方行政机构都设有达鲁花赤一职。不过达鲁花赤并不是有明确某一项职能的官职，而是分为多种类别。分为中央行政（如大都留守、上都留守、务农司等达鲁花赤）、外任的民职（如路、府、州、县等达鲁花赤）、军民职（如军民元帅府、军民安抚司达鲁花赤）、军职（万户府、千户所达鲁花赤等）、诸职（宝钞都提举司等）、匠职（如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等）。所以说在各地方都有设立管民或军民达鲁花赤，就连工匠总管府也有专管工匠的达鲁花赤。据此推断达鲁花赤相当于现在各级“书记”。
由此，达鲁花赤的职责不是固定不变，有管军、管民、管匠户、管封地等不同职能。达鲁花赤除了维护地方治安、审理案件等维稳地方外，还有另外一重要职责是镇压、征伐和讨叛。成吉思汗时期任用的达鲁花赤，有蒙古人，也有被征服的中原及西域诸国的其他民族成员。太宗窝阔台在公元1229年继承汗位后，也任用各族成员，比如西域人、回回人、汉人等各族人。元朝初期，忽必烈并未禁止其他民族担任达鲁花赤，但是在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开始，元朝正式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至元五年又规定：“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至元十六年，又“议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之后，一直都有类似汉人禁止担任达鲁花赤的诏令颁布。不过之后也有汉人再担任达鲁花赤的情况出现，像派往高丽安南等藩属国时，汉人起初多任副达鲁花赤，如果原本的达鲁花赤卒或还朝，那他们则升任达鲁花赤。再比如一些环境相对恶劣的边远地区，蒙古人不愿去，才派汉人去担任。还有一种情况是因战功而授予达鲁花赤，但是这种任命一般不长久，不久后就改任别职。当然还有一种投机倒把的情况存在，那就是汉人改蒙古名冒充蒙古族，进而出任达鲁花赤。在达鲁花赤群体中，也不乏为民请命、为政清廉的例子。比如赛典赤瞻思丁是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后改为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颇有政绩。后来他在云南任行省平章政事时，教民播种、建孔子庙、授学田等等，死在任上时“百姓巷哭”。交趾王派人祭奠，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不过，也存在作恶的达鲁花赤。《烬余录》记载，元朝末年许多达鲁花赤赤裸裸地对所辖百姓执行“初夜权”，为此，某些地方的汉族百姓还衍生出了“打头胎”的习俗，也就是将第一个孩子杀掉。这应是“妇女裹（缠）脚”“达子”源头，“八月十五杀达子”的导火索。
在助缘题名中，交城县长官覃山秀，此人应是《交城县志》（清光绪八年刊本中第187、191、192页）（图4）中元朝知县的覃澄。另据网查覃澄(公元1213年-1271年)，山西交城人，祖籍元德兴府怀来县(今张家口怀来县)，《元史》有传，见《元史》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七十八，良吏:覃澄(元)，字彦清，德兴怀来人。父资荣，金末为交城令。国兵下河朔，乃以县来附，赐金符，为元帅左都监，仍兼交城令。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早就根据传世文献和蒙元时期的石刻资料指出，谭澄家族的姓氏实为“覃”，谭澄和他的父亲谭资荣生前的记载都写为覃澄、覃资荣。大德、至大年间，姚燧为覃澄撰写神道碑，将“覃”写为“谭”。这一改动直接影响了《元史》。根据谭澄的碑传资料，大蒙古国时期，交城县令的职务，在覃家世袭，“国初为制，皆世其官，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父兄存，将传子弟者，亦惟命。”覃澄的父亲覃资荣、叔叔覃资用先后任交城令，覃资用死后，覃澄继任，时为公元1236年，覃澄23岁。这一年正好是大蒙古国进行投下分封的丙申年，交城县所属的太原路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覃澄努力学习蒙古语，以便和察合台派来的达鲁花赤直接交流。“太宗之八年丙申，州县守令上皆置监，动惟国言，公不能也，而受成说译人。虑其见欺，乃私与国言者游，日熏而月聒之，满岁而悉能精晓。他日郡议，不资用译，应务无滞。人悉异其不学而至。”这里提到的交城县令之上设置的监县，应当就是《东仙洞记》助缘题名中位列最后的“宣差交城县达鲁花赤押剌浑”。其具体事迹尚待考索。
覃澄担任交城县令一直到蒙哥汗甲寅年（公元1254年），“岁甲寅，世祖渊龙平大理还，［覃澄］始入见，嘉其举趾凝重，出话慎详，留居藩府，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为县。”在覃山阜公元1254年担任交城县令之前，一直由覃澄任此职。那么，《东仙洞记》中的“交城县长官覃山秀”应当就是覃澄。他本名山秀，后来改名为澄。山秀、山阜，兄弟二人的名字亦可呼应。
在助缘题名（图5）中，弓姓有两个村，杜賢村：弓迂、武口、王京、王原 、娄忠、祁顕 、高翛、裴定、乌玉、史珎、娄望、口润、武全、弓和、高齊、闫益、米十六 、刘清、贺成、李玉、刘顕、陳那；曹平社：弓口、弓顺、弓亨、弓文、弓清。功德名后署“癸卯年三月日，杜贤村大户高玘、石琼同立石”，以公据的形式，告知交城县达鲁花赤、管民官、东仙洞大户头目人等，“这丁丙的门人崔志遇等，东仙洞与二大王祝寿，可确定公元1243年交城县官方组织，由地方刊刻的石碑一方，可以判断出杜賢村和曹平社当时是大村，离东仙洞较近，村里的弓姓人是经济大户，弓姓户主年龄应在35-50岁，出生时间应在公元1200年左右，距今约820年。
综上所述，《东仙洞记》上截碑的辛丑年为公元1241年，大蒙古国窝阔台汗十三年，下截刊刻文中的癸卯年为公元1243年，在助缘题名中，杜賢村和曹平社的弓姓族人距今约820年，为古交地区最早实物记载。倘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写于公元二零二四年六月二日
[1] 党宝海.察合台史事四题——卒年、驻地、汉民与投下[J].西域研究,2019(03):58-70+157.DOI:10.16363/j.cnki.xyyj.2019.03.005.
[2] 高宝钰.德政碑视野下对达鲁花赤的重新认识[J].青藏高原论坛,2023,11(04):123-128.
[3] 刘勇.碑铭所见蒙元山西汉人达鲁花赤考略[J].史志学刊,2023(03):20-32.DOI:10.13514/j.cnki.cn14-1186/k.2023.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