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婷（中国外交学院）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与调整，多极化趋势日益凸显。美国对华在经济、科技、地缘政治上的博弈日益复杂化，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关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战略上，自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接触”到“竞争”的显著转变，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的贸易战，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以战略竞争为核心的新阶段，拜登政府延续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基调。经济领域，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双方在关税、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方面仍有分歧；科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制裁措施不断升级，试图遏制中国5G、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地缘政治方面，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合作，试图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军事上，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增加，军事博弈的态势愈加明显。
无论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还是从战略眼光的角度，我们都不难预见，美国对华的“遏制与博弈”战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会强化。这一博弈的大背景，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范式下，归结于文明之间的“核心国家冲突”（core state conflicts），即，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冲突轴心由意识形态对抗转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在世界层面形成了文明层级的对抗。基于此，持有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的亨廷顿特别指出，西方国家亟须重新审视自身价值观与战略，以应对文明间的冲突与博弈。
在这种背景下，“新浮士德文明”应运而生。尽管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Ross Douthat主要探讨的是现代社会的技术飞跃与社会不平等现象研究，但他回答了美国崛起过程中人工智能与道德秩序的冲突问题，呼应了美国权力与制度运作背后的西方文明逻辑——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在笔者看来，“新浮士德文明”可以视为美国在面对中国崛起时，试图通过技术优势和道德优越性来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一种战略选择。这一理论也在新一轮中美科技与军事实力较量中，为美国的某些外交政策正言。
从过去十年美国的外交思路中，我们发现，特朗普外交团队与拜登外交团队虽在大方向上都主张美国崛起与稳固霸权，但在具体策略上，呈现出两副不同的“美国面孔”——特朗普政府的“本土美国”与拜登政府的“全球美国”外交战略。本文将分析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外交思路的异同，以及这些外交思路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论证“新浮士德文明”对二者外交思维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是从美国政府角度，基于“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范式对特朗普与拜登两个外交团队的政策进行解读。“文明冲突论”本身，也存在美化意识形态对立、粉饰政治问题的理论漏洞，文末将以此为切入口，具体论述中国如何化“文明冲突”为“文明共生”。
二、特朗普政府的“本土美国”MAGA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主要集中在“让美国再次强大（MAGA）”“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等本土主义政策。他看重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国内核心科技与军事的强化，轻视盟友和协议的有效性，大力推行退圈、单边、保护政策。
一是大面积、组织性的“退圈”，全面且果断地脱离各类国际合作。在经济贸易领域，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务实性的国际合作机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关乎国际政治正确性和大国声誉形象的领域，美国也选择了退出。[1]特朗普这一大规模“退圈”的决策核心在于，他按照“美国优先”的标准，只要某项国际合作可能加重美国的短期负担，即便退出会对美国未来的声誉和名望造成潜在损害，他也毫不犹豫地退出，完全回避国际担当与责任。
二是毫不顾忌盟友的单边主义。特朗普外交团队将美国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无论对象是否为盟国，只要相关事务涉及美国利益，特朗普政府全然不顾对方的关注与诉求，凭借美国的霸权优势，直接实施单边制裁或采取单边行动。在前一个任期中，特朗普贸然对世界多国（包括美国的盟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决然单边退出“中导”条约；无视欧洲盟国的反对意见，单边重启对伊朗的制裁。[2]
三是“大政府、集权式”的保护主义，强化军事与贸易保护。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竞选口号，很大程度上效仿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让美国伟大”的思路，都着重强调美国军事力量。在上届任期中，特朗普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俄中视为首要威胁；积极推动太空军事化，成立了太空司令部，大力发展太空军事力量；制定了低威力核武器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计划。与里根不同的是，特朗普尤为重视军人在政治层面所发挥的作用，他上届任期组建的内阁成员里，有相当数量的军人或军方背景官员，身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助理等重要职位。[3]同样，他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宣称未来任期中将继续延续这一传统，在就任美国总统当日签署系列行政命令，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在2024年通过社交媒体喊话称，欧盟应该通过大规模购买美国原油和天然气来缩小“巨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否则他将对欧盟加征关税；2024年11月25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对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限制和制裁。
在这三重思路的影响下，特朗普团队领导的美国呈现出一种“本土美国”的面貌，[4]这一理念延续了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代表了与建制精英主义相对的美国普通民众诉求。[5]那么这一战略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何影响？
