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继锋，1962年生，江苏高邮人。
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原副主任、教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
现任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南社研究会会长、中华南社学坛主席团副主席、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南京周恩来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原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张太雷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南京雨花英烈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从赢得独立到走向复兴至关重要。抗战精神作为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呈现与最佳诠释，已经成为当代寻求民族共识、增进民族情感、凝聚民心不可替代的历史资源。在此背景下，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中，表现持久活跃并产生重大影响力的便是抗战口述史，其中抗战老兵口述史尤为舆论界所关注。
2018 年 8 月，张连红教授主编的三卷本《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 以下简称“《烽火记忆》”) 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各方关注。该书收录了 102 位抗战老兵的珍贵抗战记忆，这些口述史料不仅有助于抗战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细化，更有益于抗战精神的传播与弘扬。一部优秀的口述历史作品问世需要诸因素的配合，《烽火记忆》的出版可谓躬逢其盛。尽管坊间与抗战相关的口述史作品已经林林总总，但《烽火记忆》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特别是在受访老兵人数的规模巨大、口述访谈程序和采访素材整理的规范，以及编撰体例的新颖等诸方面均表现出过人之处。
一、访谈老兵过千 堪称终极性抢救
抗战史研究与其他所有的历史研究一样，原始资料的获得实为最基础的工作。除搜集历来备受重视的档案、报刊、日记、书信、著作论文等文本资料以外，影像、实物等也被广泛征集，至于口述记忆，近十年来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一个阅历丰富的抗战老兵的离世，他所带走的就是一段最个性化的记忆与一部鲜活生动的历史。近代以来的历史学越来越注重学理分析与计量化，随之而来的是对个体生命缺乏关注，出现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的偏颇。而口述历史的核心在于受访人的个体讲述，因此必然注重受访人的个体经历与心理体验，抗战老兵的口述记忆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弥补了文本史料之不足，二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富于细节与情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便于传播。正是基于抗战老兵口述史的重要性，张连红主持的抗战老兵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支持，而《烽火记忆》则是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仅就受访抗战老兵的规模而言，《烽火记忆》呈现给读者的只是冰山一角。该书收录了 102 位抗战老战士的口述史料，这部分口述史料是从多达 1100 多位受访的抗战老战士的口述访谈史料中精选而成。从受访的抗战老兵的年龄来看，绝大多数都是 90 岁以上，也有部分是百岁老兵，其中年龄最长者为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学兵总队炮兵团上尉的徐恭权，1915 年出生。年龄最小者 1930 年出生，两人相差 15 岁。能够完成对他们的口述访谈，除了庆幸这些抗战老兵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之外，还因为抗战时代兵役制度的不成熟。当年参加武装抗日者既有成年人，也有一批年龄低至13 岁左右的少年士兵或者民兵，没有这个群体的存在，如今可供口述访谈的抗战老兵将更为稀少。
