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
黄浩宁（马来西亚）
2025年3月4日，曾任中国古典散文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客座教授的谭家健先生病逝，享年89岁。作为他的学生，与恩师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此刻都如画面般浮现在眼前。既告诉我曾经拥有什么，又提示我不再会有什么。
我所认识的谭教授，非常朴素。
简单的穿着，戴着一副眼镜，打开书本（多半是他自己的著作）给同学们讲课。他的语速较慢、声量较小，不发“惊人之语”。表面上看，这样的课堂不会吸引人，因为这样的讲课方式，太容易让人“会周公”。然而，谭教授的课，同学都会认真聆听。不为什么，只因我们都知道谭教授的学养一流，每堂课都是“干货满满”。只要愿意耐心听讲，适当“插话”（听课途中举手发问），让老师解答，必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这届同学有机会上谭教授《墨子研究》《左传导读》和《中国古代散文》三门课，可说是一桩幸事。
谭教授的朴素，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他不刻意展示“美词佳句”，而是选择用日常的语言，把话说清楚。有不少文人作家追求“文气”、“文势”，竭尽全力去铺张文字，结果往往是“气势”造得过分，内容却乏善可陈，甚至根本言不及义，像一个人穿上一件色彩华丽却完全不合身的衣服一样，看了别扭。与此相比，谭教授的为文更显得体大方。中国当代作家张炜有言：华丽的语言并非文章的高境界，有自己的思考与感悟，从心底流出的文字才最有力量。我认为，谭教授所有朴素文字的背后，是蕴含力量的。可这样的文字，会否欠缺“味道”？犹记已故红学家李希凡嘲讽胡适的白话文“除了白话，只剩白水”。我不否认谭教授的文字“味道”略“淡”，但盐糖分量没超标的饮料，即便略“淡”，始终是健康的。
我所认识的谭教授，相当坚毅。
谭教授年轻时参军，是抗美援朝战士。为了顺利入伍，他还虚报年龄，在介绍信中把“15岁”改成“17岁”。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说的“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他到三八线不久，被调入高射机枪连，作战勇猛，受到表扬。（见谭家健《难忘的成章中学》和《我的人生五步棋》等随笔，下边引用作者随笔的部分皆省略作者姓名）握过笔、举过枪、做过粗工细活，“经风浪，见世面”，成就了这位温和又不失坚毅的学者。谭教授待人温和，却不同于一般书生的“斯文有礼”。从军生涯、爱国情怀炼就了他的坚毅品质。他随和宽厚，不喜与人争执，但决不是毫无原则和主见的“老好人”。可以让步的，他适当让步；不能含糊的，他从不含糊。
1957年，丰村的短篇小说《美丽》发表于《人民文学》，当时多数读者认为故事的女主人公季玉洁是“美丽的灵魂”，因为她公而忘私，不顾一切地去关心爱护首长。谭教授为此写了《并不美丽----读丰村的小说<美丽>》一文予以反驳。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秘书，由于关心爱护首长，从而产生了爱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可非难”，“但当这种爱情有可能破坏别人家庭幸福，成为一种危险的时候，那就是严重问题了。”谭教授同时对作品中把“事业”和“爱情”简单对立起来的做法提出质疑：竟会有这样一种工作，忙得使人不能恋爱？如果工作真是连人恋爱的权利都吃掉了，那么它是多么残酷呵！按照这种选择，是歌颂事业呢？还是在责难它？谭教授的结论是“我们不需要赞美这样的殉道者”，多年后他仍然强调“这个第三者的灵魂并不美丽”。评论人物和作品，最忌人云亦云。但如果评论者内心不够强大，有时不免会苟且从众。可谭教授敢于成为少数，提出当时未必能被广大读者接受的意见，这充分凸显其坚毅品质。
谭教授的坚毅，还体现在他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决拥护。谭教授是爱国者，他绝对不会容忍有心人恶意分裂国家的做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谭教授有较多出国访学的机会，在新马一带逗留的时间稍长，间中也到过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我的人生五步棋》一文中，他谈到自己在海外访学期间“坚持爱国主义原则”、“例如台独、藏独、疆独等等，我总是旗帜鲜明┄┄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痛斥三独谬论”。谭教授无论身在何处，都全心全意说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人。我们看过一些“狂热”的“爱国者”，口出疯言，谴责购买美货日货者为“汉奸”，并公然破坏所谓“汉奸”的物品。这种和红卫兵打砸抢一脉相承的流氓风格，称不上“爱国精神”。谭教授这种经理性过滤、排除极端狂热成分、在确保不刻意侵害他人自由尊严的前提下坚定捍卫国家原则的爱国精神，才是可贵并且值得提倡的。
