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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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中原早期佛教雕塑的曙光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大同，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距今已有1600年的历史。这座石窟以其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而闻名，展现了古代中国艺术的辉煌成就。在云冈石窟中，有许多精美的佛像、壁画和石刻，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具有极高的价值，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文化和历史面貌。
云冈现存的主要洞窟，大部分是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的30多年间开凿的。其余小型窟、龛的开凿，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在这60多年间，北魏朝野在云冈开凿大小窟室数百座，工程浩大，形制繁缛。
云冈石窟修造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昙曜时期
这一期石窟开凿于文成帝时期，约460-465年间。主要代表是昙曜五窟，由僧人昙曜住持修建。五窟的共同特征极为显著：由国家经营，规模大、造像高，风格粗犷，凸显了早期佛教雕塑的外来特征，且每窟主佛都对应一个北魏王朝的一位君主。
第二时期：孝文帝前期
这一期石窟开凿于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的时期，约465-494年。这一时期的共同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雕刻造型追求工丽。
第三时期：孝文帝后期
这一期石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约494-524年间。第三期多中小型窟室，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的地区，多数由地方官吏、民间信士等开凿修造。这是因为平城（大同）在迁都后仍为北都，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仍占相当地位。不过这一期大窟龛明显减少，中小窟龛增多。
昙曜五窟——第20窟三世佛巨型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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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第二期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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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前对于云冈石窟的考察与重新认识
对云冈石窟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则是百年之事。
1904年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首先对云冈石窟进行探访，并拍下了大量照片，之后半的云冈研究，以日本学者居多，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大村西崖、关野贞、常盘大定、小野玄妙等，主要探讨云冈石窟的建筑特征和艺术源流；陆续出版《云冈石佛群》《大同云冈石窟》《大同石佛艺术论》《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等调查研究成果。
中国学者侧重在解析云冈历史与建筑，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1933年9月，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乘马车赴云冈石窟考察，对北魏石窟建筑进行了测绘研究。梁思成著述有《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等文章。
云冈石窟研究成为中国早期雕塑史、图像学、建筑史等学科重点学术分支。
日本学者勘察云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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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考察云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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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手绘云冈石窟佛塔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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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1949年期间对于云冈石窟雕塑的盗凿
昙曜五窟东端的第15窟与第16窟之间石窟壁
被盗凿前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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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爱德华沙宛对世界介绍了云冈石窟，1922年喜仁龙前来探访拍摄，世界文物大盗们将目光聚焦云冈石窟。开始疯狂的盗凿活动。
众多云冈石窟雕塑精品流向世界各地。
依托村民搭建的窝棚对房顶的雕塑进行盗凿
被盗凿的雕像在原位只剩黑黑的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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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云冈石窟成为日本侵略者控制的地区之一，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掠夺。据记载，日本侵略者利用战争的机会，秘密组织摄影技师进入云冈石窟，悄悄拍摄了一万多张照片。这些照片涵盖了石窟的各个角落和艺术作品，成为了云冈石窟在战争年代的珍贵历史记录。
除了摄影记录，日本侵略者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盗窃和破坏行为。他们暗中收买村民，雇佣盗窃者来盗凿石窟中的石像和文物。这些被盗取的文物后来出现在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博物馆中，成为了云冈石窟文物流失的重要来源之一。
被盗凿的云冈风格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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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盗凿的云冈风格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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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云冈石窟造像被盗主要发生于1907年至1934年间，其中以1918年至1929年间最为猖獗。经调查统计，被盗造像一百余件，现主要流布于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以日本为最，约占整个流失造像总量的65%。实际上流散欧美的云冈造像，多半也是经由日本古董商转卖出去的。
展品一 云冈石窟浮雕佛塔拓本
雕刻时期 北魏 孝文帝前期
拓印时期 20世纪30年代左右
云冈石窟存在大量的佛塔型雕塑，其中有印度式馒头状佛塔，也有中国佛法形式但塔刹为三叉戟结构，也有单层的中式佛塔或阁楼式佛塔，也有展品这样的纯粹的中式佛塔形式。
这是印度佛教传播至中国后，经过多年的改造融合后符合中国审美的造型。其上的一对击掌的飞天也已经不同于印度伎乐舞者的形象，开始曼妙的飞行于天上。
这张拓本依据拓印手法与装裱可知应该是日本学者考察云冈石窟时进行制作的。
颇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