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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风：美比历史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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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风（1916年-2007年），齐白石入室弟子。原籍浙江富阳，出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散文家。郁风曾热衷于现代中国画的探索，她的作品构思精巧，色调秀丽，意境清雅，富有浓郁的抒情意味。芦苇、野花、西北和江南的风景，通过她的画笔，表现出现代中国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这种心灵感受的作品不知不觉地就引发了人们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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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黄苗子与郁风的新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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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郁风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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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风老人的生命力在朋友眼里简直是个奇迹。晚年她先后做过三次大手术。但手术过后，她依然精力旺盛，对聚会和旅行充满兴趣，忽而香港，忽而桂林，仿佛永不知疲劳为何物。饭桌上有朋友开她的玩笑，戏称：江湖人称“郁三刀”。她哈哈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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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郁风黄苗子在香港出席黄永玉画展开幕式。
七十年前，郁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后，热爱艺术的郁风就开始显露出与众不同之处。著名画家潘玉良是她的老师，但她不喜欢那种仕女风格的优雅。她喜欢豪放，喜欢热烈，喜欢无拘无束的个性挥洒。这样的性情，不需要刻意打扮， 她画自画像。找来一块大红布，随意往头上身上一裹，恰同于西班牙女郎的奔放和热烈。这幅自画像，起名为《风》，上海著名的《良友》杂志一九三五年发表这幅作品时，在“编者按”写道：“郁风女士，为文艺家郁达夫先生之侄女公子，作画潇洒豪放，笔触流动，为现代女画家之杰出人材，上图即为其近作自画像之一。”画面上这位姑娘。既不是大家闺秀似的含蓄、优雅，也不是小家碧玉似的温柔，而是一个火一般热烈、透出逼人锐气的现代社会女性。她的眼睛，大而炯炯有神，仿佛逼视着面前的一切，不需要任何遮掩；两道细长的眉毛，生动地渐渐上斜，然后又略微弯下，被勾画得十分有力大胆；嘴唇显得颇为性感；头巾稍稍将左额的一角遮住，使椭圆形的面庞，多了一些变化。即便在七十年之后，面对这幅郁风早年的自画像，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豪放风格。如画题所写，一阵青春的风，火辣辣，热烈而清新，扑面而来。转眼间，二十岁的姑娘已成了九十岁的老人。性情依旧，笑声依旧。她向我讲述“文革”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的故事。
在秦城监狱的囚室里，透过窄小的窗户，她仰望着天空，云的飘动和光亮的变幻，让她想到一个个熟悉的画面。她是那么渴望回到大自然的景色之中。在放风时，她偷偷抓一把草放在口袋里，然后又抓上一把带土的青苔放进挽起来的裤腿里，将它们带回房间。回来后，她将青苔和小草放在肥皂盒里养，浇上水，静静地注视它，看着发蔫的草叶慢慢恢复生机。这该是她最为兴奋的时刻。小草生长着。她又利用放风的时候，找到一点青苔，上面带着土，把它和小草放在一起。每天发的手纸她节约一些，用小纸做一个小蒙古包，放在肥皂盒里。小草是树，青苔是草原，还有蒙古包，在郁风想象中，这就是她在五十年代去过的内蒙古海拉尔大草原。有时，她用纸再折一个小房子，肥皂盒顿时又成了她的故乡江南。这便是一个画家在狱中的想象。色彩、情调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单调和寂寞而在她的心灵里失去过。她的绘画习惯，从来就是将记忆里的景色予以情感的过滤与补充，然后才予以精心描绘。现在，在狱中，记忆中的各种各样的景色，一一呈现于眼前，成为她重温艺术的唯一方式。
“美比历史更真实”，郁风非常喜欢这句话！ （文/李辉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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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先生写齐白石逸话《巨匠的光环》说，1951年有一天他和郁风去拜访白石老人，郁风拿出炭条画纸画了一幅老人作画的神情。老人十分喜欢，却又知道郁风没有把画送给他的意思，于是拿起毛笔在画上题了几个字：“郁风女士艺精，为白石画像甚似，然非白石所有，予记之。”苗子先生说:“老人晚年较少说话，幽默感却常表现在题记中。”郁风画的那幅素描画得真神妙，炭条写生的功力绝对不输徐悲鸿，跟她画黄宾虹画叶恭绰一样了不起，懂画藏画的人遇到这样的珍品贵些也乐意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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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郁风不但很不愿意送画也很不愿意卖画，偶然开画展顾客下了订金，临了她还会反悔舍不得交货！