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万莹华
日前参加严歌苓网上座谈其创作心得经历，谈及她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成电影剧本《归来》，并有张艺谋导演拍摄电影的思考和经历。当主持人桑宜川教授邀我谈谈想法时，说实话，我表白当时我的心情有点沉重，说起主人公陆焉识时，不由然想起舅公巩兰亭。近日来，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我舅公巩兰亭的形象，和深刻记忆的点点滴滴，我应拿起笔来，写一写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命运，也是一代同类人的命运，这是我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那是1980年的春天，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拜访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讨教有关法国作家左拉的问题。无意间谈及文化部的不少右派分子得以平反，回归原单位。听到此言，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去寻找舅公巩兰亭，他是聲乐教授，原在中央乐团工作，因是右派分子，1958年去了北大荒，此时也应该回北京，回中央乐团了吧。晚上到了酒店，心绪纷繁，难以平静，我记得，父亲曾说舅公那时大约是194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音乐，因带领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內战游行，被北平政府驱逐出北平，消息登载于当年《北平日报》头版头条。解放后回北京，参加组建中央乐团，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百思不得其解，心绪有点乱，好不容易静下心来，思考再三，决定在京多留数日，去寻访舅公。打开记忆库，搜寻脑海中的点点线索，寻觅访找线索。只依稀记得舅婆名王宝慧，但我没见过，原本在北京第四女中工作，也许希望在这里。
翌日清晨，我打听到原北京第四女中，现名北京陈经伦中学，得到地址即刻前往，到了那里，问及有关部门，说王宝慧确有其人，现已调去北京五十四中，并给了我地址，我就按图索骥，马不停蹄来到五十四中，说是近日她病休在家。当我告知来自杭州师范学院，寻找多年未见的亲戚。他们很友好地将她家地址写给了我。我又搭乘公共汽车到了和平里，询问好多家，来到一溜分割开的平房小院，我看了看门牌号，没错，即举手敲门，只听得一个声音很亮的“谁啊？”随即一位不年轻的女士打开门，问“你找谁？”，“请问这是巩兰亭先生家吗？”，“是”，“我万莹华，来自杭州，巩兰亭是我舅公，您是舅婆吗？”，她上下打量我一番，笑着说“请进”，“屋里坐”。首先进入一小院，小院，不大，很干净，木架上种有一些盆栽的果菜和数盆杂花。
进得屋里，这是一间不大的客厅，收拾得很整洁。她给我沏了一杯香香的茉莉花茶。我深深地喝了一大口，说实话，我好渴啊，当然还有点饿了，但初次见面，也只能忍着。开始她讲话似乎有一点疏离感，当我告知我来中国社科院，参加法国文学研讨会后，她慢慢热络起来。交谈中，得知他们的大儿子巩小雄承接父亲的事业，专修音乐，是一名音乐教师。正谈到小儿子时，老二兴冲冲地走进门来，高高个子，很精神，很帅的小伙子。舅婆告知他，我是谁。我就接着说：“我要叫你一声小表舅，你可以叫我名字—莹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因此我们交谈也就很自然了。原来他是去照相馆取照片，是他在四川九寨沟拍的。他告诉我，因为父亲是右派分子，自小就被一些同学欺辱，所以我恨我父亲。但当我长大了，看到和我同样命运的同学也还不少，我就不再自卑，特别努力，自我奋斗。他说：“你能想象吗，我一个高中生，独自一人骑着28吋永久自行车从北京，去过好多省的地方，到了四川九寨沟。”他得意的一面说着，一面展示一张张照片，如数家珍，那风景之迤逦绚烂，更令人惊叹的是那色彩各异，橙，蓝，青，紫，清澈无比的池水，他简直沉醉在那美景之中。我真为他高兴，高兴的是他成熟了，他跳出了自卑的，仇恨的魔窟！为他骄傲，成为一个独立的，坚毅的青年。后来，我才知道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过后，1958年舅公发配去北大荒时，小儿子尚未出生，直到1978年平反回京时，小儿子从未见过父亲，从未得到过父爱，幼小的心田里种下的是痛恨，被歧视、欺辱的种子。我们就这一次愉快的相聚，难以忘怀。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我来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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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舅婆处得知，舅公住在中央乐团新分配给他的楼里，离老屋不远，都在和平里。我步行十来分钟，按所示地址就找到了那大楼，看起来还很新。