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体现，即中美贸易战的全面开启。2017年中美关系实现了较为平稳的互动，然而2018年中美关系急速下滑，进入竞争加剧的时期，双边关系正经历着历史性的重大调整。经贸关系本是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却沦为了中美摩擦的源头。特朗普外交团队全然不顾美国国内商业和企业界的反对，执意对华挑起大规模的贸易摩擦，采取多重施压的手段，致使中美关系一度持续紧张。这种紧张态势还蔓延到了其他领域，引发外界普遍担忧，担心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发动“新冷战”。直到2018年12月1日中美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峰会后，中美关系才出现阶段性的缓和。[6]
其次，是中美间政治互信的减弱。从美国在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可见，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认为对华交往的基本国际背景是“重回大国竞争时代”，[7]这种竞争思维将继续主导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中美经贸摩擦严重削弱了双方的战略互信，致使美国战略界对中国误判。而且特朗普政府为发动贸易战，极力给中国“贴标签”，导致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氛围持续恶化，这反过来又促使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态度。战略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要与中国展开竞争，并在美国本土及全球范围内全面应对中国。
最后，是中美在传统话题上的多次争端。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持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不断推进对台F-16V战机等武器的出售计划；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扎尔访台，美台之间的官方往来和互动有所增加。在新疆、西藏及人权问题上，特朗普在两党议员的压力下故意制造事端。在南海问题上，特朗普实施高频次“航行自由行动”，美国针对中国南海的军舰“闯岛式”的“航行自由行动”共计27次；不断派遣军机军舰在南海进行抵近侦察和军事挑衅。网络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以“安全威胁”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切断华为的芯片供应，试图遏制中国在5G 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三、拜登政府的“全球美国”野心
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单边“本土”计划，拜登更强调多边机制和国际盟友的重要性。拜登政府外交团队扭转了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倾向，将多边主义传统重新带回到美国外交中，把美国再次拉回国际舞台，施展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回顾拜登上任时的美国内外状况，明显看出，拜登的全球战略为美国脱离国际舆论的被动困境作出了努力。2020年全球疫情后，面对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圈”行为，欧盟对美国的不信任大大加深，全力推进战略自主，跨大西洋关系遭遇自二战以来极为严峻的挑战。对华层面，经过中美贸易战的多轮博弈，新冠疫情初期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重塑中美关系和对华战略迫在眉睫。彼时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战略透支”的艰难处境，尽管特朗普的“本土”计划试图推行战略收缩，然而这一思路实际操作中并未根本扭转美国霸权遭他国“搭便车”的局面，反而加剧了美国的被动。拜登政府外交团队在其上任时面临的外交现状并不乐观，对此，他利用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为代表的精英智库集团，重塑了美国外交与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致力于扭转此前美国外交的“颓势”。
在拜登任期内，美国的盟友逐渐恢复了对美国有能力维持国际秩序、地区秩序的信心。跨大西洋关系在这三年的时间内得到了修复，全面重启。拜登政府通过行政协议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完善了印太战略的经济面向。在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方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等国际制度，试图以多种形式表明对国际制度的支持与力挺。
拜登政府过去四年重塑了对华方针，将对华方针从奥巴马时期的 “接触” 范式（engagement）和特朗普时期的“脱钩”范式，调整为“去风险”方针，确立了“小院高墙”的外交思路。
在对华经贸上，尽管存在如拜登所说的“激烈的竞争”（fierce competition），但仍有意维持一定的合作。虽然中美贸易关系仍受到“脱钩断链”的威胁，2023年全年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11.6%，但中美贸易关系大部分仍以转移的方式间接运作，“同比下降”的相当一部分贸易额通过越南、墨西哥等第三方市场以间接形式实现贸易，体现了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系统脱钩”方针的修正。
在地缘政治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重返亚太、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确立印太主导权的野心。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本质上仍是对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布局的延续和调整，试图通过加强与印太盟友的合作，在经济、安全等领域构建一个更广泛的战略框架，以制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拜登政府继续在印太维持强大的军事同盟关系，一方面，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加强联系，寻找各种理由巩固双边联盟（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国和菲律宾联盟），不时推进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即奥库斯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8]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试图拓展与印度等新兴伙伴的合作，打造所谓的 “小北约”。2022年2月美国发布的（拜登总统任内第一份区域战略报告）“印太战略报告”设定了“5大目标”，包括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区域内外建立联系、推动区域繁荣、加强亚太安全，以及强化区域抵抗包括气候变迁、COVID-19等跨国威胁的能力。在这份报告中，美国明确提到了要把更多的国家纳入亚太战略的考量，包括新加坡、越南、泰国和外蒙古等。可以说，在拜登政府的国防安全议题下，美国正以盟友和多边机制重新确立在印太的政治军事主导，试图遏制中国、俄罗斯在这一地缘生态中的发展。
四、外交思维的“正言”：“新浮士德文明”
