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 | 我与闻捷：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六）

（《戴厚英文集》选读）

作者：戴厚英

元月 13 日上午，我刚刚起床，四五个工军宣队员找到我宿舍里，对我说闻捷“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他们叫我交出闻捷给我的纪念品，我说只有一支钢笔，他们说那就算了。

我自知挺不住这样的打击，立即打电话请家住复旦的女友来陪伴我。当时她的丈夫在隔离审查，女儿寄养在南京母亲家里，她自己则下放黑龙江已一年多，回上海休假的。她陪了我七天七夜。没有她的陪伴，我不知能不能熬过那样的折磨。因为迫害还在继续。一切都和我叔叔蒙冤自杀以后的情景那么相像。

闻捷死的第二天，工军宣队又一次上门抄了闻捷的家，把他的书籍、唱片、照相簿，还有我们的书信，都装到了机关里。

第三天，声讨闻捷“畏罪自杀”的大会便召开了。那天，院子里到处用墨汁写着斗大的字：“大叛徒闻捷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所有的墙上都贴了这样的标语。我的宿舍的门正对着会场的窗口，会上的口号声一阵阵传来，我在床上发疯似地翻滚，我要去会场，与闻捷一起接受“清算”。那位女友按住我，求我安静下来。说事情已经够糟了，你别给自己加罪了。批判会之后，几个工军宣队员立即来到我的宿舍，向我宣布政策：我们对你和闻捷还是不同对待的。你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刚才会场上有革命群众（其实是一位著名女作家）要求把你拉出去接受批判，我们说你生病，没有这样做。我没有感谢，只是哭。他们说：一个叛徒死了还不如一条狗，你哭什么？我说我的爱人死了，为什么不能哭？一位平时很温和的女工宣队员对我说：谁是你的爱人？你们还没有结婚，怎么是爱人？

你们知识分子怎么都不怕丑啊！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好像所有的人都不再是他自己。那女师傅，不是上海人，平时和我一起住在作家协会机关内，无风无浪的时候亲如姐妹。文革以后的许多年，想起那些当初进驻上海作协的老工人们，我的感情还是复杂的。我对他们毫无怨恨。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和我们知识分子很不相同。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或多或少保留着自己的本性。他们则可以完全丢弃自己。闻捷死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已经感到了某些当初对我们的爱情侧目而视的女士，眼眶里也盈着泪水。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她们所希望的。她们只是想把我们分开。

闻捷火化的那一天，我冲到了机关大门口。我要去为他收拾骨灰。可是一位看门的同事拉住了我。他同情地说：工军宣队不让你去，别人也会笑话你的。

之后，我要求收养闻捷的小女儿，工宣队指导员问我：你收养她？以什么名义？是啊，我没有名义。不久，这个可怜的女孩被扫地出门，工军宣队宣布闻捷的住房被没收了。女孩只好到山东农村，寄养在亲戚家里。写到这里，我要说，我非常感谢闻捷的三个女儿对我的理解。尽管当时工军宣队对她们进行威胁，不许她们再与我保持联系，她们仍然偷偷地与我保持着联系。她们从来不曾抛弃我。

闻捷的死使我变得坚强起来。本来害怕共同毁灭，如今毁灭已经到来，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对工军宣队的任何教育都持抗拒态度。他们叫我检查自己在给闻捷的信中表达的是什么感情。我说：什么感情呢？你们不妨把那些信张贴出来，让大家看看。他们叫我与闻捷划清界限，我说：人已经死了，还有界限吗？我敢断定，你们错了！你们确实错了！他们害怕把我也整死了不好交代，便不再逼我，也不再叫我去吉林了。我在身体稍微复原一些之后，便请假回到乡下，与父母和女儿一起度过那一段最困难的时期。我离开上海的时候，那位在批判会后给我送馒头的女友哭着问我的另一个朋友：戴厚英还会不会回来？那位朋友说：她会回来的。我相信她不会从此倒下去。

是的，一个半月之后，在乡下大病一场之后，我又回到了上海，又到干校劳动去了。但是，此刻的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真幼稚的戴厚英死去了，我的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复杂起来。我跟一位朋友说：如果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参加阶级斗争了。

当然，“树欲静而风不止”，闻捷死去没半年，阶级斗争又一次找到我，还是要我扮演革命对象的角色。“无产阶级司令部”又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说有一个新生的反革命集团叫“五一六”。这个集团的分子主要分布在文化单位。

还是因为“四一二炮打”和“攻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又一次成了刀下肉。

这一次，工军宣队明白地宣布，说“一打三反”时没有把我的问题查清楚，现在一定要查清楚！于是，揭发我的大字报又铺天盖地，和闻捷的恋爱也成了新的罪行。人们在大字报上问：爱谁、恨谁、跟谁走？

这一次，我不跳也不叫，哀莫大于心死。我心已死，还怕整吗？可是世事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1971 年 9 月 13 日（又是 13 日！）林彪突然“自我爆炸” 了。上上下下都要声讨林彪，我还算什么？