一般而论，口述采访以受访人记忆清晰为佳，而 80 以上老人的记忆力衰退实为生理演化的必然现象。21 世纪的当下，距离卢沟桥事变已经 80 多年，做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已明显错过黄金时机。张连红教授的口述访谈团队所做的抗战老兵采访工作堪称为终极性抢救，在和无情的时间进行最后的竞走。为了访谈抗战老兵，他们的足迹超越了江苏本地，已经到达安徽、浙江、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 20 余省区，具有全国性的特征。通过对千余名抗战老兵的口述采访，不仅保存住了这批硕果仅存的老兵们的珍贵口述记忆，也由此将他们的声音、表情、容颜、身影记录了下来，他们的音容笑貌可以因此长存于世。这便是口述史的特殊功能，也是它强大魅力之所在。所以三卷本《烽火记忆》所呈现的内容，只是这次大型口述访谈成果的一小部分而已。正因为有这样大的基数，《烽火记忆》才得以从容地从现有丰富口述素材中进行遴选。书中 102 名抗战老兵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就兵种而言，不仅有步兵，也有航空兵、宪兵、装甲兵、文艺兵、卫生员、情报员甚至理发员等。就身份而言，有正规军，也有游击队员。他们的记忆多面、立体地呈现出卢沟桥事变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举国抗战的真实图景。若就这次抗战老兵口述访谈的规模而论，因为抗战老兵的迅速凋零，未来抗战老兵的口述访谈规模恐在数量上难以逾越。终极性抢救是《烽火记忆》首要价值之所在。
二、访谈程序规范 素材整理专业
口述历史源远流长，就中国而言，可追溯到司马迁写《史记》时跋涉千里从长安到刘邦故里丰沛之地采风访谈。不过以录音、录像为技术特征的现代口述历史最初并非产生于历史学界，它与以前的史学传统差异颇多，比如倡导跨界合作、重视访谈技术与程序、尊重受访人隐私等。尽管口述历史在中国已是风生水起，但职业的历史研究者对口述历史的可信度一直颇多质疑，加上现有学科评价体系对口述历史成果颇为轻视，导致职业历史学者中即使对口述历史有兴趣者也并不轻易付诸行动。所以，当下从事口述历史研究者众多，但非历史专业的占有相当比例。
主持这项访谈项目的张连红教授多年来精研抗战历史，尤其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此前，他曾组织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访谈，对口述历史有着深刻的认知，也熟谙操作技巧。他领衔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意味着这个抗战老兵访谈项目从一开始就奠定在规范化的口述历史基础之上。课题组的核心成员都是抗日战争史与口述历史的专家，如齐春风、吴先斌、王骅书、郑忠、薛刚、叶铭、王志龙等。项目运作伊始，课题组的专家及外请的口述史专家对参与抗战老兵口述采访的成员进行专业培训，包括举办口述历史训练营等，让他们快速了解抗日战争的相关背景知识，告知口述访谈的注意事项、程序，训练其访谈技巧。此外，还给参与此项采访活动的志愿者分别配备了指导老师。正是有了这样必要的前期准备，才有了后来规范化的口述采访，并有了高质量的口述素材，从而确保了《烽火记忆》内容的可信度与丰富性，避免了抗战老兵抗战记忆资源的低效采集，考虑到抗战老兵都已到了耄耋之年，若访谈质量出现问题，将无从弥补其损失。
高质量的口述访谈素材对原始资料的存留、未来的研究与开发利用关系重大。而如何整理这些访谈资料，其工作量之大绝不亚于抗战老兵访谈工作本身。整理出逐字稿需要口音的准确识别，地名、人名等的辨识也十分不易。此后还需要史料的考据与注释，文字的梳理与加工等，都属于费心劳力的艰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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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写体例适宜 口述史实精彩
从编写体例来看，《烽火记忆》在每一位老兵的口述内容前，分别列出受访人、访谈人、资料整理人的名字，访谈地点和访谈时间与次数等。如对居住在无锡的抗战老兵赵友金先后采访了三次，时间跨度达五个月。这种体例符合现代口述历史的规范，尊重了采访人、文字整理人等的劳动，这三卷书的内容因此有很高的可信度。
为便于读者阅读，该书为每一位抗战老兵都编写了简历，并根据其个人身份或者抗战事迹凝练出一个标题，如“年少抗日的‘中国好人’———周仁甫” ，将其抗战时的年少与晚年获得“中国好人”荣誉融合在一起，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每篇访谈内容，还配以老兵的一句话，如抗战老兵孙良彬所说的“手中有枪，鬼不敢来”之类的刚劲之言。为了强调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烽火记忆》一书，在书的目录顺序编排时，既不按官职，也不按军种或者区域，更不分所属党派，而是严格以姓氏笔画为序来排列。诸如此类的细微之处均可见得编者的良苦用心和文字功底。
对任何一本书，形式固然要追求别致，但内容更为重要。由于这些受访的老战士在抗战中只是普通士兵或者下级军官，有的甚至没有上过前线，对他们的回忆能否对抗战史书的撰写产生直接效用还难免存疑，并不抱奢望。但阅读完三卷本《烽火记忆》后，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可以弥补或者佐证抗战史的内容。
