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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天心公园为“文夕大火”而铸造的“警世钟”
曾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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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夕大火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的事件，发生于1938年11月12日。因当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文”，大火发生在夜间（即“夕”），所以称火烧长沙事件为“文夕大火”。
背景和处理结果是：日军攻占岳州（今岳阳），逼近长沙。国民政府惊慌失措，蒋介石密令火烧长沙。自11月12日晚间纵火，至14日大火熄灭，湖南省省会长沙的房屋大部分被焚毁，烧死夜间熟睡的居民3万余人，财产损失无数。
一时舆论大哗，为平息民愤，国民政府一面拨款收容救济灾民，一面查处肇事者，20日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枪决。
10天之后的11月22日，重庆《中央日报》社论写道：“长沙一切损失与牺牲，实为争取最后胜利所付最悲壮最伟大之代价，而长沙一切公私损失已记入抗战总账中。换言之，将来总清算时，全国必能在中央领导之下，首先完成长沙之复兴。创巨痛深之湖南民众，目光意志须速迅转移至远处大处：由抗战胜利中追偿代价，由抗战总清算中复兴长沙！”
一、文夕大火的经过
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6月成立了长沙市疏散人口指导处，组织水陆运输疏散人口。10月底武汉三镇失守，11月10日岳阳被攻占，长沙遂成为日军飞机的侵略目标。长沙市政府于10月27日决定，除了壮丁以外，老弱妇孺均须离开市区，并责成保甲挨户劝导执行。蒋介石11月7日还在长沙市蓉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了关于整个战局的部署，确定了“焦土抗战”的具体方案，由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徐权拟定实施细则。11月10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主持长沙市党政军警宪联合会议，部署破坏长沙的具体方案。随即成立“破坏长沙指挥部”，下设区指挥和若干纵火队。破坏长沙指挥部积极准备纵火器材，在各交通要道堆放了易燃物。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则提出了“守住家乡、保卫大湖南”的口号，号召民众“不做顺民、不做难民”。从那时候起，长沙市的街头，成天到晚是各种车轮在转动，各色人等在奔流。经过半个月的转移，长沙市的繁华完全褪了色，街市上面整个儿冷清清的。坐落于湘江之畔，伴随着岳麓山静静躺着的是一座“空城”。就在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的夜里，一把空前的劫火毁灭了大部分长沙城！
因为城陵矶和岳州失陷，日军抵近汨罗江。11月12日这一天早上，长沙街市上的人们显得异样的慌张。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广播电台里号召军民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还明白地告诉市民：虽然政府机关已迁移，但自己在长沙“还有较长时日的滞留，与野战部队共进退”。官邸内有一个简单的晚宴，坐着英、美、德各国教会的牧师和医生，张治中对他们安抚和医治伤兵、难民提供的帮助表达了感谢之情。
午后，冷清的街市上泛起了不少的流言。然而，夜间这一把空前的大火究竟是谁放起的？又因何事放起火来？许多人认为是一个“谜”。从火里冲出来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就是许多机关也在深夜仓皇转移。那夜起火的时候，张治中在寓所刚入睡，他的副官叩门报告：“城内四处大火！”他马上披衣起床，一看果然大火漫天，大惊失色。电话打不通了，电灯也熄灭了。一部分民众激于民族义愤，以为与其将财产资敌，毋宁自毁。同时准备“坚壁清野”的军警也误听流言，慌张失措，一见火起，以为下达了“焚城”的命令，跟着点火。冬天北风大作，风助火势，整个长沙一片火海，造成了一场空前浩劫。
其实，放火是一则电报误传的，少译了一个字，误传“日军已至新河”（汨罗江新墙河误为长沙市内的新河）。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迅速出动，提着煤油火器，不分商店民宅，一概放火焚烧。顷刻之间，长沙成了一片火海，持续烧了72小时。大火前长沙户籍居民30万，大火之后有关当局进行了灾民登记，疏散之外尚有12.4万人在城里，其中死亡约3万人。至于财产损失，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全市1100多条街巷（不包括水陆洲和河西），全部焚毁的690余条，幸存房屋不到5栋的330多条。全市严重受损街道将近90%，损失最大的是房屋建筑，包括民房、商店、学校、工厂、机关、银行、医院、报社、仓库、文化娱乐场所以及宫宇寺庙、私家园林、名人故居等历史建筑。大火还烧掉了所有的湘绣铺房，包括绣品和画稿，如药王街锦华丽一家就烧掉三栋房子及优秀画稿和版本。
