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平 | 一位思想者的时代印记——《思想的碎片》卷首语

匪爷乃范步遥兄的网名。回想当初得识匪爷，也是通过网络互通，再加现实交往，终成莫逆。

岁月匆匆，转眼已逾十载。“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墙国十年，兴衰千载；友朋往来，故人聚散，倏成过眼云烟。 网络世界，白云苍狗，阴晴风雨，瞬息万变，比之现实世界，速率更快更魔幻。或因网上交际，几乎没有现实成本与身份约束，每因一时兴起，一念相合则聚，两言相冲则散，甚或一言不合而渐行渐远。此乃网络常态，世间常事。匪爷与我，则颇异于普通网友，纵然时代迁移，风云变幻，来了去了，往复循环，彼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却未曾间断。盖因我们之间的交往与过从，更多建立在思想的砥砺，路径的探寻上。“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是我们共同抱定的底层理念。我非正宗文人，但与“匪”为友，且成至交，还真有些无心插柳，始料未及。

十年来，网上网下公开和私下都习惯了以网名“匪爷”呼之，也就沿袭此一称谓吧。匪兄本是报人媒体中人，平日里勤思考，少应酬；信而好古，述而有作，集腋成裘，凡三十余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逐一缀理成文，累文成书，命余作序。我何人也，竟敢率尔操觚？“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 ，感念戒惧同在，惶恐犹疑相交。我尽管骨子里属于读书人，现实世界里也勉强算个文化人，平日交往的也多是些文人墨客，闲时也偶而成章，却极少为他人的著作作序。大抵有如下两层因由：首先，当然是我本无名无望之辈，人微言轻。“谁为为之，孰令听之？” ；其次是因为我不善于说恭维话，而习惯实话实说，有一说一。看到过以往我给几位朋友的新书，写过少的可怜的几篇序文，也就鲜有人再请我写序了。还有，就是我自己的原因了。“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不是同道与知己，也就话不投机，因而通常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可这一回，则略有不同。一方面，匪爷兄既为老友，更是心灵相通趣味相投的同道。我早知道匪爷饱读诗书，博闻强记，且于读万卷书之余，更远行逾万里路，不仅在文史领域精进独到，在考古、绘画方面，亦有专业级用力。对茶马古道、三星堆遗址、雅典史乘，亦有研究和专论。另一方面，在拜读其大量文字文本后，我有点喜出望外，不止是高兴，更是感喟，更是佩服：有友如此，何惧将来！在这样一个“读图读画”的快餐时代，这样一个只有娱乐没有文化，只有金钱没有思想，只有电脑没有人脑的魔幻时代，身边居然还有依依同行人，夫复何求。

孟老夫子说过： “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 匪爷何许人也？

初识匪爷，给人的第一印象，属于少有的耿介狂狷之士。远看狂妄豪气，近观纵情恣肆，雄辩滔滔。余曾与多位友人一道三上匪爷自己命名的“梯田博物馆” ，四访匪爷于端州，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环顾四周，大有一种“大隐隐于市” 的味道。登上梯田，凭栏远眺，却见端州城尽收眼底，更见“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让人不得不生发出云端仙境之感。“八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有一回，竟与三五好友在梯田顶上露营一宿，抬头见星空朗月，银河咫尺；低首看西江如练，脉脉东去。梯田亭台水榭，花果成林，融家居书斋于一室，衔园林山水于云端。

一、改造与改变的青年时代

人生本是一部大书，一部部大书累加起来，便构成那个时代的总体特质。匪爷的前半生有点传奇，是时代的“赐予” ，也是个人的“幸运”。如果按出生年代划分，匪爷属于典型的“生在红旗下，长在幸福里”的“红色一代“。而不幸的是，匪爷又是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则更清楚他们是“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长大要下乡，回城没工作； 结婚要计划，生育只一个。”用旅英著名女作家虹影的一部小说来描述这一代，就是典型的“饥饿的儿女“ 。这种饥饿，不仅是物质上的、肉体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心灵上的，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匮乏，灵与肉的同步亏缺。

