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的热销及其他
陈桂棣
编者按：陈桂棣，安徽怀远人，国家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悲剧的诞生》《淮河的警告》《民间包公》《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寻找大别山》等。曾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国医》作者春桃女士是他的夫人。春桃，原名吳春桃，生于湖南醴陵，长于江西萍乡，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从事医务、文秘工作多年。1987年开始写作，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本）600余万字。国家一级作家、合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民盟安徽省直文化支部主委。《国医》是一部反思中医百年坎坷历史、为中医振兴发展鼓与呼之大作。它生动、新鲜、深刻，直面现实，启人深思，是当代纪实文学中难得的佳作。它讲述老中医陈万举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传奇人生，探寻中医的奇迹。“医者仁术，世无难治之疾；一生悬命，万难不改初心”，这是中医陈万举的真实写照，也是作家春桃的至高追求。巽之先生是最早一批读到《国医》的读者之一，曾写过短文（《身怀奇异之朮，深谙养生之道——读《国医》里的陈万举》）推介这部可读性极强的纪实杰作，也一直关注这部杰作的传播与销量，前些日子还与陈桂棣先生探讨过《国医》热销的原因。就因此，便引发了陈桂棣先生下面的一番感慨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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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桃的长篇纪实文学《国医》于二O二三年七月出版，截止二O二四年十一月，已加印了七次，就是说还算热销吧。巽之先生对这部作品不仅作过热心的宣传，还对购买者会是些什么人也作了分析，这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下连看电视的人已並不是太多，读书的人就更少了；我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基本上是既不看报更不读书，只对手机有感情。巽之先生的分析自然引起我的兴趣，随之也做了一次进一步地探究，我相信这对我们今后的文学创作会有意义。
巽之先生分析，《国医》一是医护人员会买的多，二是退休老干部会买的多。这很有道理。这两方面的读者确实都能够从《国医》一书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南京著名中医师李铁军就曾邀请我们去他那儿过圣诞，去后才知道他竟邀集了许多朋友和他的学生，並为每一位到会者都送了一本《国医》；他是被春桃为中国传统医学的振兴和发展历时八年完成这样的作品所感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扮演者鲍国安显然是被书中健身强体养心益寿的中医知识以及许多秘诀所吸引，他不仅给春桃发来热情洋溢的观后感，也买了不少书分送给了親朋好友。
《国医》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所以受到不少人的喜爱，在我接触到的几位专家看来，认为《国医》的可读性比它的实用性更为成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深评论家李建军在《文学自由谈》的一篇评论中就指出：“叙事能力决定一部作品的可读性，春桃善于捕捉那些容易被轻忽的细节，善于将复杂而纷乱的事象，构织成充满冲突感和丰富细节的故事，从而赋予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以小说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王达敏也认为，乍一看《国医》讲述的好像是陈万举从医的故事，读着读着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将陈万举个人的从医史同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医学的兴衰史交织在一起推进故事的。“如此结构，大有深意”。他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现代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便详细剖析了这部作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足可以让人一气读完全书的艺术用心。
特别是，《国医》在发行还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登上了国内畅销书的排行榜、并一度排在首位，应该看到，当今已是网络的时代，出版不仅借用了无所不在的网络，许多网红们凭着他（她）们特有的敏感与才干，及时抓住《国医》好看的契机，主动与出版部门联手，批量购进，首先就将原书的价格压了下来，绕开了各地的新华书店，自个儿边宣传边售书。我曾从网上下载了十多位网红们生动诱人的宣传微信，发现他们各有售书妙招，仅哈尔滨的“冰姐”在一个月内便售出上万本。当然，似乎还得要“感谢”那些无法无天的盗版者们，他们不仅撇开了出版部门和正规书店，还以更低价格售书，极大地滿足了手头並不宽裕的读者们；我先后就以十多元或二十多元从网上购到六种不同的盗版版本。这些无疑都大大地提升了该部作品的热度及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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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种种原因，我和春桃都还十分意外地注意到，不仅是中信出版集团，连不少的网红们，都把“春桃曾是《中国农民调查》作者”作为宣传的热点，竟然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尽管《中国农民调查》的出版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这期间我发现，我陪春桃天南地北去寻访针灸大师承淡安的再传弟子时，对方见了春桃的介绍信不少人马上会惊奇地问上一句：“你是《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可见当年那本书所产生过的社会影响，至今并没完全消失。诚如章诒和所说“往事並不成烟”，由不得想起当年那许多刻骨铭心的情景来。
完成《中国农民调查》花了三年时间，它能够最后发表和出版，可以说，本身就是个奇迹。我们在《中国农民调查》序言中就曾坦言：“当我们拿出今天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进中国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况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的最为彻底的一件事。”由于问题的严峻，采访期间我们就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起自已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当然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最后毫无顾忌得就像吃了豹子胆，秉笔直书，将当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写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我们相信勇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作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因为我们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中国农民调查》原稿写有四十多万字，由于敏感的地方较多，几易其稿砍到三十四万字。誉为国刊的《当代》杂志的几位领导看了，仍然觉得棘手，却又认为这样的作品不可多得，便亲自动手将其删到二十二万字，斗胆于二OO三年最后一期《当代》（《当代》为双月刊，十一月一日）予以头条位置公开发表。事前也预测到该作会引起一定反响，却没料到这期杂志一问世当即在引起社会各界巨大的轰动，而且，好评如潮。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都先后邀请我们就中国的“三农”问题去发表讲演。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也及时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会议大厅召开了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中国文学艺术界、社会科学界、首都教育界和新闻出版界一批著名的作家、教授、学者、编辑和记者六十余人；仅记者中，中央电视台就去了《面对面》、《东方之子》和《实话实说》三个节目的摄影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助理巡视员路侃，《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包明德，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张胜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会后不久即出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以及著名的评论家雷达、何西来、何振邦、蒋巍等等，都给予《中国农民调查》极高评价。其规模之高可以说代表了当今中国文学评论的最高水准。随后我们便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台的春节特别节目组和《面对面》节目组的专访，《面对面》的访谈由中央一台、二台、四台和六台同时播出。鉴于这一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是就将三十四万字的那部书稿一字没动地毅然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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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为最有影响的一家文学杂志，国内外的发行量不会少，究竟发行了多少，我不清楚；但该书正式出版时正赶上二OO四元月北京书展的开幕，短短数日，订单就高达十五万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国农民调查》的上市，受到广大读者更加热烈的欢迊，随之而起的，是国内外上百家各种媒体的蜂拥而起，掀起爆炸式的舆论，引起关注。
现在回首那些往事，有时还真的恍若置身于梦中一般的不可思议。作家是需要有想象力的，可我决然想不到，《中国农民调查》促使了中国亿万农民从此免除了数千年以来的“皇粮国税”吧。
回忆起这些来，我就不能不发自内心地感谢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西来和“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何开蔭，是他们在该书送审遭到麻烦时挺身而出；更感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刘玉山、社长助理赵水金、《当代》杂志社几任总编朱盛昌、洪清波、周昌义和常务副主编杨新岚，是他（她）们对我们无私的帮助，是他们非凡的眼光与担当，才使得《中国农民调查》这部作品得以问世！
总之，巽之先生对《国医》一书购买者进行的分析，禁不住引发起我对以上的人与事一番回顾，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去写老百姓、尤其是写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最关心的事情，才会为大家所喜闻乐见；也只有努力地去“为无声者发出声音”，“用文学记录中国，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些，当应成为每一个作家义不容辞並终其一生而为之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