“文夕大火”当晚，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郭沫若等正在长沙，11月12日白天出席了各文化团体在长沙师范学校举行的孙中山诞辰72周年纪念大会，晚上宿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地址在潮宗街56号瞿鸿禨公馆，原文化书社和湘雅医学院最早的校址）。郭沫若回忆，就寝后发现房屋起火，出门问放火的军警，告知“赶快跑，不然要被烧死”，于是他们各提一只箱子从大火中冲出，连夜撤往湘潭。对毫无征兆的焚城大火，“周公十分愤慨”——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如下描述：“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16日，周恩来赶回长沙，约同陈诚、张治中等人视察灾情，并调集田汉、郭沫若等人率领的三厅人员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展开清理废墟、救护伤残、开设粥场等赈济工作。数日之后的22日，湖南省政府成立“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
届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驻在长沙，立即调第32军团指挥官俞济时率部警备长（沙）株（洲）；军委会政治部和第九战区政工大队亦派大批工作人员办理安抚、安置灾民的工作。例如，设收容所、临时市场及施饭场多处，在废墟上架起临时住房。1月16日夜，蒋介石亦赶赴长沙。逮捕火灾责任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会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市警察局局长文重孚，经军事委员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判处死刑，交给长株警备司令部执行枪决，以平民愤。保安处处长徐权惊惶失措，摇动人心，予以撤职查办；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和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对火灾疏于防范，予以免职留任处分，革职之后责成处理善后事宜。
二、相关文献及报道
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经详实严密调查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军委会政治部会同发表的说明如下：“长沙既临战区，政府于事前有所准备，当为必然之事实。惟十二夜长沙大火时，岳州虽失，而平江汨罗以北阵线甚稳，长沙距前线尚有300余里，军事当局不仅无命令破坏，且正调兵增加前线，而地方政府亦并未下令破坏。然大火何以骤起？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先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火灾之广，波及民居，损失之巨，殊为痛心。……应明告国人：自我牺牲，原为国民报国之义愤行为，长沙虽毁，首事与负责长官，亦已严予治罪；被难者，政府已举全力予以安置。今战事正酣，我国民须忍受痛苦，方能取得最后胜利。湖南民众，尤其革命历史，更能发扬蹈厉，表示不惜牺牲一切从事抗战之决心，与恢宏我民族革命忍受无上痛苦之精神。自经此次火灾之后，当更能沉毅坚忍，戒慎严密，此原为我湖南民众之特性，亦即我长期抗战所必须具有之决心。”
根据第九战区第二政治工作大队的调查，当放火时有多数民众见火腾天，以为敌寇将至，愤而自焚其屋。研究此类事实之成因，实完全出于“民族义愤”之所激动，而此种“民族义愤”之成因，则是由于日本强盗疯狂侵略之惨毒轰炸所激起。“良以无数觉醒之爱国人民，以为与其以一切资敌，或为敌所焚毁、所轰炸，不如自己加以彻底之破坏，以泄心头无穷之愤恨。甚至有不少人以为即使于我军放弃时不予焚毁，将来战局转移敌军退却时，亦必惨遭焚毁，更不如早日自焚，免为敌用。吾人诚知人绝不肯轻易自行毁灭其财产，但当感情激动之时，特别义愤激动之时，恒不自觉而采取过早过猛之行动，其感情之所驱使，一如不战自焚。研究群众心理者，胥皆洞明此种盲动之成因。”
处理的结果，是将肇事祸首交军法会审：“酆悌，男，年37岁，湖南湘阴人，前湖南省会警备司令；徐昆，男，年32岁，湖南新宁人，前警备第二团团长；文重孚，男，35岁，湖南益阳人，前湖南省会警察局长陆军宪兵上校。……三名犯人提解到部，验明正身，于本月20日上午10时押赴侯家塘下山刑场，依法执行枪决。”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自请革职，留任处理善后事宜。省会保安处处长徐权惊惶失措，摇动人心，革职查办。其余有关人员，亦分别彻查究办。“所有罹难流亡民众，及所受损失，经饬湖南省府会同当地军警机关，迅予设法收容救济，调查具报，并于被灾区域逐部清理，分期复兴，以期少慰人心而挽元气。”
张治中11月20日发布的《湖南省政府告民众书》写道：
“湖南全体同胞公鉴：此次湖南省会长沙市骤起大火，其原因及经过情形，已如中宣部及政治部所宣布，一方面由于军警误信流言，另一方面由于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无待治中更事缕述。惟治中忝主湘政，用人失察，疏于防范，遭此巨灾，神明内疚，罪戾实深。虽自起火以迄现在，治中始终未离省会一步，而事起仓卒，火势燎原，波及居民，赶救不及，当时我市内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以及伤病兵员之未尽疏散者，其流离呻吟，甚至间有葬身火窟之惨状，皆所目击，不禁心伤泪下。”
