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第四十个教师节，学校要求班级以“吾爱吾师”为题出一期板报。主题很好。这让人想到了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西方谚语“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仔细想想这句话颇有意思，它能折射出中西教育和文化的一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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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名言来自拉丁文谚语“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其英文含义是“Plato is my friend, but the truth is more my friend.”直译成中文就是：“柏拉图是我的朋友，但真理更是我的朋友。” 所以，将其翻译成“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似乎并不准确，应该是“吾爱吾友（柏拉图），吾更爱真理”才对，老师和朋友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然良师亦可为益友）。据说，这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要稍晚于孔子，但都处于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理论）。同处于东西方古典时代的孔孟与“希腊三贤”犹如璀璨的启明星，分别对东西方文明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我们不妨以“吾爱吾师（友），吾更爱真理”为引子，从师生关系、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方法等方面谈一谈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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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与友
“爱要怎么说出口”——别说是在中国古代，就是在当代，说“爱”一个人，对多数人而言都是羞于启齿的。学生对老师的情感是“敬（畏）”多于“爱”的。因为师与天地君父同列，学生怎敢造次。《尚书·泰誓》中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意思是上天选择并支持君主，同时也赋予君主作为民众的导师和领导者的责任。荀子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赋予了师与天、地、君、亲并列的地位。（邵晓枫《中国师生关系观变迁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18期）儒家经典 《白虎通义》 中也强调“人有三尊，君父师是也”，教师被列入与君、父共同受特殊尊敬的行列。《国语》在开篇有这样的记载：“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礼记·礼运》中说：“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即发源于此。周武王称其师吕尚为尚父，齐桓公称其师管仲为仲父，可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思想早已在人们的共识之中。“天地君亲师”的观念就是赋予教师权威，教师在人格、知识、思想上代表国家、代表真理、代表长辈，这种地位使学生诚服，使全社会认同，大大地强化教师的教育作用力和社会影响力。师道尊严这一说法最早见于 《礼记·学记》 中：“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意为教师得到了尊敬，其所传授的“道”才能得到重视，人们才能懂得敬重学业。“尊师重道”当然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2024年8月6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全社会涵养尊师文化，提振师道尊严，注重尊师教育，开展尊师活动，将尊师文化融入学生日常言行。支持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采取多种方式尊师重教，形成良好社会氛围。
反观西方，从拉丁文谚语“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柏拉图是我的朋友，但真理更是我的朋友。”）可以看出，一是学生亚里士多德直呼老师其名“柏拉图”（Plato）；二是将其称为“朋友”（Amicus）；三是认为“真理”（veritas）更重要（magis）。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老师柏拉图看得高高在上，而将其视为良师益友，师生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柏拉图曾称亚里士多德为“学园之灵”，足以见得他对学生的重视与肯定，而亚里士多德对于老师的尊敬也无处不在，哪怕柏拉图已经去世，他仍然在学园停留了两年。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真理至上的师生关系的影响下，亚里士多德所建造的学院以漫步派或逍遥派著称。顾名思义，他的教育是在漫步时与学生的交谈中所进行的，在这样一个轻松的交谈式教育过程中，学生和老师间的一问一答无不体现着教学相长和真理至上，对现代师生关系中“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实，对老师的尊敬与对真理的崇尚是互不矛盾的两件事，亚里士多德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对柏拉图的尊敬与热爱之情丝毫未变。（李双钰 郭晓蓓《亚里士多德师生观对现代和谐师生关系建构的启示》，《科技文汇》2020 年第 25 期）
由以上观之，在中国古代师生之间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教师在学生面前具有绝对的权威；西方的师生关系则较为平等。这一点也可从从流传下来的画作看出端倪。
二、画说差异
下图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雅典学园》。《雅典学园》（Athens Academy）是拉斐尔在1510年至1511年间受教皇朱利叶斯二世（Pope Julius II）的委托，为梵蒂冈宫创作的一系列壁画。此处展现《雅典学园》是这系列壁画中最著名的一幅，它描绘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聚会。这些人物代表了不同的思想和学科，包括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等。他们或坐或立，或讨论或思考，形成了一个充满学术氛围的场景。壁画中心是两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被描绘为手指指向天空，象征着他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形而上学，即理念世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则手掌向下，象征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实证主义。这幅壁画象征着智慧、知识和学术辩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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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幅图是分别《孔子杏坛讲学图轴》《孔子圣迹图》和《孔子杏坛讲学图》。《孔子杏坛讲学图轴》为明代画家吴彬所绘，绢本，设色，纵125厘米，横62厘米。