匪爷的人生经历里，最让我好奇的，就是他这样一位看上去瘦弱的文人，在他的青年时代，居然“干过油厂机修工，所以会榨花生油；干过纺织厂保全工，所以会织布……都属于‘咕喱’(苦力)一行，如建筑小工、挖土方工、码头挑夫、双轮车夫。”当年还“高高瘦瘦的，却是一身钢筋铁骨，能一天到晚不歇肩地跳二三百斤。”（这一点不仅我将信将疑，广大网民也都怀疑，只是不敢公开怀疑罢了，至于原因嘛，自然是“你懂的“。）

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因了“居委会极力推荐，终于进了市里有数的一间近千人的大工厂，实现了从流氓无声者到产业工人的嬗变，尽管分配的是最劳累最危险的工种——铸造车间高炉工。”

看得出来，匪爷对他当年从事的这一工作，很有几分自豪和得意，而且还干的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工人生涯中最具战争气氛的场面是开炉浇铸。高炉学名叫冲天化铁炉，好一具庞然大物。炉前工是化铁与浇铸的枢纽，更是抢险时的中坚。自己就是炉前工。浇大铸件了，就储铁水。铁水储满前炉了，就出铁水。出水口往往因储水时间太长而凝结，戳不开，就要动用铁笔大锤。铁笔又长又粗，尖的一头对准出水口，钝的一头用人端成水平。炉前工就上场了，抡起十四磅大锤横向猛砸铁笔钝的一头。耍不得花架子的，要既狠又准。不狠就打不通出水口，不准就会打飞伤人。曾经就有人带着安全帽也被砸成脑震荡。有时连打几十锤都无济于事，力竭了，就换人，再打。反正一定要打通，否则一炉满满的铁水就凝固成几吨重的大铁坨(通常叫‘炖水鱼’)，车间生产起码瘫痪十天。打通出水口，放满一个铁水包，又得堵住出水口。这时就犹如战斗英雄堵枪眼，武器却是一杆长长的木棍以及粘在杆头上一团用柔软的陶泥搓成圆锥状的塞，令人很容易就联想起堂·吉诃德。铁水压力很大，往往堵不住，铁水沿着泥塞缝隙喷射而出， ‘突突突’的，十足扫机关枪。这时不能逃跑，一逃跑就会‘反水’ ，半炉铁水就报废。必须挺住，任一千三百度高温的铁水往身上飞溅。也有顶不住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撤退。往往是大喝一声‘不要管我，救炉要紧’ ，听来很像当时流行的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其实是呼唤同伴支援的“黑话”。然后就撤退，然后就有第二杆的接应。总之是既壮烈又好玩。鏖战之后，手背上、脖子里一般都留下几处瞬间结疤的灼伤，还会散发缕缕烧猪般的清香。”

匪爷的描述绘声绘色，引人入胜，非亲历者，断然写不出这样生动有趣的文字。这真有些难以置信，也讓我充满了几分敬佩和好奇。我自己从来没有做产业工人的经历和体验，曾经让我觉得此为今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像五行缺金，我在体魄上，没有匪爷那般刚毅瓷实，在性格上，也没有他那种遇事从容果决，百折不回的气概。

不过，我小时候去过很多次我家附近的江汉油田钻井平台工地，充满好奇和向往地看着一个个结实敦厚的工人叔叔现场工作忙碌的场景。可怜那个孤独的少年，怀揣着不可能实现的人生梦想，只能远远地站在一旁，默默而羡慕地注视着工人叔叔们忙碌的身影，却没有接近和亲手体验的机会。如今回味，那也是我少年时代美好的记忆之一。