“治中待罪任中，除力筹善后勉图补过外，夫复何言？愿自维勉尽职责，所期以稍赎愆尤者，有数事焉，敬为吾全湘同胞陈之：（一）除向中央与最高领袖自请严予处分外，已遵奉委员长蒋命令，逮送肇事有关之省会军警负责人员，依法惩办，以谢市民；（二）督率省市县政府在最短期间，赶施救济，安置居民，恢复秩序，除由省府拨款外，并蒙委员长蒋先拨巨款，办理临时救济事宜，俾受灾市民，减少痛苦；（三）集合政府与人民之力量，本中央抗战建国之方针，一方面继续支持抗战，一方面筹划长沙市之善后建设，务使市容重整，人民努力建设之成效，因灾患而愈彰著，所望全湘同胞督责赞助，不胜企祷！”
“抑尤有进者：此次长沙大火，虽事起仓卒，而被灾之居民及伤病兵员，自起火以至熄灭，亦均能严守秩序，从容离开，此种自我牺性之伟大精神，弥足称述。我湖南民众向具革命精神，今战事已临湘土，正我三湘健儿奋起杀敌之时！全湘同胞果能本不顾牺牲一切之决心，忍受无上痛苦，沉毅坚忍，努力抗战，是则长沙损失之代价，不难由敌人而取偿，一切牺牲，不啻我民族革命战争史中光荣之战迹。我三湘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其共鉴之。张治中11月20日于长沙”
事后，湖南省政府召开会议，决议如下：成立以尹任先为主任委员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中央政府先期拨款20万元，省政府拨款30万元，于最短期内清除垃圾、整理街容貌，安抚人心、救济灾民。此外，成立以张治中为主任委员的“长沙市火灾善后建设委员会”，以湖南省建设公债1000万元作为基金，修复和新建城市。
据灾后创办的《新长沙报》创刊词，作了如下报道：“自神圣的民族战争开始，沿江沿海各都市次第遭受敌人蹂躏，轰炸之后继以屠杀。千百万居民血涴肢残，发直眦裂，皆不欲与敌共戴天日。广州、武汉相继退出后，长沙实为敌人马首所指。以湖南民性之强烈，稍失掌握，遂有十二夜空前之大火。数千年楚国之故都遂成实际之一片焦土。……盖今日一切当以抗战为第一义，既不必作事后无益之怨尤，以分散我对敌人之注意，且当于破砖残瓦艰难收拾之际，益加强我全体军民之团结，巩固我对于最后胜利之信念，各以最后力量，使长沙仍能发挥抗战后方重要支点之使用。今日之事，盖莫大于此！”
又据《国民日报》特派记者11月23日在长沙的报道：“整个长沙市毁灭了，长沙市几十万人民的财产通同付之一炬了！真正的祸首是谁？我们要认定到底，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地方政府事先疏于防范，事后无法赶救，亦属咎无可辞。但是浩劫已经造成，一切痛苦惟有忍受！善哉《中央日报》之言，“长沙公私损失俱已记入抗战总账中。换言之，将来总清算时，全国必能在中央领导计划之下，首先完成长沙之复兴。创巨痛深后之湖南民众目光，意志须迅速转移至远处大处，由抗战胜利中追偿代价，由抗战总清算中复兴长沙！”
三、对“文夕大火”的总结
以上说明：为应付战略转移，曾有从事军事上的破坏准备，但是即时并没有到破坏的时机；而因流言纷起，从事破坏准备的军警误听流言，遂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11月12日夜间的大火是突发的，原因固然一方面由于军警误听了“日军已打到新河”的流言，另一方面是由一部分民众（包括自卫团成员丁森，此人是否替政府“背锅”，不得而知）激于民族义愤，自焚其屋。从一处火起到四处火烧，这些过早的行动完全没有什么“命令”，根本也没有依据什么计划，可以说是自发行为，终于毁灭了长沙城！虽然这场大火延烧极广，毕竟还有许多军政负责人在长沙。张治中采取了下列紧急处置：一是下令严拿放火者，准许就地处决；二是向中央政府报告，并亲自召集有关人员查询起火真相；三是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恢复交通；四是令主管机关救济伤兵难民，并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同时调集重兵，加紧长沙防卫；改组地方军警机构，“办理一切善后事宜”。
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被枪毙时，口喊冤枉，声称奉命行事。当时社会上流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下联“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三联首字组成“张治中”的名字，以示舆论对文夕大火“借三个人头”审理结案的不满。
为何长沙会出现“文夕大火”这样过早的行动？这一切全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研究》的主编荣维木（史学家荣孟源之子）对此分析：“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是，“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说明了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战争的组织者是多么容易产生失误。”古城长沙经历了文夕大火，此后第九战区又坚持了长达6年的抵抗，包括三次长沙会战、长（沙）衡（阳）战役，几乎成为废墟。中国军民坚信：在抗战胜利以后，新长沙一定会迅速地建设起来。劫后的长沙将是历史上永不磨灭的一个伟大而沉痛的纪念，今天长沙终于崛起。在天心阁公园铸造的“文夕大火”警示钟，就是对抗日战争的纪念。
作者简介：曾长秋（1950.9-），湖南浏阳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历史学、政治学。
电话：13077333643
邮箱：csuzcq@163.com
住址：410221，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梅溪郡万科二期24栋1404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