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 | 我与闻捷：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三）

（《戴厚英文集》选读）

作者：戴厚英

因为闻捷在“样板戏”剧组呆过，样板戏又是绝对不可涉及的禁区，所以当时作协领导小组决定对闻捷“保护性”隔离，叫他住到作家协会，以免被人从他9那里挖去不利“样板剧组”的“防扩散”材料，那样他和作协都吃罪不起。

于是闻捷住到了我隔壁一间空房子里，我们有了朝夕见面的机会。但是我们从不随便交谈，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我是从来不与他搭腔的。这是当时的规矩。

我时常和王宁宇一起和他谈话，叫他交代他“外逃”的几十天干了什么，因而对他有了一些了解。

闻捷是这样的人，他襟怀坦白，对任何人都不存戒备。他把我和王宁宇当作朋友和弟、妹，每一次都侃侃而谈，不但“交代”了他在“外逃”的几十天里干了什么，还不时地谈论他的过去。他一谈起来就忘乎所以，完全忘记了我们的不同身份，“小王”“小戴”地叫个不停。我和王宁宇受他的感染和吸引，有时也会忘乎所以，与他扯些别的事情。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未曾像别的审查者、被审查者那样紧张。我常和一些朋友说，闻捷这个人真浪漫，他说他从京剧院逃出的那些日子想到处流浪，作个“行吟诗人”呢。朋友们对他的诗人品格也都付之一笑。

这一次闻捷在作协没住多久，上头就指示将他隔离到上海少教所去。因为外面来找他外调的太多，怕出问题。这时我们对他的“外逃事件”审查已告结束，没发现任何超出他个人交代的问题，剩下的只有对他的“历史问题”的审查了。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但是，有时外面来人找闻捷“外调”，或者有别的事情要找闻捷，有关领导还会要我和王宁宇去陪同外调或与闻捷谈话。因此，我仍然有机会见到闻捷。我们见面的次数极少，每一次都有别人在场，根本没有个别交谈的机会，更不可能产生什么“私情”。但不可否认，我对闻捷的同情和了解与日俱增。

转折关键是闻捷的妻子杜方梅的自杀。杜方梅我只见过一面，是向她了解闻捷的“外逃”情况见到她的。她的美丽、端庄和倔犟，都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

突然之间她跳楼自杀了，使我很难理解。当时领导小组叫我和王宁宇去“少教所”找闻捷，把消息告诉他，并劝他“正确对待”。我们该怎么对他说明事件的真相呢？为了弄明杜方梅死之真相，我和王宁宇找到杜所在的上海市人民银行的造反派。我们说，不明真相，我们不好向闻捷交代。可是银行的人对我们不肯说实话，听来听去，我们还是不明白。只能说是“畏罪自杀”了。回来后我向作协领导汇报，并写了一个书面情况，要求将杜的死因查明。那位领导是一位工人作家，他看了我写的东西，叹了一口气。他说：小戴，你别自找麻烦了。这种事谁给你查清？我想当时我们还背着“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罪名，等待清算，他的谨慎可以理解，只好作罢。

那天我是怀着同情与王宁宇一起找闻捷谈话的。当我们把杜方梅的事情讲完的时候，闻捷捂住了脸。泪水顺着他的手指缝渗出来，我看见他的下巴在剧烈颤动。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同情，便与王宁宇一次又一次劝他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正确对待”这件事情。离开闻捷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闻捷想不通也走上绝路。我忍不住回过头来大声地说：闻捷，你不能死啊！你要活下去。我想闻捷是能够感受到我此刻的同情的。

杜方梅死后不久，闻捷的两个大女儿要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她们的一位女老师找到我，说她很可怜两个孩子，想问问闻捷到底是什么问题，可不可以给她们一个好些的鉴定，并且让她们在走之前见见父亲。我未加思索就告诉那位老师， 说闻捷一定是“人民内部问题”，当然应该让他见见孩子。之后，我向领导汇报，请求给他们父女一个见面的机会。领导立即表示同意。

又是我和王宁宇一起，陪着闻捷的二女儿果子去“少教所”向闻捷告别。果子那年也正好是十六岁。多日不见，闻捷已见苍老。看着他们父女强忍泪水谈话的样子，我心里非常难受。我也想哭。闻捷鼓励着孩子，叫她们放心地去。他一点一点问着她们的准备工作，对女儿说，家中的一切，只要她们需要都可以拿去。

女儿说：不要，我们什么都不要。

这次会见使我感到刺激。我回到机关把自己的心情对一些人说了，想不到这成为以后迫害我们的依据。

但是，到这时为止，还只是我在了解闻捷，闻捷对我并没有多少理解。他真正了解我，是我在“一打三反”中受审查的时候。

我接受审查时，闻捷也解除了隔离和我们一起下到五七干校。那时我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是可以放松一点的“死老虎”，我则变成必须狠狠打击的“活老虎”了。因为人手不够，“死老虎”常常被用来做些打“活老虎”的辅助工作。