挨户寻去，来到门前，我没立刻敲门，说不清的心情，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仿佛听到隐隐约约的钢琴声，我安静了一会儿，举手敲门，开始轻轻的，没反响，则鼓起勇气用力敲门。琴声停下，门打开了，一个衣着简朴，头发花白的瘦弱老人，站在我眼前；他，站在门口不住地打量着我，问：“你找谁？”他那睁大的炯炯有神的双眼，告诉我，他，是舅公！我答“巩兰亭先生”， “你是谁？”，“我是巧儿”（我的小名，因我的生日是正月二十七，逢七取名巧），他情不自禁地一声“啊！你长大啦！”用力地拥着我，把我拉进屋里。进得屋里，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站在琴旁，舅公对她说，我是他外甥的女儿，并告诉我，她是来学唱歌的学生。我们彼此自我介绍，打了招呼。舅公继续上课，课结束后那女生就走了。趁他们练唱时，我打量了一下房间，约四十来平方，最值钱的就是那台钢琴，此外还有一个小书架，一张小方桌，两把木头椅子，一张单人小床，极其简朴，当然也就很干净。
听着琴声，我脑海里不由闪现出我小时候我看到的舅公，那时我五岁，我记得他身穿米色格子西便装，在后面房里与父亲一起吹口琴，父亲会用两支口琴，一支是国光，另一支是扁的叠起来吹，他吹口琴，舅公就会唱歌，抱我坐在他大腿上，他两说说笑笑好开心。第二次是我上小学前，他好像是路过上海，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舅公是我祖母最小的弟弟，比父亲大不了几岁。想当年舅公酷爱音乐，40年代就读于重庆青木音乐学院，同学有张权。此院于1939年秋，当时的教育部命顾毓琇、戴粹伦、应尚能、胡彦久等筹建音乐学院，1940年正式成立的，名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后来此院迁至天津，舅公曾在天津任教过，一直从事音乐教学，也是一个满怀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而今站立面前似一老弱的农民，我忍不住泪水直流，但没想到尽情音乐又祸起音乐。
舅公送女学生到门外，便坐下，和我细述家常，回忆过往。当他知道我在杭州师范大学当老师，他非常高兴，说：“当年你没来北京学音乐，对啦。不然，音乐学院附中一毕业，就是反右运动，即使1963年音乐学院完成学业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你的艺术命运也难测呀。”事情还得回到1953年，那年我小学毕业，恰好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创立，舅公就为我报了名，母亲也为我准备了行装。想到去了北京学音乐，将来能在舞台上，为大家唱歌，多美啊！当我的两位同学好友贾秋珍和赵惠芳得知后，为此我们三人一起做了一样的服装，绿色条纹白底泡泡纱的短袖衬衫，和深蓝白点的裙子，一起拍了照片，以资留念。一切就绪，准备北上。可是就因为曾祖母一句话：“这次你走了，下次回来就看不到我了。”当时我毫无迟疑，写信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舅公，我不去北京了。后来接到舅公的回信，虽然不无遗憾，但接受我的决定，同时寄给我一枚苏联共青团团徽。果然，一年后的仲夏，最疼爱我的曾祖母离开了我。就此，我也就与音乐无缘。
1959年我考取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去杭州师范学院任教。舅公听了我说的，十分赞賞我当年的决定，也为我的职业高兴。当然也难免不提到1957年的那场疾风骤雨，因为坚守意大利音乐教学原则，不愿随意接受某些苏联音乐艺术学派的看法，不同意某些人的主张，而就可能因所谓“反苏”而定性右派，发配北大荒。
当晚，舅公请我去吃北京烤鸭，饭后还在六必居买了些酱菜。回来的路上，他心情较沉重，谈到小儿子，自小因他而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怨恨的心理，父子关系的隔阂一时难以弥合，他总想如何去弥补对孩子亏欠的爱。我告诉他，见到了小儿子，我们聊得很投机，也谈到他曾对父亲的怨恨和不理解，但已日渐化解。我说，会冰消雪融，等一段时间吧，在时光里慢慢淡化吧。问及我祖父的不幸，父亲的遭遇，家庭的莫大变故，他沉默许久，我们祖孙两在静夜中，昏黄的路灯灯光下慢慢走着走着······
隔年暑假，我参加东方文学研讨会，在承德师专，毗邻避暑山庄。在那里不知为何我腹泻不止，可能水土不服；再说气候闷热异常，睡床不仅没有凉席，还配有厚厚的新棉被，难以入睡，我只能床头睡热了，爬到床尾睡，床尾热得不行了，再爬到床头，就这样来回爬。我对同房室友说：我真体悟到了什么是“‘热锅上的蚂蚁’，你们看我像不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哈哈大笑。我真怀疑“避暑山庄”能避暑吗。多日下来，我几乎成了病人，北师大陶德臻老师提议我乘飞机回杭州，我忍着坚持到结束。除了学术研讨，毕竟有不少好朋友；还有太多的令人神往的，流连忘返的胜景，如棒槌山，双塔山，有十一座宏伟壮丽的庙宇，称外八庙，寺寺有故事，庙庙有妙趣。