我所认识的谭教授，尊重热爱学术、懂得反躬自省。
谭教授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北大55级（北大迄今为止最“牛”的一级，汇聚了不少日后在人文学科领域取得杰出表现的专家学者）的学生。他在大学二年级撰写的习作《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被《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发表，引起中文系师生的注意。可是当时杨晦教授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连散文概念也没有搞清楚”，并且认为《孟子》是哲学著作，没必要去谈“散文艺术”。谭教授承认当时的确不好受，但后来明白杨教授是要提醒他“弄清文艺理论的某些基本概念”，而且认为正是杨教授的鞭策促使他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断地探索散文的定义、范围和艺术特征，所以他对杨教授适时地“浇凉水”表示真诚的感谢。（见《冬日夏日皆可亲----记杨晦教授》）在众多的掌声中突然遭受一记重捶，颇让人难受，甚至会让人记恨一辈子。谭教授却能冷静看待老师的批评，反躬自省，帮助自己取得进步。这是十分难得的。
1958年正值中国“大跃进”时代，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党支部提出，要用马列主义观念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此设想得到系、校党组织的支持。全年级的70多名学生混编为若干小组，分别编写从先秦到近代各段文学史，谭教授也是参与编写的学生之一。结果只花了70多天，两卷本70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就完成并出版，是当时学术界的一颗“大卫星”。谭教授后来感叹“这是一件蠢事”，认为“这种突击式的大轰大嗡，与当时大跃进亩产万斤粮之浮夸风是互相呼应的”，揭露有的同学“只凭现有的文学史和几篇相关的文章，一知半解，东拼西凑，加上所谓的批判和分析就交稿”。（见《我的人生五步棋》和《被扭曲的“教育革命”》）对特定时代学术界产生的不良风气，谭教授一直保持警惕并且愿意做自我批评，以免重蹈覆辙。
正因为谭教授对学术有着一以贯之的尊重和热爱，才使得他在后来的学术道路上平稳前进。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稿>后记》谈到自己于1977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设想分别撰写《先秦散文研究》《汉魏六朝散文研究》《唐宋散文研究》《元明清散文研究》4本书，各以5年为期，每本40万字左右，没想到20多年过去，计划实现不到一半。这对谭教授而言，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再一次说明谭教授是愿意下“笨功夫”、老实做学问的学者。否则，他大可以把50年代后期中国政经文教界乐此不疲的“放卫星”本领原样照搬，别说5年40万字，就是洋洋洒洒400万字的“巨著”都能弄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可能是又长又臭、鬼话连篇的《大中华散文史》。学术界“造大船造烂船”的事迹屡见不鲜，为此我们更要庆幸谭教授有良好的学术操守，没有随波逐流，从而写出一批对自己和读者负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佳作，留下清名。
我所认识的谭教授，对后辈的关爱和提携，向来不遗余力。
这是我和谭教授认识将近20年，从受他教诲到与他本人的相处过程中最真切的体会。自2005年11月底在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选修谭教授的课程开始，我就正式成为他的学生。出于对其学问的尊重，我私下经常和他针对一些课题进行交流，他总是耐心地为我解惑，加深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不仅如此，我的父亲和谭教授也谈得投机。父亲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本着对文学历史的浓厚兴趣，苦读成才，在文史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点是谭教授都认可的。父亲比谭教授小12岁，同样算是谭教授的后辈。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和父亲都是谭教授的学生，受教于他，也钦佩他。