齐白石的画让人打秋风打多了，老人不仅知趣也许还暗暗佩服郁风的原则，欣然立据存照。老人通情，郁风在理：藏家不求画，画家不送画，那是最公道的规矩，破了这套规矩，社会再文明难免还显得不那么体面了。其实我老早留意到郁风不但脾气洋化礼数洋化连品位也偏向洋化，和她那一代的民国女子不太一样。她总是方方正正，总是刚刚烈烈，对人对事从来不跟你瓜瓞绵绵纠缠不清；她的画艺画品也从来带着几分欧洲20世纪初叶颓废的激进和沉实的浪漫，跟她的衣着打扮一样，端庄而飘逸，明丽而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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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和郁大姐旅居布里斯本那几年我跟他们的书信交往最频密。黄先生那时期在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撰写巨著《八大山人年表》，郁大姐画画不辍，写作不辍，作品又多又优秀，我工余苦苦研读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和相关的一些古籍材料，每有疑难总是写信传真请教满肚子学问的黄苗子，黄先生也总是立刻回信为我释疑。他的信长则数十行，短则三五句，大姐经常还在信笺空白处写些琐事琐感，细致的心思尽见机智和风趣。我猜想那是两老生平一段宁静、舒坦、顺心的异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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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敬慕林海音一生相夫教子写作创业，说是“我不禁惭愧地想到，曾经被我青年时代自以为革命思想所鄙夷的‘贤妻良母’这个词儿，已由林海音赋予全新的意义！”那是一个一生为家国多难发愤求强的旧时代闺秀的省悟。在这样的意绪里，郁风的文字总是带着一股异常节约的隐痛，读来更像一页痛史谦卑的脚注。写《三叔达夫》的长文里，家事国事的交融固然动人，郁达夫“五四”的翩翩长衫飘逝处，这位侄女儿的执拗和牵念尤其绵亘：“我又想，如果他活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让他亲眼看到那种种比敌人更残忍的暴行，比‘附逆’更丧尽天良的行为，他更会感到‘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而愤怒到甚至失去精神上的支柱吧。”
我很喜欢郁大姐画的一幅向日葵，有一年春节她送我的文集《故人·故乡·故事》封面上配的正是这幅画：浓彩中展露果敢的企慕，秀拔里潜藏坚贞的沉郁，远看近看都那样绵邈那样牵情。读她的文章读她的画，我读到的往往是中国现代史一袭微茫的背影。她91岁溘然走了，那袭背影仿佛也隐然走进了她另一幅画里的三叔郁达夫故居：庭院萧萧，花木萧萧，楼上露台晾晒的几件旧衣衫在微风中晃悠，天色渐渐阴晦，是掌灯的时候了。（文：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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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的 “老顽童” 黄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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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1913－2012）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作家、收藏家、慈善家。广东省中山市（香山县）人。其书房名为“晚安书屋”，门口挂着主人的打油诗“春蚓爬成字，秋油打入诗”。座右铭是“ 行己有耻, 博学于文”。他出生于书香世家，取名黄祖耀，“苗子”是其笔名，来自于他的小名“猫仔”，在家中13位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祖父黄绍昌（屺乡，一作芑乡）为清末举人、广东大儒陈兰甫先生的高足，博古通今、擅长词章，曾任石岐丰山书院山长。 父亲黄冷观（笔名昆仑），热衷于社会活动，曾参加同盟会，并担任广东《大光报》主编。黄苗子是一位“全才”，对书法、水墨、漫画、艺术理论以及诗歌、散文均有精深的研究和创作。他５岁到香港接受教育。受家庭影响，喜爱诗画文艺，８岁学习书法，12岁从名师邓尔雅先生学书。年轻时,漫画就曾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上。1931年进香港华仁书院学习英文。19岁来到全国文化中心上海，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安排任政府职员，同时从事漫画创作，并任上海大众出版社编辑。1933年，以“黄苗子”为笔名，为叶浅予等主办的漫画杂志《时代》投稿，后加入漫画画报《良友》做编辑。1936年，黄苗子发起筹备中国漫画史上首个全国性的漫画展览会。抗战爆发后，黄苗子到广州、香港、重庆，并在重庆与女画家郁风结婚，1950年后定居北京。50年代末被划为“右派”，“文革”时期被莫须有罪名关进“牛棚”达七年。1975年从秦城监狱释放。继续从事美术史研究和诗、文、书法、绘画的创作，在诸多方面彰显才华并逐渐得到业界的高度评价。他生前发表美术史论上百万言,成为吴道子、八大山人等研究权威。生前与张大千、齐白石、梅兰芳、陆丹林、叶恭绰、傅雷、庞薰琹、郑午昌、李可染、吴作人、叶浅予、林风眠、沈从文、傅抱石、潘天寿、吴冠中、华君武、张乐平、吴祖光、新凤霞、丁聪等多有交往，并建立深厚友谊。作品被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知名美术馆收藏。鉴于黄苗子对中国文化艺术作出了杰出贡献，2011年12月19日被授予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对黄苗子来说，可谓当之无愧。