如抄大字报、写标语横幅、布置会场之类。真是命运的安排，闻捷被命令书写并悬挂声讨我的横幅、标语。也许还有前一段时间有所接触的缘故，他关心起我的事情来。不论是人家揭发我的大字报，还是我的自我辩护的大字报，他都仔细读过。他说他的结论是：这个年轻的女同志是很不一般的。他喜欢我烈火般的性格。

这时，我们才算彼此相知了。但是没有恋爱，也不可能恋爱。我还在维护着自己的婚姻，而且受着审查，他也还没有“解放”。我们只是互相了解了。



不久之后，闻捷“解放”了，作为问题的，还是十六岁时的那段历史。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结论却比先前的审查结论要严厉，他被定为“变节分子”。工军宣队让他到养猪场养猪，他很努力，好像还养出点名堂来，因此受到表扬，还叫他到干校广播台去讲自己怎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养猪的。天晓得他当时讲了些什么。反正当时大家都那样讲，无论干什么事情，成功总是因为贯彻了毛泽东思想，失败，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这次“讲用”宣告他真正回到“革命群众”队伍中来了。从此他回到“连队”，和上海作协的人一起劳动。他回到“连队”以后不久，对我的审查也告一段落。于是我和他取得了相同的身份和地位：一个“战线”上共同劳动的 “战友”了。我们在干校种菜。为了安排每天的劳动生产，工军宣队叫我负责安排“女劳力”，叫他安排“男劳力”，还命令对种菜略有经验的老作家丰村协助我们工作。

于是我们真正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对种菜都一窍不通，每天都得去附近生产队找一位老队长请教，以便决定明天我们该干什么。

从干校到生产队有六七里路，我们每天晚饭后都必须在那条小路上来回走一趟。

因为小路难走，每一趟都要花费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不以此为苦为累，因为我们找到了谈话的机会。现在不用再怕有人检举汇报，只有我们二人，什么不能说？总是他先询问我，离婚以后的日子如何？有没有再婚的打算啊？然后是我询问他，在黑龙江的两个女儿可好？小女儿在家由谁照顾？除了生活，我们便谈诗，谈文学。原来我们在文学上有许多共同的爱好。

我们的路越走越短，消耗的时间却越来越长了。我们常常不愿意结束谈话很快回到干校。

那一天，风是风，雨是雨，还响着雷。我们照常到生产队去请教工作。小路又窄又滑，他不时地伸出手来搀扶我。到了老队长家，正碰上他家添了孙子，在吃汤圆庆贺。老队长不顾我们的身份，一定要我们一人吃一碗糯米汤圆。我不敢吃，闻捷批评了我。他说你这个人就这么死板？吃一碗圆子有什么问题？这使我想起刚下乡劳动的时候，工军宣队不允许我们在镇上买东西吃，他偏要吃。一天他去镇上拉粪，饿了，买了两个大饼吞进肚里。

同去的“牛鬼蛇神”不敢吃，回来就揭发了闻捷。闻捷便在会上做了个令人喷饭的“检讨”：工宣队不让吃大饼，他吃了，就是反对工宣队。工宣队代表党和毛主席，因此吃大饼就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于是我笑着顺从了他，坐下来吃起圆子来。他胃口极好，不一会儿把一碗圆子吃完了。我却吃不下去。他看见我用筷子夹着圆子为难的样子，马上接过我手里的碗，把我吃剩的圆子三口两口吞完了，抹嘴笑笑，孩子似的。他是那么自然和随意，使我感到我与他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

回来的路上，我心里由不得激动而紧张。因为我还没有想到过会与他建立什么特殊的关系。他“解放”以后，不少有家和没家的女士都盯着他，对他关照有加。有人给他偷偷送水果，放在他床上；又有人整天对他絮絮叨叨，倾诉自己的孤独和苦恼。文艺单位的人，长期过夫妻家人分居的“集体生活”，这种情愫不难理解。这些事大家心里明白，都说闻捷交上“桃花运”了。这些事也成为我们路上谈话的内容，我常常取笑他，说某某很好，就娶了她吧。他总是很认真地说：小戴，怎么你也取笑我？你真的什么都没想过？

我真的什么都没想过，因为他比我大得太多，也因为杜方梅太美了。我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安全而愉快，因此依恋着他。可是今晚，我想到了他希望我想的事情。我心里十分害怕，这可能吗？我和他？

我一路上远远地避着他。但我还是不断地滑到水田里，他扶起我，我就把他的手摆脱了。我得好好想想啊！可是雨越来越大，我全身湿透，冷得发抖。他一次又一次叫我：小戴，靠近我，我护着你。我一次又一次固执地回答：不。可是，在走出小路，上了大路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颤抖的声音：小戴，靠近我！我再也抵御不住他的巨大的吸引，投入了他的怀抱。依靠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我哭了。

我说我心里好苦。他说从今以后你就不苦了，有我……

但是回到宿舍，我又犹豫了，突然觉得我需要对他了解得更多。第一次的婚姻失败使我不敢再轻易相信一个男人了。所以，第二天，当他邀请我这次休假到他家里去玩的时候，我拒绝了。我说：请把你写过的作品都给我看看，我要更多地了解你。他有些失望，但还是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