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埃及回来，我一直沉浸在三个迷思之中。严格来说这些算不上见闻，但却因见闻而生迷惑，继而思之，所以还是放在第七篇。
迷思之一 古埃及文明有没有消失
现在的埃及，全名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与古埃及除了地域上的重叠，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文化并没有什么关系。
古埃及身在北非，毗邻欧亚大陆，因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造就的文明，有可能反而是它消亡的原罪。古埃及先后被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及希腊马其顿征服，但文明和宗教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恢复国家的可能。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也曾任古埃及法老）死后，政权由其弟弟腓力及他未出生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四世继承。他俩的软弱无能，给埃及总督托勒密带来了反攻的机会，托勒密于前305年自称法老，重新恢复古埃及文明。托勒密王朝又延续了300年，直到前30年被罗马帝国彻底征服。
起初，罗马人对古埃及文明非常宽容，信奉古希腊的多神宗教文化，但是392年罗马立基督教为国教，从此下令消灭一切异教徒，古埃及文明逐渐衰落。642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建立阿拉伯国家，信仰伊斯兰教，此后12个世纪的连续影响之下，古埃及文明几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个突出的指征就是语言文字的消失。古埃及人有自己的语言和书写系统：象形文字、棺篆、圣书体、世俗体、科普特字母等，长期以来，人们不知如何解读他们。直到200年前，罗塞碑的出现推动了“埃及学之父”商博良成功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并掌握了科普特语（科普特人本是阿拉伯人进入埃及后对当地人的称呼，后来大多数人都转说阿语，科普特人成为那些少数坚持使用古埃及语的土著的称呼，目前科普特人约占埃及人口的不到10%）。200年间，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不断的研究，直到如今依然有很多学者致力于通过破译文字来了解古埃及文明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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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塞塔碑
可以说，现在的埃及并非传承自古埃及文明，而是它的再次发展而成。据说埃及的阿语是有自己的特殊词汇的，而埃及语中的很多词汇其实依然存在于阿语中。我不懂阿语，无从验证，但我希望这点真实存在。
突然想到汉语和汉字也一直在发展演变，汉字也曾面临即将被废除的境地。1916年，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用英文发表了学术论文《中国语言的问题》，第一次正面论证废除汉字、采用拉丁罗马字母的可行性。随之而来两场字母化运动：1920年代的罗马化运动和193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我们熟知的新文化、新文学的领袖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赵元任、瞿秋白、鲁迅等都主张废汉字。汉字革命的过程绵延了半个世纪，直到1958年周恩来总理宣布《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规定了三项主要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就避开了废汉字的终极目标，让汉字革命逐渐淡出集体记忆。简化字对于消除文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汉字在实际使用中一直在发展演变升华，如今，我们依然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让汉语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传承了下来，幸甚至哉！
迷思之二 尼罗河不再泛滥是利还是弊？
我们从中学课本上得知，尼罗河每年定期洪水泛滥，泛滥时期将会持续4个月左右，这时河岸的一切将被洪水淹没。而当洪水退去后，河岸上将留下一片片肥沃的黑色土壤。古埃及人四五千年前就知道如何掌握洪水的规律，他们在尼罗河两岸耕种、捕渔，畜牧。一条尼罗河，赋予古埃及丰饶的物产，尤其是尼罗河三角洲和河谷地区，更是孕育了埃及7000年的灿烂文明。
我们去的时候是七月底，正值水位上涨的中间阶段。在西边的撒哈拉沙漠和东边的阿拉伯沙漠的两相夹持中，尼罗河依旧波澜不惊的向北蜿蜒向下，丝毫未见湍急，只觉静水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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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的尼罗河水面（阿斯旺码头附近）
尼罗河不再泛滥，归功于阿斯旺水坝（Aswan High Dam）的建成。在开罗以南800公里的尼罗河畔，水坝自1960开始建设，历时10年，耗资9亿美元建成。
站在111米的阿斯旺水坝上，往下看，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被拦腰截断，往南看，世界第二大人工湖纳赛尔湖壮阔无边，这座宽15公里，长500多公里的人工湖，能够吞下尼罗河的全年径流，实现河水多年调节，使1964年的洪水，1972年的干旱，1975年的特大洪峰和1982年以来的持续低水位都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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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斯旺水坝看尼罗河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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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旺水坝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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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斯旺水坝看尼罗河下游
我们很容易理解水坝所带来的便利与好处：阻止洪水泛滥、减小旱灾造成的危害，满足电力需求，甚至可向邻国输出电力，因水坝而建的纳塞尔人工湖泊也相当壮阔。对于水坝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并非不知：水坝阻挡着洪水泛滥的同时，也阻碍了河底的淤泥。尼罗河流域可耕地土质肥力或将持续下降，两岸土壤盐碱化加剧、下游河水水质恶化，尼罗河出海口海岸线内退。事实上，因为缺乏新的沉积物来填补，加上海水对尼罗河三角洲带来的侵蚀，造成三角洲逐年下陷，间接结果是土地盐碱化，长远来看，会带来淡水资源与耕地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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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正在等候过船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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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船闸之后回拍