他的书法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将古篆字、画像砖、石刻瓦当等与绘画巧妙结合，独成一派“苗子体”书法。让人看后刻骨铭心、记忆犹新。他的中国画起步较晚，但由于早年从事过漫画，加上各方面美术和文学修养甚高，故作品很有特色，他善画花卉、山水，也很受市场青睐和追捧，曾在我国台北、香港，日本东京、大阪，韩国首尔、全州，德国科隆以及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等地展出，其作品被伦敦大英博物馆、德国科隆东方美术博物馆等收藏。他的美术评论很有个性，且著作颇丰4。尤值得一提的是，86岁的黄苗子开始用电脑写文稿，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财富。著有《美术欣赏》《画家徐悲鸿》《吴道子事辑》《八大山人传及年表》《画坛师友录》《古美术杂记》《艺林一枝》《黄苗子与郁风》夫妇画集《黄苗子书法选》《中国书法精品——黄苗子》《苗老汉聊天》《苗子说林》《青灯琐记》《迴风宧过眼录》等。黄苗子还是一位收藏家。早年常到各地搜集古代碑帖拓片，1949年前辗转收藏到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簠斋的一批金石拓片,其中《六朝诸家石佛造像》被视作当今所发现的对六朝时期佛像碑刻品相最好的拓片。黄苗子曾将这一生珍藏捐给高校。此外，2007年夫人郁风走后，黄苗子开始系统整理书画作品并拍卖。2007年黄苗子、郁风“迴风宧书画存珍”专题拍卖218件拍品全部成交，筹资超过3000万，启动了“黄苗子郁风基金会”，资助文化艺术与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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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黄苗子与郁风在重庆天官府郭沫若的家里举行了订婚仪式。同年11月，在嘉陵宾馆举办婚礼，书法家沈尹默做证婚人，赠诗：无双妙颖写佳期，难得人间绝好辞。取譬渊明远风日，良苗新意有人知。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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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郁风珍藏的当年新婚时诗人、书法家沈尹默的赠诗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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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风与黄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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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第一届全国漫画展，左起丁聪、黄尧、华君武、黄苗子
1929年，16岁的黄苗子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他把作品寄给了《上海漫画》，没想到不久就发表了，而且接到漫画家叶浅予的亲笔回信。黄苗子喜出望外，这使他更加喜爱漫画，对上海也无限向往。对于儿子的艺术天赋，父亲黄冷观却表现得不屑一顾，他极力反对儿子画漫画。1931年1月，黄冷观将从中华中学毕业的黄苗子送入香港华仁书院学习英文，这让黄苗子苦不堪言。1931年10月，黄苗子度过了他的18岁生日。一夜之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走自己的路。第二年，黄苗子买了去上海的船票，登船远行。黄冷观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父亲，得知黄苗子离家出走，当即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同乡兼好友吴铁城拍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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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于广州（左起：沈传仁、黄苗子、丁聪、夏衍）
在吴铁城的安排下，黄苗子任职于上海市政府。虽身在官场，但心在艺坛，黄苗子认识了漫画家叶浅予、华君武、丁聪、张乐平等人，常为叶浅予等主办的漫画杂志《时代》投稿，后加入《良友》漫画画报作编辑。黄苗子的才华、学识和活动能力，给美术界特别是漫画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陆续在《生活》杂志、《良友画报》、《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还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组织漫画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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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天，黄苗子和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王敦庆等人发起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漫画展览会，这次展览是中国漫画史上第一次全国漫画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以及海外华侨漫画界的600多幅作品。几年过后，黄苗子逐渐从一个漂泊来沪的漫画爱好者，成为上海漫画界的中坚人物。除了在各大漫画杂志上发表作品，黄苗子还撰写了不少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和评论文章。