其一，通过老兵的口述展现了抗战战场上鲜为人知的细节，如王守先老人提及新四军在反攻江苏高邮的时候，忆及守城日军用石灰往下撒，阻扰攻城的新四军，还忆及新四军这一战缴获了许多烟幕弹。2015 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东方主战场》中，呈现了新四军进攻高邮与日本投降的一幕，拍摄时如有这些细节加入，内容会更加生动逼真。其二，通过老兵的口述可以了解到过去不为研究者注意的重要信息。如凤甲寅老人阅历丰富，原来是红二十五军的战士，后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41 年又经历了从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正是因为多次更换番号的特殊履历，他在回忆中将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异同之处做了比较，既新颖，又真实。比如苏北新四军的经费比在华北征战的八路军宽裕，吃的要好一些，医疗条件也要好。其三，填补抗战中重要却长期被忽视的某些内容。书中刊载了军医官卢华对抗战时期战地医疗体系的描述，内容翔实，细节充沛。他提及 1938 年夏秋之际中日军队进行武汉会战时天气炎烈，痢疾等疾病对中日双方军队的战斗力都产生相当影响。时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战后所写回忆中就特别提及夏季疾病流行造成日军战斗力的严重减损。至于中国官兵在征战中患病的情况往往在史料中语焉不详，而卢华的回忆便成为难得的补充。另外，全国抗战初期，日军火力强大造成中国军队官兵伤亡率很高，而因为医疗救护系统与退役制度的严重欠缺，伤兵问题一度成为严重困扰当时政府与百姓的重大社会问题。卢华以军医官的身份对伤兵问题的描述让我们真切了解到当时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原委。书中类似的回忆尚多，有助于抗战史研究的深入、细化，也有助于微观历史的复原，加深对普通抗战将士日常生活及与情感世界感性的了解。
四、商榷并期待
三卷本《烽火记忆》是抗战老战士口述历史项目的首期成果。考虑到未来口述成果将陆续发布，笔者认为口述历史的整理及编写体例还有值得推敲之处。
第一，对收入的抗日老战士身份还需有精确定义。一般而论，抗日老战士应该包括抗战时代有军人身份的人或者民兵、游击队员等。但书中收录的常皆春曾以学生身份从事过抗日宣传，抗战胜利之后才入伍当了新四军卫生员，这样的人算不算抗日老战士似应推敲。书中收录的刘冠也有类似问题，他是 1946 年 9 月才加入新四军。考虑到新四军之名曾用到 1947 年，已晚于日军投降两年，收录的人选必须仔细甄别。
第二，书中每位受访人的回忆涉及其一生，便于读者了解受访者，但根据现有书名，抗日的回忆无疑是其主体，而现在书中有些老战士的抗战回忆部分比例略少，以致阅读时无法尽兴。
第三，书中列出了采访人、受访人、资料整理人的名单，但没有列出摄像者的名字。但现在的口述访谈中，摄像者的水准高低对访谈视频资料的品质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而且口述视频资料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史料价值绝不亚于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的文字稿。建议以后继续出版老战士回忆的时候可以加上摄像者的名字。
第四，书中对受访人的采访地点与访问次数有明确记载，如访谈次数最多者为赵友金老人，共采访了三次，也有采访两次者，大多采访一次。考虑到采访成本、采访人的时间安排以及受访人的记忆状况等诸多因素，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日后采访中若遇到记忆清晰的老人可以增加采访次数，以保存住更多的宝贵信息。
口述历史将历史书写的权力从官方、专业机构和大学还给了非专业人士的普通人。观照与研究的对象也从政治家、军事将领、实业家下移到普通人。普通人个体的独特经历真正开始进入历史，而这个转变也让历史学自身获得新的生命。但这个转变的过程充满认知上的障碍与实践中的艰辛，而张连红教授对记录抗战历史和传承抗战精神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将众多志愿者与专业历史学者融为一体，完成千余老兵的口述采访并将口述素材整理出版，三卷本的《烽火记忆》一书是他们心血的表证，通过书中抗战老兵的口述，可以从当年普通士兵或者游击队员的个体经历中感知抗战历史的充沛细节，感受当年中国军民在抗战中的心路历程，从而勾画出抗战历史的波澜壮阔、色彩斑斓。对口述历史来说，再多的激情话语与华丽辞藻也不如一个具体的访谈行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访千百人，张连红教授的口述历史团队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而因受访人分布空间广阔，访谈工作量之大，素材整理工作之繁难，筹措资金及人力组织之不易，非局中人实难想象。在此，要向张连红教授及其团队致以深深的敬意，并期待更多抗战老兵口述回忆系列作品的问世。
本文转载自《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02期，注释从略，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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