大学毕业工作后，我也因为朋友关系，去到重型汽车制造厂锻压车间、轮毂车间和总装车间，近距离参观过一线工人们的工作现场。作为旁观客，面对那震耳欲聋的大型机器设备和生产线发出的单调重复的哐当声和雷霆般的隆隆轰鸣声，混合着各种油气和汗水的气味，还有工人们极耗能量的重体力活儿，没有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耐操的精神毅力，作为肉身的个体，很难长期坚持在生产第一线。我也真切地意识到，工人、农民和底层劳工，对人类社会的付出，与他们获得的回报不成比例。这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难题。人们关注的目光与津津乐道的话题，总是集中在现实社会的政治、财经、商业、娱乐、体育方面的新闻和那些无聊又八卦的名人丑闻的炒作与传播上，或者至多添加一些文化、科技方面的新闻与旧闻。古往今来，工人、农民都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也是被大众遗忘的偏远角落。

《诗·邶风·旄丘》： “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根据现代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理论：一个人一生的事业成就，与其早年的经历与教育，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从太史公“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 ，到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无不昭显出，他们后来的思想与成就，都与他们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我想，匪爷的青年时代独特的成长经历，对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对他正义、耿直性格的锻造，以及日后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环。

二、自由思想是怎样炼成的

从《思想的碎片》一书中获知，匪爷并非自小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随者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者，更谈不上“异端思想”的践行者，而是与时代同流合污的泯然众人之一，甚至可以说当年也是‘又红又专“的耄粉和红粉。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时代共性和个人成长经历。人既是造物主的恩宠，也是父母的赐予，更是环境的产物，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离不开现实，就像离不开地心引力一样，总在固定的半径内跳动，也被周遭的社会人文环境所型塑所打造。人既生活在预定的历史文化里，更活在命运赋予的现实社会里。只是因为上天垂怜，让那个龙吟虎啸般的统治者，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夜晚撒手人寰。彷佛一夜之间，TZ集团精心编织的神话，有如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一样，瞬间便破灭了。冰冻的积雪，在强烈的太阳光照下，也迅速融化。时代的列车拐进了一条全新的轨道，社会和人心也随之巨变。那才是真正的“换了人间”。

在那段风雨如磐，罢黜百家，独尊耄术的岁月里，匪爷和他的同伴们，尽管凿壁偷光似地偷窥了一点自由世界的文学与思想典籍的微弱光芒，却难以逃出“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做哑羊”的时代陷阱。“虽言必称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但思想并未形成主流，处于混沌状态，对极具时代特征的流行元素，缺少批判意识。明明被专制着却对专制主义不时麻木。追捧“帮戏” ，追看“帮刊” ，追唱“帮歌” ，新发表的“领袖”诗词，第二天就背得滚瓜烂熟。更有甚者，到“文革”中期了， “像章热”早已消退了，却齐齐别起像章，招摇过市，以显示一种时髦。想起也面热。

匪爷的过人之处，不是因为他是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因为他是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并做出正确判断与选择的智者。人生的节点与拐点，往往就在一两次重要的抉择。与他同时代的多数同龄人，在进入人生的下半场后，更一步步走进“粉红”一生的思想藩篱，甚或从“粉红”风干为僵硬、干瘪、枯槁的“红薯”或“木薯”。躯体尚存，精神已死。这看似个人的悲哀，却是时代的悲剧。相较而言，匪爷显得那么睿智和卓尔不群。他的认知和思想高度，远远超出其同龄人。

星移斗转，世事变迁。随着铁腕政治强人的离去，笼罩华夏大地数十载的沉沉铁幕，终于被掀开阴森的一角，也给匪爷和他的同龄人，带来了时代的红利。他凭借自己的聪慧天资和知识积累，顺利考上了当年的大学。作为“老三届”的一员，他也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大学的末班车。从此告别了那个荒芜、阴冷、封闭和僵尸一样的年代，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旅程。大学阶段是人一生无可替代的知识积累、 思想成长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匪爷幸运地生逢其时，正好赶上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文化启蒙，各种现代思想理论如潮水般涌入激荡。经过八十年代的文化与思想的洗礼，匪爷也逐渐进化为一个以普世价值和人本主义哲学为底色的思想主体，并在日后三十余年的社会现实中不断磨砺和锻造，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演进，迭代更新为思想文化的先进和代表之一。