20世纪30年代有一本汇集了鲁迅、胡风、丰子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诸多名家文章的《小品文和漫画》，其中即有黄苗子的一篇《我的漫画理论——一个吓人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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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霞飞路有个“漫画俱乐部”，文人雅士经常在那里聚会，黄苗子就是在那个俱乐部结识了文学家郁达夫和他的侄女郁风。当时，黄苗子24岁，郁风21岁，二人最初在上海相识，后因为抗日战争奔赴不同的城市，几经周折，最终在重庆相逢。因为意趣相投，黄苗子和郁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艺和国事。1944年5月，他们在重庆天官府郭沫若的家里举行了订婚仪式。同年11月，在嘉陵宾馆举办婚礼，书法家沈尹默做证婚人，赠诗：无双妙颖写佳期，难得人间绝好辞。取譬渊明远风日，良苗新意有人知。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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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和郁风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在艺术创作上，夫妇俩彼此互为师友，开画展必然是两人联展，就连出画集也是这样——一本精美别致的书画集，书分两面，从前往后翻是郁风的画，名曰《小小画集》；从后往前翻是黄苗子的书画，名曰《我这本画册》。郁风优美柔和的画面，配上黄苗子粗砺刚猛的书法，刚柔相济。黄苗子曾说：“我和郁风走到一起，可以说是艺术做的媒，我们的结合完全是志同道合，然后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兴趣一致，心灵相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是爱情、婚姻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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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黄苗子一生中最大的财富，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得到过最大的益处就是朋友，我原来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什么学历，都是靠长辈、朋友的帮助，才有了一些学问。”1957年，黄苗子到广州送母亲上船回香港，为了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特别去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先生。当时，陈寅恪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要跟着一条白线去课堂。黄苗子记得：“陈老的头脑十分清醒，博闻强记。他指导我，让我查《新唐书》——第几卷第几页有一些有关唐代壁画的材料，《旧唐书》第几卷第几页也有——都是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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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盲后的陈寅恪
19世纪50年代的北京，黄苗子曾是诗人聂绀弩家中的常客。他回忆：有一天我跟聂绀弩开玩笑，我说他是研究古代小说的，研究“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我给他书房起个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他高兴得不得了，让我用隶书写好了挂在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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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
黄苗子还与启功、王世襄等人来往密切，1976年唐山地震后，北京芳嘉园小院的主人王世襄不肯离开他收藏的宝贝，竟想出一个办法：在他心爱的紫檀大柜里睡了好几个月。后来黄苗子书写一联赠他：“移门好教橱当榻，漏屋还防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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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和黄苗子、郁风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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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和画家许麟庐有着近半个世纪的交情，两人经历苦难的时候在生活上相互帮助，在艺术上更是难得的相互欣赏。有一次，一位青年画家口出狂言，说：“许麟庐的画易学，三四笔便是兰草，一两撇便是竹子，我正在这方面用功，三几个月，我的画就可以在琉璃厂见咧。”黄苗子在报纸上看到这些话后，不禁为这位青年画家捏一把汗，同时也想为老友鸣不平。于是，黄苗子写了一篇《下手风雨疾》的文章，他在文中说：“我真想奉告这位青年画家、这位老弟，许麟庐的‘三四笔’‘一两撇’是要花一辈子苦功夫的。你想走捷径，三几个月，没门儿……”青年画家看到后，心中不禁愧疚万分，连忙致信许老和黄老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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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麟庐