现在的埃及面临自身成长的挑战：人口激增、土地流失，以及工业发展多少会带来的环境污染。三角洲是否丰饶依旧，这片土地是否能哺育依存它而生活的人民？这些问题，让我有些担忧。
据科学家预测，全球变暖使注入地中海的水量不断增加，到本世纪末，地中海的海平面将上升0.3米至1米，届时，与地中海近在咫尺的尼罗河三角洲，将被倾泻而来的海水淹成泽国，埃及将因此遭受不可想象的损失。
近年来，埃及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尽可能地把阿斯旺大坝的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政府成立了一个由水资源部、环境事务部以及内政部组成的部长委员会，计划加大投入，持续对尼罗河的水质监管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保护尼罗河的主河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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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投射在尼罗河水面，像洒了碎金一样
不仅如此，专家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水利治理已不再适应埃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只有通过兴建新的适合人类居住的田园、改变人口分布过于集中的现状，才能正缓解阿斯旺大坝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所以，在水资源的利用开发方面要放弃固守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的旧思路，把目光投向尼罗河两边的东西地区，“向沙漠进军”。
就在我们向南而行，穿过努比亚沙漠的时候，从车窗外看到公路沿途很多的小片麦田，刚刚收割过，也许刚烧过麦秸，土地是黑色的，斑驳夹杂在沙丘之间。那是他们把水库里的水从地下引到了沙漠里，一点儿一点儿地改造沙漠，进行耕种。四十八度的高温之下，每一分付出都尤为不易。麦田里，还停着几架像滑翔机翼骨架一样的设备，当它们开始旋转的时候，就可以喷洒浇灌，滋养这一小片的麦田。这让我有些感动，钦佩于人们的努力与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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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比亚沙漠里的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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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麦田还没有烧灰，能看到青黄色的麦秸。仔细看能看到浇灌设备的模样）
那一刻，我切身体会到，环境保护，是每一个地球人应该关心的课题和努力的方向。
迷思之三 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哪个更迫切
也许因为陪浩浩专门学习了袁隆平的故事，我们一直对粮食安全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所以当我听导游说，埃及每年有50%左右的粮食是需要进口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很紧张。
查阅了资料显示：2023年埃及人口1.11亿，联合国记录的埃及耕地面积为4005万亩，中国记录的为5106.6万亩，折中为4500万亩左右（占国土面积不到4%）。埃及人喜欢吃面食，差不多一半的耕地会种植小麦，还有一部分种水稻和玉米。其余耕地会种植经济作物,包括甜菜、甘蔗、番茄、马铃薯、洋葱、橙子、葡萄和椰枣。出口的主要农产品有土豆、番茄、棉花和柑橘、椰枣，大部分出口目的地是欧盟、俄罗斯、北非和中东。
2021年4月埃及《今日埃及》曾发布消息：埃及供应和内贸部长莫泽里（Ali El Moselhy）表示埃及实现小麦自给率55％。也就是说自产小麦大概能养活6000万人左右，其余5000多万人则需要依赖进口粮食。不仅本国人要吃，每年还有大量的旅游人数要吃饭，仅2024年上半年，就有706.9万人次。吓我一跳。
我忍不住问，为什么一边靠进口粮食，一边还去种经济作物，不多种点粮食呢？导游说，我们建设国家需要外汇呀，需要那些经济作物换取外汇。
是呢，我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我们一向认为，饭碗要牢牢捧在自己手上，所以我们虽然也进口粮食，主要是进口大豆、玉米等当作动物饲料。但我们有18亿亩的耕地红线，人均粮食获取量在900多公斤，对比国际粮食安全人均获取量400多公斤的标准，在主粮问题上一直是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适当的进口能够带来市场的多元化，对价格的稳定也有好处。
反观埃及，作为全球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埃及一度深陷全球粮食危机的漩涡。人口高速增长与耕地、水源短缺的现实形成了尖锐矛盾，粮食危机严重制约埃及经济发展。埃及不得不高度依赖进口以弥补越来越大的粮食缺口。然而，过度依赖进口意味着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面前缺乏灵活性和主动权。
近年来，多种因素导致国际粮价居高不下，这给恩格尔系数普遍较高的中低收入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几乎所有这类国家都出现了高通胀，埃及同样也面临通胀，并进一步导致贫困加剧。埃及约有30%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食品支出在这类家庭的日常支出占比高达37％，粮价上涨对他们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要解决粮食危机问题，要么借助科技手段实现亩产突破，要么通过现金援助为贫困人群“兜底”。前者难以立刻生效，后者加剧政府负担该补贴。还记得在见闻录之二食有其源里所说的贫困人口1埃镑20个Aish的政府补贴价吗？这一补贴政策每年超过30亿美元，现在这项补贴正在面临改革，而一旦粮价失控，减贫努力可能付之东流。
根据埃及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23年埃及的外贸格局展现出了进出口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一年的出口总额攀升至1290亿埃镑， 增长了31.3%。与此同时，进口总额的增势更为迅猛，从2022年的1820亿埃及镑跃升至2553亿埃及镑，涨幅高达40.2%。贸易赤字增长了50.8%。
我想起了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他的杂交水稻被称为“东方魔稻”，在全球40余个国家种植超过800万公顷，按每公顷平均增产两吨稻谷计算，年增产粮食1600万吨，可以多养活4000万至5000万人口。然而王导并没听说袁隆平，而且埃及人也并不喜欢吃大米。所以即使已经培育出了产量高，耐盐碱，耐高温的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布隆迪、马拉维、科特迪瓦、塞内加尔、乌干达等非洲国家都试种成功，但是在埃及并没有种。
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哪个更迫切，这个问题看来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