原为孔府家藏品，现藏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画面中，孔子端坐于大树下的高台上，弟子们围其四周，席地而坐，显示师生有别，于规矩和秩序中体现孔子儒家学说的“礼”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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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圣迹图》是由清代画家焦秉贞所著的一幅国画。该画为绢本设色，纵29.2厘米，横35.7厘米，现流落于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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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讲学图》孔子博物馆藏，明前期作品， 绢本设色，工笔重彩，纵166.5厘米，横85厘米，款署“李唐”，朱文印三方。《阙里文献考》载：“石壁下老松盘曲，文杏杂列，先圣执如意，凭几讲授。弟子拱立受教者一人，执香炉立者一人，拱手侍者二人;群聚讲业者十有六人，内一人抱琴，三人执卷，余或拱手，或敛袖，或曳杖，或行相问答。凡弟子在列者二十人。宋李唐画。”经鉴定此乃明人仿李唐之名而作，实为明代早期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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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幅图都是孔子端坐在杏坛之上讲授学问， 周围围绕着他的弟子们，他们或坐或立，聆听老师的教诲。弟子们有的沉思，有的记录，有的互相讨论，生动地展现了学习场景。画面中不难看出讲学活动井然有序，孔子的形象是高高在上的，下面的弟子毕恭毕敬，充分显示出师道尊严，与前面《雅典学园》的场景迥然不同。通过对比，形象反映出东西方师生关系的不同——东方的“师道尊严”与西方“良师益友”。这种不同在同时代的东西方经典中也可见一斑。
三、话说差异
在东方有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论语》，在西方同样有记录苏格拉底思想和对话的作品如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等。
在《论语》中有很多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对话多是学生问老师一些问题，老师谈自己的一些理解以教导学生。例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回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就是“仁”，然后告诉他怎么做到“仁”，颜回很听话地表示自己愿意这样做。而对于不听话的宰予，孔子则表现得十分反感。宰予与孔子在“守孝”问题上有分歧，学生坚持自己的主张，孔子很不高兴。后来看到宰予白天睡大觉，骂他烂泥扶不上墙。《论语·公冶长》云：“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由此可见，这种对话交流是不对等的，所传达的是孔子对弟子的说教，于学生而言老师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
《对话录》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作品，主要记录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对话，其中苏格拉底通常是主要对话者或主角，通过与其他人物的对话来探讨哲学问题。《回忆苏格拉底》作者色诺芬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回忆了苏格拉底一生的言行，着重追述了苏格拉底对政治、宗教和道德等问题的看法。以下节选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记录了苏格拉底与青年尤苏戴莫斯（Euthydamus）有关“正义”问题的谈话——
“虚伪是人们中间常有的事，是不是？”苏格拉底问。
“当然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苏问。
“显然应该放在非正义的一边。”
“人们彼此之间也有欺骗，是不是？”苏问。
“肯定有”，尤回答。
“这应该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当然是非正义的一边。”
“是不是也有做坏事的？”
“也有”，尤回答。
“那么，奴役人怎么样呢？”
“也有。”
“尤苏戴莫斯，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如果把它们放在正义的一边，那可就是怪事了。”
“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人民，是不是也能说它是非正义的呢？”
“当然不能。”
“那么，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当然。”
“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这也是正义的。”尤回答。
“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
“当然是，不过，一起头，我还以为你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哩。”尤回答。
“那么，所有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的一边了？”苏问。
“好象是这样。”
“既然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就应该再给它划个界限：这一类事，做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但做在朋友身上却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苏问。
“完全同意。”尤回答。
苏接下去又问道：“弱国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就要来了，因此，就制止了士气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回答。
“又如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我看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回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志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该放在拿一边呢？”
“当然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回答。
苏又问：“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況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的确不是，”尤回答，“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话。”（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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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话片段不难发现，苏格拉底以“产婆术”式的教导方式在一问一答中不断启发对方思考，问题层层深入形成一条问题链，最终让被教育者恍然大悟，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这种教育不是机械的说教，不是教育者的地位和学术权威凌驾于被教育者，而是被教育者的自我觉悟，其背后反映出的是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为何古代东西方的师生关系会有如此差异？近现代的师生关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且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