黄苗子懂得维护别人的尊严，所以他能够在许麟庐被青年画家轻蔑时，挺身而出，为老友仗义执言。同时也以十分友善的态度，对狂傲的青年画家称之以“老弟”，给予其善意的提醒和真切的劝告，促其改过改正。这样一种既能立人达人，也能诲人救人的态度和做法，让人由衷地信任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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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就有文人相轻、同行冤家的说法，而黄苗子处世洒脱大方，以开放包容的心胸与同行交流，让人感怀钦佩！因此，无论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40年代的重庆，50年代的北京，还是80年代后的劫后余生，人间事沧海桑田，朋友们风流云散，黄苗子始终是众人的黏合剂，他的家也始终是南北文化人的驿站。
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李可染、廖冰兄、丁聪、启功、黄永玉、黄胄、韩美林等人，都是黄苗子在美术界的好友。他说：“从二十岁到上海开始，我就得到很多朋友对我的启发、教育，所以我觉得要谈艺术，首先朋友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黄苗子的很多收藏，也都来自朋友的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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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阳朔一角》 黄苗子旧藏 1935年，黄宾虹时年72岁，任暨南大学教授。9月，黄宾虹在新华艺专校长汪亚尘家一次雅集中，与徐悲鸿合作《杂树岩泉图》并题字赠给黄苗子。平时，黄苗子的书法也经常得到黄宾虹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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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黄苗子与齐白石、叶浅予 。黄苗子当年与齐白石老人关系也非常密切，齐白石去世后，他主持了手拓齐白石老人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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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无极 《无题》黄苗子旧藏 边跋：此八十年代赵无极兄自法归国时所赠。每一展观，心神一畅。苗子记于无梦盦。
赵无极也是黄苗子的知己，19世纪80年代，赵无极自法归国时，专门赠与黄苗子一幅名为《无题》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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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嘉德曾举办黄苗子个人收藏拍卖专场，90件拍品中包括齐白石的《群虾》、张大千的《人物杂树图》、林风眠的《苇塘鹭鸶》、吴冠中的《竹涧鸣泉》、赵无极的水墨画《香山印象》等70余幅画坛师友绘赠的作品，而好友黄永玉的作品更多达十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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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黄苗子于黄永玉的家乡凤凰题写“月是故乡明”。说起黄苗子和黄永玉的交往，还要回溯到1946年。当时黄永玉22岁，黄苗子33岁，黄苗子收购黄永玉的木刻画，帮助黄永玉走出了生活窘境。从此他们有了几十年的交往，成为了终身知己。青年时的黄永玉经常向人借书，有些藏书丰富的人不乐意借给他，黄苗子从没有拒绝，甚至主动地推荐奇书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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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7日，黄苗子（左）最后一次来到黄永玉家。黄苗子对黄永玉说：“我的书库就是你的书库，要什么借什么，要什么给什么。”黄苗子珍藏的很多速读书卡片，也不吝借给黄永玉，一借就是三月半年，任抄任用。黄永玉至今都敬佩不已：“和苗子兄的交往真是珍贵难忘，他对人都是那么从容温润，他是一道清流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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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行书作品龚自珍《秋心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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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弘一法师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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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空山无人 水流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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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时，黄苗子曾写下遗嘱：坚决反对死后开追悼会、座谈会，不留骨灰，也不设灵堂。