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拉姆 | 文革中的芒果狂热

1966年，伟大领袖号召红卫兵造反。1968年夏天，红卫兵派系争夺权势，持续武斗。为了压制一下煽起的这股势力，伟大领袖派三万工人进入清华大学。学生抵抗，发起反击，最后学生投降。

为了向工人表示感谢，给他们送来一篮子芒果。这是前一天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带来的礼物。

芒果，引发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曾经详细研究记录芒果故事的历史学家弗里达·莫克（Freda Murck）说，“当时中国北方没有人知道芒果是什么。所以工人们整夜没睡，看、闻、摸，琢磨这个神奇的水果是什么。”

“与此同时，他们还收到了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说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得到这种认可让他们非常兴奋。”

这次权力从学生向工人、农民手中的转移，缓解了当时的无政府状态。莫克说，“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他们认为，伟大领袖干预了混乱、任意的暴力，芒果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进驻清华的工人之一张奎（音译）说，他们单位收到一个芒果，引起激烈辩论。“军代表双手捧着芒果来到我们工厂。我们讨论该拿它怎么办：切开吃了还是保存下来。最后我们决定保存。”

“我们找到一家医院，把芒果放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做成了标本。那是第一个决定。第二个决定是做蜡芒果，每个蜡芒果都有玻璃罩。做好了，革命工人每人发一个。”

工人们要庄严、虔诚地拿着芒果，否则会受批评的。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王小平（音译）收到一枚蜡芒果。真芒果有更大的用途。王小平说，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中，工人代表把真芒果送到机场。他们包了一驾飞机，将一枚芒果送到上海的一家工厂。

有芒果开始烂了的时候，工人削了皮、把果肉放在一大罐水里煮，水成了“圣”水，每人尝一勺。（据说伟大领袖听到这个细节时笑了）。

剑桥大学讲师亚当·周（Adam Yuet Chau）认为，“芒果不仅仅是伟大领袖给的礼物，芒果就成了伟大领袖。”

当时流行的诗也反映了这种心态，比如，“看到金芒果，仿佛见到伟大领袖……”

芒果游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红卫兵砸了寺庙神坛，但是，摧毁文物比消灭宗教行为要困难得多。不久，芒果也成了表忠心的对象，一些仪式模仿古老的佛教、道教传统。芒果甚至还被摆上祭坛，工人要冲着鞠躬。

芒果也成了宣传部门的一份“厚礼”，他们迅速生产出一系列芒果主题的日用品，床单、托盘、脸盆，芒果味儿的香皂、香烟。1968年国庆节游行彩车上也出现巨大的芒果模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芒果都如此痴迷。艺术家张洪图（音译）就向我讲述了他的疑虑。“报纸上登了芒果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滑稽、愚蠢，荒唐。我从来没有吃过芒果，但我知道芒果是水果，任何水果都有坏的时候。”

但是，那些公开表述怀疑的人受到了严厉惩罚。一位乡村牙医把巡游的芒果比作红薯，被当众羞辱，判了死刑。

一年半之后，芒果狂热降温了。没过多久，停电时人们开始用丢弃的假芒果当蜡烛。

1974年，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带着一箱菲律宾国宝级水果—芒果—去送给中国。江青试图重燃昔日那阵狂热，她把芒果又送给了工人。工人们举行了仪式、表示了感谢，但是，江青显然缺乏伟大领袖那种政治时机感。

转年，伟大领袖病重，也没有明确的接班人。江青下令拍摄电影“芒果之歌”，来借此巩固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是发行不久，江青就被逮捕，影片停止公映。

这成了芒果故事的最后一个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