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烙成的荞粑粑
四十年，岁月悠悠，对于个人生命来说，已经够长够长；但岁月并未抹掉我心中的记忆，有一件事始终埋在我的心理。
一九五三年夏天，全县的小学毕业生集中到县城（石门井）云龙中学参加升学考试，考完后就四散回去等候消息。那时升学率不高，但没有升学的压力。山里人普遍贫穷，考不上就回家务农，大家都如此。作为考生的我，没有来得及想考上后家里能否供得起，满怀着希望能够考上中学。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发录取通知书，由中学张榜公布录取名单，或通知所在小学，让学校通知考生。有一天，班主任杨老师来到我家里，告诉我已经考上了云龙中学的消息。
父亲上山去了，只有母亲和我在家。母亲不懂汉语。老师带来这特大消息，我母子二人非常高兴。拿什么来招待老师呢？家里没有什么可以招待的。没有纸烟可递，农民抽的是旱烟。老师竟没有吸上一支烟。母亲转了几圈，在鸡窝里拣出老母鸡刚刚下出的一个鸡蛋——血迹未干，微微的还带有点温热。这就是家里唯一能够招待老师的宝贝。怎么招待呢？我跟母亲商量了一下，根据山里人的习惯，把鸡蛋打在荞麦面里，烙个荞麦面粑粑算是希罕的食物了。就这样吧，给老师烙个荞麦面粑粑吧。老师大概看到了我们的为难，他谢绝了。
这就是曾祖父盖的院子，我小的时候住有四五户。现在没人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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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门左侧，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屋内光线很昏暗。
那时我们山里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口渴了，水缸里舀一瓢冷水就解渴。茶是要喝的，不过那是成年男子或老人坐在火塘旁，边闲聊边用小陶罐慢慢煨来喝。家里火塘边的炕上光线昏暗，父亲又不在家，老师就站在院子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一口水都没有喝，匆匆返回学校去了。
要知道古代，录取信息叫“科举走报”。这喜讯一般由“捷子”或“报人”送达，那是要赏几十两银子的……
现在，学校录取，一般那是要走后门，送大礼的……
我的班主任，走了大半天的山路，连口水都没有喝……
长新乡中心小学到我们佛坡村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附近有几个村子，但当年都没有其他的小朋友考初中，显然老师是专门为我一个人而来的，是来给我报喜的。老师不辞辛苦，花四五个小时，上坡下坎走山路，为的是啥？我们竟然递不出一支香烟，老师连坐都没有坐，一口水都没有喝就走了。后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总让我难过不已，心酸酸的！这成了我愧疚一辈子的终身遗憾。
杨老师，学生太对不起你了……穷困真让人难堪，屈辱！
云龙县交通闭塞，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山区白族县。一九二二年，宝丰乡人董泽留美归来，在昆明发起成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回到县里与县长丁润身倡导大办教育，建起了七所初级小学，我们佛坡村村小就是其中之一。我曾祖父的同胞弟弟赵席珍等人还创办了关里乡的第一所国民高等小学，并出任首任校长。但长期没有固定的校址。
新中国建立，关里乡更名为长新乡，新政权派来了以共产党员杨时清为首的一批老师，办起了长新乡中心小学。我的班主任就是那时候来的，叫杨遂友。那时，没有公路，从县城来要翻越一座叫新寺梁子的大山，走一整天的路，冬天里两头摸黑才能赶到。杨老师是从县城来的青年，那时大概是二十来岁左右的小伙子吧，他来到我们白族聚居的乡下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是专门教五六年级的。汉族老师不会讲白族话，低年级必须由白族老师教。冬天里，天气寒冷，严霜厚厚的，滴水成冰，有时还要下雪，我们学生没有毛衣、棉衣穿，但没有人敢穿短衣短裤，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子，已经习惯了。杨老师大概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吧——这是我后来才想到的，常常穿着短裤给我们上课，这让我们这些娃娃惊叹不已！
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举。长新乡中心小学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创建初在炼场坪水月庵，1947年迁至豆寺村乡公所，解放后迁到长春坡，借用杨烁华家的大院子。为建校舍，记得放假后让我们学生参加了三天的劳动，杨老师带领我们挖地基，开始每人挖十分钟，后改为七分钟，轮流挖……最后在安澜桥头，建起了一座土木结构的四合大院，长新乡中心小学终于有了自己的校舍。由赵席珍等人开创的关里乡国民高等小学，历经整整三十年，新中国诞生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校舍。杨老师带着我们十六个毕业班的学生，在这所四合大院内读完了小学的最后一年。
小学毕业考上了云龙中学（后来的县一中）。中学毕业后就离开了故乡，直到现在，岁月悠悠几十年……
最近，来自故乡的消息说，得世界银行援助，要在长新建一所中学，就在小学原址上。要撤掉那座年久失修，风雨飘摇，支撑了四十年的四合大院，盖一幢三层十二个教室的砖混结构教学大楼。改革开放的春风又一次吹进了滇西谷地，吹绿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看来第二次文化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了！
尊敬的杨老师，您现在在哪里？您的学生都退休了，想必您也早已退休，还健在吗？您能否再来我现在的家里作一次客，学生虽无生猛海鲜，也有鸡鸭鱼肉可以招待；没有茅台、五粮液，尚有香茶一杯敬献……杨老师您能释学生的重负吗！
敬爱的杨老师，学生遥祝您健康长寿！
1993年11月20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