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还主张将自己的骨灰倒进马桶，或是拌到猪食里喂猪。他行文流水般的散文遗嘱，漫画大师般淡然的胸怀，惊呆了文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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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晚年住院时，刚住进去人们都对他毕恭毕敬。但很快，他就以幽默谦和的性格与大家亲和起来。虽然每隔一天就要做几个小时的肾脏透析，但他脸上很少显出难受的表情，护士都心疼了，他却跟她们开玩笑：“没事儿，我是特殊材料做的。”和其他老年患者不同，虽然躺在病床上，但黄苗子却“该看书看书，该画画画画”，兴起时还会为护士画上一幅肖像画。许多护士喜欢工余陪他说话，有人还顺便“整蛊”他一下，捏他鼻子逗他玩。更有“胆大妄为”者，趁他熟睡之际，抓起毛笔在他额头上画个“王”字。黄苗子发现后不仅不以为忤，还得意洋洋地说：“把老猫变老虎，爽歪了！”一位护士赞叹说：“他是个不想让别人悲伤、老是希望带给别人欢乐的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黄苗子一生都在用心交朋友，用感恩的心去为人处世。正如他在《画坛师友录》中所说：“生平所受师友之恩，如恒河沙数。” 他的崇高交际风范，值得我们学习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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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日，黄苗子眯缝着眼睛笑着说：“我今天100岁了。” 7天后，他翩然而去，逝前欣慰地说：“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如他广为人知的漫画作品一样，黄苗子的一生充满了漫画般的幽默、达观、潇洒。但细细端详，又不难发现这份诙谐背后的深刻与广博。
黄苗子的《遗嘱》
(一) 一、我已经同几位来往较多的“生前友好”有过协议，趁我们现在还活着之日起，约好一天，会做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做挽联的带个花圈，写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互相欣赏一番。这比人死了才开追悼会，哗啦哗啦掉眼泪，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批审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叫做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二、我死之后，如果平日反对我的人“忽发慈悲”，在公共场合或宣传文字中，大大地恭维我一番，接着就说我生前与他如何“情投意合”，如何对他“推崇备至”，他将誓死“继承遗志”等等，换句话说，即凭藉我这个已经无从抗议的魂灵去伪装这个活人头上的光环。那么仍然引用郑板桥的那句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此外，我绝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泪。至于对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毫无知觉的尸体去嚎啕大哭或潸然流涕，则是更愚蠢的行为。奉劝诸公不要为我这样做(对着别人的尸体痛哭，我管不着，不在本遗嘱之限)。如果有达观的人，碰到别人时轻松地说：“哈哈！苗子这家伙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恰当的，我明白这决不是幸灾乐祸。
三、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是光着身子进入人世的，我应当合理地光着身子离开(从文明礼貌考虑，也顶多给我尸体的局部盖上一小块废布就够了)。不能在我死时买一套新衣服穿上；或把我生前最豪华的出国服装打扮起来，再送进火葬场，我不容许这种身后的矫饰和浪费。顺便声明一下：我生前并不主张裸体主义。
流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是下决心叫人对死者最后留下最丑印象的一种仪式。我的朋友张正宇，由于“告别”时来不及给他戴上假牙，化妆师用棉花塞在他嘴上当牙齿，这一恐怖形象，深刻留在我的脑子里，至今一闭目就想起来。因此，绝对不许举行我的遗体告别，即使只让我爱人单独参加的遗体告别。
四、虽然我绝不反对别人这样做，但是我不提倡死后把尸体献给医学院，以免存货过多，解剖不及，有碍卫生。但如果医学院主动“订货”的话，我将预先答应割爱。
五、由于活着时曾被住房问题困扰过，所以我曾专门去了解关于死后“住房”——即骨灰盒的问题，才知道骨灰盒分三十元、六十元、七十元……按你生前的等级办事，你当了副部长，才能购买一百元一个的骨灰盒为你的骨灰安家落户。为此，我吩咐家属：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或别的东西的空玻璃瓶，作为我临时的“寝宫”。这并不是舍不得出钱，只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脑力劳动者，我应当把自己列于“等外”较好。
关于骨灰的处理问题，曾经和朋友讨论过，有人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共同进餐，餐毕才宣布饺子里有我的骨灰。饱餐之后“你当中有我，我当中有你”，倍形亲切，但世俗人会觉得“恶心”，怕有人吃完要吐。为此，我吩咐我的儿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过队的农村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复循环，使它仍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此嘱。