研讨会结束 第二天上午，我乘火车离开承德到了北京，然后改乘公交车去看望舅公。没想车到半路护国寺我就恶心呕吐，只得下车，到路边角落大吐一番，然后坐在路边，好一会儿，再继续乘车到和平里，坚持走到舅公家，进得门内，舅公看到脸色苍白，神情萎靡，问我怎么病了？我说晕车，其实是中暑了。他让我躺在床上，并要我喝牛奶。直到傍晚，我才从昏昏沉沉中清醒过来，缓过气来。晚饭还是去饭馆，他一定会点上烤鸭，还有几个蔬菜。回来时，我和舅公两人慢慢行走在小街上，北京的夏夜还是闷热，好在夜空星河闪烁，皓月清朗。谈及当年之事，他认为我的聲乐天赋条件很好，应好好培养发展，放弃了有点可惜，当然我的决定还是对的。我告诉他，我喜爱歌唱，但我自幼立志从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做一名出色的医生，为富人治病赚多多的钱，可以帮助穷人；其次是做一名教师，为人师表，培育人才。当他知道我和我丈夫都在大学当老师，他很赞赏，祖孙两聊得坦然开心，这是我第二次在北京见他，较前他健朗许多。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1982年夏，我们在秦皇岛开会，我带着小儿子张泉。回来时，特经北戴河买了一些大螃蟹，煮熟的，因怕天热螃蟹馊了，就装在网线袋里，挂在火车窗外，你探头窗外，可见不少窗外挂着一袋一袋的螃蟹，难得一见的一道风景。这一次是我与舅公最后一次见面，他特高兴，见到我的孩子，论辈分是第四代。不久，我离杭来了美国。此后，幸亏有从昆明调到北京的二妹瑞华经常去看望舅公。
1997年7月2日，接到二妹电话，告知舅公病故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说是6月29日入住，第三天7月2号凌晨告别人世，享年80岁。1949年他与王宝慧女士结婚，1955年喜得长子，而出生于58年的次子他难以护爱。舅婆一人养育两个孩子，又要上班，属实不已，还有难言之苦。
此次回国，除了去上海华东师大，参加我们毕业60年和入学65年聚会，很重要的事是去北京会见舅公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叔，希望得到更多有关舅公的信息资料，以免我行文有误。当他得知后，考虑到我已年逾八旬，他夫妇决定南下来滬会唔。因为论辈分他长我一辈，论年龄我比他大十四岁。这是一次短暂而愉快的会面，所在地是位于上海人民路四川南路口的口碑榜酒店（上海外滩花间堂，愉園）。这里我太熟悉了，原是一菜市场，此街有一大教堂，附设一小学，我弟妹五人均毕业于此校，对面是第六女中，二妹瑞华曾求学此校，我家在江西南路金陵东路，而今住家大楼已夷为平地，毫无踪影，只能梦回故里。
我与表叔第一次见面，也许是血缘关系，当我进入大厅准备上电梯时，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走到我面前説：你是万莹华吗？我愣了一下，回答：是，你是巩老师吗？他笑了起来。他说：“我刚从楼上房间下来，看你的形象，我感觉是你。”就这样我们相认了。我两在茶室叙谈。得知舅公1958年发配北大荒，不知为何，南调去保定河北省歌舞剧院，不久去了北京天堂河农场，1969年又调迁到山西长治一家制衣厂劳动，长达九年，也因此舅公学会了缝制衣裳。
1978年获得平反，返回北京中央乐团，就此一直在中央乐团社会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声乐）。此音乐学院是于1981年由中央乐团首创，联合中国歌舞剧院，中央民族乐团共同创办，附属中央乐团，全称《中央乐团社会音乐学院》。舅公热爱音乐，在社会音乐学院教学直至离休，后继续教学至1997年7月病故，他为教授歌唱事业孜孜不倦，终其一辈子。不禁想起一句古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生曾被抛掷在时间长河里，被轻忽的悲痛，是否得以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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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万莹华，笔名苏榆，上海人， 195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4年毕业后执教于杭州师范大学，从事外国文学与外国戏剧教学与研究三十余年，副教授，浙江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浙江省外国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和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学术论文二十余万字，发表于杭州师大，杭州大学，华东师大学报以及《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著有《外国文学史新编》任副主编，（浙江文艺处版社出版），《外国戏剧史观》（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选编（《世界文学名著—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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