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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考察历史原因和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时要抱有全面、辩证的态度，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这其中就牵扯到论迹、论心的问题。
近代，列强入侵，面对民族危机中国的各个阶层掀起了反侵略求富强的道路——地主阶级洋务派搞洋务运动，农民洪秀全要建立天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图存、革命派“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还有张謇等人倡导实业救国，无产阶级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究其这些人背后的动机就要“论心”，论心就不免带有主观性，就有个高低贵贱之分。历史活动的推波助澜者、参与者有的出于私利重、有的出于公心多，都是公私兼有——人毕竟是复杂的生物，人心不蛊、人心叵测。教科书中正面描写的这些历史人物一定是出于公心多些，何为公心？就是“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共产主义”，就是将国家民族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这样看来，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有必要“论心”，有必要考查他的动机。我相信洪秀全一开始真的是想带着起义的弟兄建立一个“天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否则也不会有《天朝田亩制度》），后来人性的自私和贪婪使他违背了初心使命。我们后人在评价他的时候能不能以“初心”作为评判他的依据呢。我想这样是必要和全面的。
论迹，就是看一个历史人物做了什么产生了怎样的客观影响。论心带有主观性，论迹就是客观的存在。李鸿章为什么要创办淮军？为什么要创办北洋水师？为什么北洋水师会战败覆灭？为什么他代表清政府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些问题有必要“论心”——考察李鸿章的动机。但创办淮军、创办北洋水师、签署不平等条约、助推洋务运动等确是客观发生的事实。他做的这些事情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对国家民族发展而言是有利的。因此，在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时我们不得不重点关注他做了什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论迹”。
所以，全面客观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既要“论心”也要“论迹”，主要还是“论心”。那么，论心和论迹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心”极大影响着“迹”。孙中山、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一辈子都在革命，为的是民族解放。他们在整个革命和人生历程中也犯过错误，但功劳是主要的和重大的。他们做出的伟大成就“迹”是有“心”而发的。
由此推知，我们在评价近代西方列强侵华时就不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圈套。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固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但列强侵华的目的是弱化、分华、亡华为目的的，用心险恶，其“心”可诛，纵然做了些许“好事”也是“无心之举”，犯不着你“感恩戴德”。所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能论迹不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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