庄周说过一个故事：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个人志趣相投，都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于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地做了朋友。但不久，子桑户就死了，孔子急忙派最懂得礼节的子贡去他家帮着筹组治丧委员会。谁知孟子反、子琴张这两位生前友好，早已无拘无束地坐在死者旁边，一边编帘子，一边得意地唱歌弹琴：哎呀老桑头呀老桑头，你倒好，你已经先返回本真，而我们却仍然留下来做人。
子贡一见吓了一跳，治丧委员会也吹了。急忙回去找孔老头汇报。姜到底是老的辣，孔子听了，不慌不忙用右手食指蘸点唾沫，在案上方方正正地画了个框框，然后指着子贡说：“懂吗？我们是干这个的—是专门给需要这一套的人搞框框的。他们这两个可了不得，一眼就识破了仁义和礼教的虚伪性，所以他们对于我们这些框框套套都不屑一顾。不过你放心，人类最大的弱点是懒，世世代代安于在我们的框套里面睡大觉。而这些肯用脑子去想，去打破框框套套的人，却被人目为离经叛道，指为不走正路的二流子、无事生非的傻瓜。他们的道理在很长时期仍将为正统派所排摈的。子贡，放心吧，我们手里捧的是铁饭碗，明儿个鲁国的权贵阳货、季桓子、孟献子他们死了，还得派你去组织治丧委员会。因为再也没有像我们孔家的人那样熟悉礼制的了。”(大意采自《庄子·大宗师》)
以上的故事讲完，想到自己虽然身子骨还硬朗，但人过了七十，也就是应当留下几句话的时候了，“是所至嘱”！
(二)
上篇是一九八四年我写过的一篇《遗嘱》。那时我记得是七十岁，该做准备了。
又过了五年，现在我还没有死，按照外国布尔乔亚们的规矩，每隔几年，老头老太太都得重写遗嘱，直到他们写不动为止。
首先宣布：五年前我写的那篇《遗嘱》在我死后仍然有效，希望家属亲友，不要有半点违背。
其次，除了不发讣闻，不念悼词，不买灰盒，不留骨灰，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纪念会、座谈会等热闹名堂之外，也千万不要在家里悬挂本人遗像。这是为了免得我的仇人看见时心里暗喜：“这家伙毕竟比我先死了！”或者我生前的“债主”来临，顿时怏怏不乐：“这家伙还欠我一幅书法，这回让我永远讨不着了，多狠心！” 甚至还有些爱说闲话的人，对着遗像东一句西一句地各抒己见。
“人总是爱掩饰缺点的，苗子生前长得矮，所以死后只挂个半身像，让人看不出他是个矬子。”“干吗穿西装呢？死了还崇洋媚外。”如果遗像是干部服(其实近十年来我很少穿干部服，当然用旧底片放大也未尝不可)，又有意见：“标准像早都过时了，又不是什么首长，顶多像十多年前报上登过的王洪文。真是猪鼻子插葱—装象。”
“人都死了，还眼瞪瞪瞧着我们干嘛，你又没有丝毫本领改造世界！”
“老子”说：“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我平生已深深体会到竖个目标让人当靶子打的滋味；人都死了，还不图个清静，干吗要挂个遗像在家里任人指东划西呢？
我之不许挂遗像，还是根据实践经验得来的：我家多年来挂了我岳母的遗像，头两个月，老伴、儿子、孙子辈对着遗像还有点肃然之感，五六个月之后，天天相对，就“视若无睹”。奶奶再也没有指着外太婆的遗像，教育孙子学习外太婆的种种可敬品德了。还有一天，一位陌生远客受接待在我家便饭，就指着岳母的遗像对我老伴说：“您这张照片照得真好，就是稍为显老一点。”
为了免除不必要的公式和不必要的误会，我死后千万不要在屋里挂什么遗像。
第三据我奶奶说：我出生的时候并不难产，这说明我来到人间时是痛痛快快的，因此当我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也希望痛痛快快；我的意思并不是想“咔嚓”一刀当个烈士，当然这是再“痛快”不过的，但我从没有这种雄心壮志。我只是说，希望我是顺顺当当的、平平安安的、不拖泥带水牵累亲人不得安宁地死，比如说脑溢血，心脏突发症之类几秒钟内就魄归天国，这就最好不过了，当然，出门被汽车辗死，也很痛快，不过让满街的人看见我浑身鲜血躺在地上呻吟着的惨状而指手划脚，这首先使我的灵魂受到严重干扰，其次，给世人最后留下一个十分难堪的形象，并且痛快之中偏向于“痛”，这些我也不干。
我想到马克思之死，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午后，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安详而毫无痛苦地长眠”的，恩格斯为此发表过意见：
“医术也许能使他(马克思)再拖上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刻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它而又苦于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常喜欢讲伊壁鸠鲁说过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强时痛骂过的庸人们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千倍。”
啊哈！我找到提倡“安乐死”的经典根据了。
除此，我的亲人希望多拿几年日见微薄的工资(而不计较比工资多付出十、百倍的医疗公费)，或者出于一种浪费感情的“恻忍之心”，在我万一得了全身瘫痪、脑软化以及其他躺在床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拖延至十年八年的病症时，还让我光荣地当个“植物人”，那是一种极端违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极其残忍卑劣的行为。不！我是人就应当是动物，决不当什么“植物人”！我相信恩格斯的话句句是真理，我不希望科学家们通过我“为医学技术增光”。如有不肖子孙硬要我不死不活去当“植物人”供人观赏者，亦如郑板桥说的：“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考虑到当了“植物人”—也就是死人，不会说话了，就趁现在起把这个意见载入文字，“是所至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