而且不久，军宣队因为所属的部队和林彪事件有牵连，匆匆忙忙撤出了文化单位，工宣队失去了依傍，再也没有心思把运动搞下去。我的这一次厄运也就这样过去了。

我一直不明白，工军宣队为什么死死缠住我不放呢？我也没有专门和他们作对。后来，我从朋友处了解到，原来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四人帮”在上海的班底也有不同的派别，他们互相争斗，就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对方的“黑材料”。

工军宣队站在王洪文一边反对徐景贤，以为我和徐景贤认识，一定知道不少底细。

他们想把我整得糊里糊涂，然后由他们摆布，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就是把我整死了，我也说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因为我从未和徐景贤有过私人交往，他的家门朝哪，我也不知道。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对所谓“阶级斗争”又有了深层的了解。原来，看似高尚的“阶级斗争”里，往往包藏着不可告人的争权夺利的内幕。善良普通的百姓啊，你们哪里知道？我原来就离各级官员很远，这以后我更不敢靠近他们了。


闻捷之死不但是我在文革中命运的根本转折，也是我的整个生命的转折。我和闻捷相恋正好一百天，真正是“百日缘”。这一百天让我懂得的事情胜过一百年。这悲剧像一道闪电，突然划破黑暗的天空，也刺破我混沌的心灵。我看到了以前不曾想到因而也看不到的东西：政治斗争的残忍，人性的阴暗，自己的脆弱。

在乡下的那些日子里，我躺在病床上，把事情一遍一遍地从头想过，我感到满腹委屈，满腔愤恨。但是我不再轻易向人诉说。我有什么好诉说的？因为谁都会劝我“正确对待”，谁都会批评我们爱得不合时宜，谁都会指责闻捷软弱、自绝于世。更有一些人，躲在一边幸灾乐祸。用这样的形式杀伤自己的怨敌和对手，真是事半功倍。

我好像死过一次了。当我躺在乡下的草床上，晕眩得天旋地转，眼也难睁，母亲和女儿在床边哭泣叫喊的时候，我真正有了死亡的感觉。我灵魂出窍，希望追上闻捷，跪在他面前，求他审判我。但是我对他说，我不走你的路，去“死有余辜”。我一定要活下去，用我的生命和事业，证明你我相爱一场，值得。我们彼此没有看错。以后的我仍然顶着原来的臭皮囊，但是我的心变了。虽说变得还不彻底，但确实变了。

1971 年整整一年，我们都在干校继续劳动。为了让自己从悲痛中拔出来，我把女儿带在身边过了一阵。一个人在干校劳动的时候，我就把多余的时间用来织毛衣，自己没有那么多毛衣可织，我替同学朋友织。没钱给女儿置新衣服，我做起针线，花几元钱置点便宜的布，利用回上海休假的时候，学裁剪。我给女儿缝制了几条裙子，上面还绣了花。在干校，只要不是天寒地冻，我还要下河游泳。

一个人躺在宽广的河面上任意漂浮，漂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就缩在水里。我发现有几位好心的朋友怕我出事，总是远远地跟着我游……

我不再常常到朋友家聊天。休假时不是一个人呆在小屋里，就是去找闻捷在京剧院的一位朋友。我与这位朋友的亲密关系持续到今天。丰村家也成了我经常的去处。我主动去接受“腐蚀”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到了 1972 年，我们全体从干校回到上海。工宣队也受不住长年累月的农村劳动了，他们说知识分子要改造，难道我们也要改造？于是我们由农村劳动变成城市劳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南京路上挖防空洞……

…………

防空洞挖好了，上头又要我们再去干校。可是这一回工宣队坚决不干了。因为陆续有人被抽调出去重新工作，剩下来的劳动力不到十个，比工宣队员还少，再下去变成惩罚工人阶级了。工宣队鼓动我们给当时的文化系统领导写一份报告，说明我们已经没有几个人可以劳动了，只能留在上海搞“斗、批、改”。竟然被批准了。

于是我们在上海留下来。但是也没有再搞什么“斗、批、改”。我认为人民群众热心参与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时实际上已经结束，还没结束的只是上层的斗争了，特别是关于“接班人”的斗争。工宣队再也没有了进来时的革命豪情，他们懈怠、不满，和我们一起发起了牢骚。他们开始偷看从“牛鬼蛇神”家里抄来的“封资修”小说，真应了“红的进来，白的出去”的预言了。我们呢？专案人员还在整理材料，像我这样没有“专案”任务的人，便悠哉游哉了。

我们白天仍然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地消磨，我们叫这是“安度晚年”。晚上，我则又开始了读书生活。单位图书室又对我们开放了。那一阵，我读书的口味大变，专读历史书了。我读了一本一本“通史”和思想史，又读了一大堆明史和清史。我读了国内外一系列名人传记，也读了中国明代著名叛逆李贽的《焚书·续焚书》。精神逐渐充实起来。此外，把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又重新读了两遍，写下不少札记。

读着读着，我心里亮堂了许多，恐惧也因之而增加了许多。我故乡的骄傲，洪武皇帝朱元璋，晚年为大灭功臣所制造的一系列冤狱，使我汗毛倒竖；还有清朝的那些文字狱，都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历史长河”。正是因为心里有了这条长河，在以后的“批林批孔”和“批邓”中，我才能一言不发。我觉得我不属于这条河。

总之，我从这一次沉沦中得到了不少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