三、先生本色是书生

从外表看，匪爷个性张扬，情感奔放，若是深交和近距离观察，则发现其“匪气”只是一个外壳，内里却是书生本色，文人特质。用匪爷自己的话说，是“三分匪气，七分文气” ，骨子里就一地地道道的文人。他自己说的： “商海沉浮，依然不安份。数年间，涉猎多多，平均一年转一行。做过发行商，将一套国产武侠小说发得火辣辣。当过‘二地主‘ ，拥有过一栋二千平米楼宇的经营权。办过工厂，是不足五十台机车的’山寨‘式制衣厂。搞过开发，曾将两个山区县富含优质花岗岩石材资源的山头一一霸占。又搞‘CI’，代理过一只品牌矿泉水的整体形象策划。也办学，属于‘社会力量’一类，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四百人。同时又重操旧业，受聘于当地电台主办的信息报，任分管编务的副老总。

“未曾从遗传学的角度剖析自己的‘DNA‘系统有无发生过’作反‘基因的突变，但很坦然承认是‘七分文气三分匪气’，特定氛围之下这两气的比例还会倒三七。” 匪气是外在的表象的，文气是内在的本质的，也就决定了其思想是普世的现代的，其行为是人性的慈悲的。

四、思想的价值

单从文本看，匪爷的文字大致可以分为大文章和小品文两类。大文章见其思想的高度与深度，见其對历史的洞见和對时代脉搏的把握，也有對未来的预见和勾划，一如司马迁说的： “即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小品文则多源自生活的点点感悟和人生体验，酸甜苦辣五味杂陈，都给人启迪和沉思。如果说大文章是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令人大快朵颐；小品文则是餐前小吃和餐后甜点，也一样爽口好吃，回味无穷。

匪爷在“思想小史”一章中，不仅是其个人经历的回顾，更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作为一位思想者，匪爷似乎与“叛逆”二字紧密相连。从早年因“政治歧视”而学业残缺，到后来在社会底层挣扎浮沉，再到自学成才并最终成为一位勇于发声的媒体中人，在在充满了生命的挑战与磨难。

《思想的碎片》中，有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就是“五四运动”的反思。文章的核心是对“五四运动”重新定义和评价。匪爷在文中提到“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并非单纯的爱国民主运动，而是新文化运动的终结和民族救亡运动的开始。他批判了将五四运动简单化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观点，并指出这种简化忽视了五四运动对启蒙进程的中断作用。此观点颇具挑战性，不仅质疑了多年来学界流行的历史解读，还提出了对五四运动全新的考量。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思想界走向了两极分化，一些知识分子转向了苏俄，而另一些则更加倾向于西方。这种分化导致了现代思想启蒙的中断，使得专制主义得以延续，而普世价值未能在中国社会中生根发芽。

今天我们回望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前瞻中国未来的走势，不能不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似乎变得愈加模糊和暧昧。尽管仍然有很多人极力推崇当年的五四运动，但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民间知识界，尤其是港台和海外的读书人，更多则是从负面来评价当年激进的五四运动，比如余英时先生、杜维民先生、林毓生先生，国内的则有王元化先生、刘梦溪先生、朱学勤先生，都对五四提出了重新反思的意见。按照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参见《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出版社）：五四可以区分为五四学生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实际上是一场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特色，具有明显排外倾向的族群运动；而后者则是一场带有明显反传统反文化的社会运动。从五四后左倾势力的逐渐壮大，激进思潮的主流化，直到大陆政权鼎革，再到反右、文革，都可以从五四那里，找到激进的思想根源。因此，曾有人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激进反智思潮的滥觞。这一思想理路，早些年被包括余英时先生、林毓生先生、杜维民先生等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所提出，并得到海内外自由知识分子内部相当的认同，也带来了对五四这一历史运动"多元的反思"。

文章还提到了与茅于轼先生的交流，以及对李泽厚和秦晖两位学者关于“救亡压倒启蒙”话题的进一步讨论。匪爷谦虚地表示，自己无力全面评价这些学者的论述，同时指出他们在讨论中，也存在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问题。

这些“新思维” ，不仅让我们对五四运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也激发了我们对历史事件多角度思考的兴趣。匪爷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对于当代社会尤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