在西方现代化语境中，“文明冲突论”成为西方国家理解世界冲突的主要范式。[1]这一理论将文明差异视为国际冲突的根源性因素。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从两极对峙转变为多极化趋势，日本、俄罗斯、中国、南方国家的兴起，过去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对抗模式消失，传统西方国家亟须新的理论范式来解释国际动态。亨廷顿指出，“新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是意识形态上或经济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虽依然是强有力的行为主体，但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之间。文明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间的虚线正替代冷战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野，成为危机和流血的闪光点……”[2]在这种范式下，21世纪的美国将逐渐崛起的“儒家文明”、“东正教文明”视为威胁，在内挖掘美国新时代的文明内核价值，在外竭力遏制非西方文明的兴起和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多民族本土认同。
长期以来，美国自由主义者都将自己的政治理念概括为一套“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所谓“美国信念”指的是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世界的灯塔”自居，代表着人类社会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3]而亨廷顿认为，这种美国信念的根本来源是美国新教主义。历史上，美国的新教主义内核或多或少影响着美国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的建构。
目光转向当代，同样，“新浮士德文明”是这一新教精神在现代科技与生产力进步后的衍生。
浮士德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以体验人生百态——既因欲望接受魔鬼诱惑，不顾一切追求世俗享乐，甚至做出恶行；又代表着上帝的造物，经历尘世欢乐后，能向着更高境界“自由”飞升，实现“理性与原欲”的和谐统一。浮士德精神的核心是个性，代表着西方文明中个体独立的自由意志，通过行动认知上帝的伟大，在征服外部世界、改变人类命运的过程中，彰显上帝荣耀，证明上帝“特殊挑选”的合理性。[4]
“新浮士德文明”的提出者Ross Douthat认为，正是这种精神促成了西方塑造和主宰近代以来的世界，这一过程充斥着暴力与非正义：经济领域，颂扬私有制、纵欲与资本原始积累；政治领域，从早期绝对专制主义到精英共和再到中产民主的阵痛转型，体现了现实权力与理性约束的平衡；国际层面，近代西方崛起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适者生存”“种族优越论”“天选论”等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言。
美国政治理念逐渐从历史的新教“天选论”转变为“新浮士德文明”，强调在国际领域的主导权。“西方文明正在塑造世界的未来，也同样会继续主宰世界的未来。”正因如此，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本土美国”，还是拜登政府的“全球美国”战略，本质上都是“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政治逻辑。正因自居为“主宰未来”的霸权国，特朗普的“退圈”和单边贸易战才会如此不顾他方指责，拜登的印太战略才会集中火力强行遏制新兴的中国与俄罗斯。
当前，美国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太空军事化、核武器等核心科技和军事领域稳居全球前列，但尚存许多挑战，诸如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人工智能与新能源领域的中美较量、国防安全问题、民粹主义与分裂倾向、中产收入危机等等，这些挑战阻碍了美国对外全球扩张这一野心的实现进程。Ross Douthat主张实行“谨慎的现实主义”，而不是“讨伐主义”外交政策，只要“美国平安渡过眼前的这个时代”，那么，“只有美国能够拯救未来”。由此可见，美国当务之急是要国内的体制改革与转型，巩固在科技军事、道德价值上的强势地位。特朗普的“本土美国”战略在此时显得略胜一筹。
五、中国对策：化“文明冲突”为“文明共生”
“文明冲突”是否无法避免？显然，这一理论掩盖了国家间利益冲突的实质。文明间的差异无法避免，但文明冲突可以规避。中国不能掉入美国外交战略设下的二元对立陷阱。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挖掘相对于“新浮士德文明”的中华文明和外交智慧。
国内，中国同样面临体制机制转型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解决方案。面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中国提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概念，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5]之所以如此定义，是因为中国并不愿跟随西方“浮士德文明”和其固有弊端，不想重复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确立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国外，中国致力于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中欧合作和“全球南方”共赢。正如美国思维来自西方文明，中国思维也要诉诸于中国文明，体现为几个主要特性——互相依赖，辩证统一，和平共处，开放包容。2022年中国提出“制度型开放”，展现高水平开放决心。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八项新措施，彰显中国在开放中推动全球化的努力。这种文明间的共生性体现在中国与不同文明的交往中，中欧班列畅通物流；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在绿色能源、高等教育拓宽合作；全力推进在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医疗及农业合作。
地区热点上，中美竞争升级，导致南海领土争端频繁，对于“本土美国”和“全球美国”都重点深化的印太战略，我们其实可以看见一个亚洲版“小北约”正在南海一带浮现。对此，中国可以继续延续“文明共生”策略，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制定，避免冲突升级；在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平台，声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和平立场，增进互信；构建“亚洲文明对话”类似的多边对话机制，以沟通化解分歧；拓展与周边国家如俄罗斯、韩国等的友好关系；倡导中老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加大新型舰艇、战机等装备的研发，提高在南海地区的军事防御力。
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南方”，无疑是对西方文明和“美国信念”的有力回应。文明之间的差异虽然存在，但基本的价值观和对人类大同的美好期待不会变。中美都需理性看待两国在现代化道路、国家利益、文化诉求上的差异，不应以“冲突”等而化之。避免冲突、求同存异，在自身体制机制转型的同时，谋求文明沟通与合作共赢，才能更好应对全球性问题与挑战。
六、结语
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的两种风格不同的外交战略，实际上也代表了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大党及背后的精英与平民阶层的利益。二人的对华政策展现出美国“新浮士德文明”在其外交思路上的价值烙印——基本线条是遏制中国、进行博弈，方式是“本土美国”与“全球美国”的双重思路试验。在当前局势下，“本土美国”战略具有谨慎的现实主义性，更能起到实质效果。
“文明冲突论”强调的文明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理由。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文明互鉴与合作共赢才是主流。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要认识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自主性；理性对待国内危机，并合理谋求外部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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