在学院取得副学士学位后，我有意到北大深造。谭教授表示鼓励，并给我写了推荐信。到北大以后，谭教授对我的各个方面，包括学习、生活、“冬装”，都很是关心，差不多把我当孩子般照料。第一个学期，也许是初到贵地，不很了解北大的学习要求，以致某科成绩稍差，令我难过。谭教授和师母都察觉到此事对我的影响，因此来电劝慰我要经得起挫折，带着平常心学习。我很感激教授和师母的帮助，后来我在选课和学习的过程中，都比之前小心注意，成绩也有了显著的提升。自北大毕业后，我到华文独中工作，和谭教授与师母保持联系，我发表的文章也会网传给谭教授指点，多数时候他对拙文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几乎从来不提批评意见。但有一次例外。
2019年12月初，我写的一篇读书心得发表在台湾某《作文学报》，分析的是《木兰诗》这篇作品。我的基本看法为木兰终究是女性，其生理结构、举止习惯和男性有不同，因此她跟男性战士共事这么长时间，不可能出现“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现象。谭教授阅毕拙文后通过网上回信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木兰女儿身长期不被发现是可能的。他提到上世纪50年代初读过介绍女扮男装的战斗英雄郭俊卿的文章，她12岁就剃光头冒充男子到建筑工地干活，17岁参加解放军。她身材粗壮像男人，说话声音也像男人，故长期未被发现。这是从我回国工作到2019年这9年间，第一次听到谭教授对拙文提出异议。我非常感谢也极度珍视他的宝贵意见，这足以说明谭教授即使对学生宽厚，也不会无原则地赞美学生。该提意见时还得提意见，这才是启发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取得客观认识的有效途径。
2022年7月，我收到谭教授从北京寄来的大作《域外古典散文选注评析》，这是他给我的“礼物”和“任务”。书是送我的，但他希望我写篇书评，他可以帮忙推荐发表在《中华读书报》。当下的我是既欣喜又不安，欣喜的是自己的文章如果能发表在《中华读书报》，那可真是扬名神州，是无上的光荣；不安的是我并不擅长写书评，要以将近2000字的篇幅对一本学术著作进行到位的剖析，自觉力有不逮。当然，收下礼物，就很难不接下任务。我唯有硬着头皮，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阅读、酝酿，最后总算把书评写出来，发给谭教授过目。谭教授对拙文提了少量修改意见，我按照他的意思略作修改后他就把书评推荐给《中华读书报》编辑部。2023年3月中旬，拙文顺利刊登在《中华读书报》。那一刻，我想的不是什么扬名神州的光荣，而是真心感谢谭教授对后辈的关爱提携，是他给我制造了“出彩”的机会。得遇如此良师，真乃吾辈之幸！
2024年2月底，我在大学毕业15年后重游北京，前往谭教授住所探望教授和师母，给他们送上马来西亚的纪念品礼物，和两老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前来一张合照。这是我和恩师的最后一张合照。父亲比谭教授小一圈，却比谭教授早6年离世。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趁父亲健在的时候，带他重访北京，和谭教授见面畅谈，导致父亲和谭教授的谈话永远停留在2014年5月于马来西亚加影双喜楼用餐的那个晚上。而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在谭教授离世前一年，我“及时”到北京和他见面谈话，也献上心意。人生无常，黄泉路上无老幼，不论年方十几，人有时真的是说走就走，拦不了也留不住。珍惜当下，这句话永不过时。
删除
删除
谭教授在人世间游走了89个春夏秋冬，吃过苦，享过福。在学术领域，已出版不少有分量的著作，积极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不小的贡献；在家庭方面，他与师母相知相守一辈子，孩子学习事业皆有成。我认为谭教授的一生是相当圆满的。想当年有无数个晚上与谭教授漫步在学院的走道上，听他谈学术说故事；在北京谭教授住所与他咨询课业，闲话家常。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热情谦和，深深刻印在我的心版上。一切恍如昨日，但毕竟不是昨日。斯人已去，昔日的美好已成为回忆，往后的日子我再也不能向老人家请教疑难，得靠自己去摸索了。然而，我依旧表示感恩。因为缘分的安排，我能成为谭教授的学生，学习问道近二十载，增进了我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一笔无价之宝。感谢恩师谭教授。
延伸阅读：谭家健（百科）
谭家健（1936年4月30日—2025年3月4日），出生于湖南衡阳，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教授。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60年9月—1977年12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新建设》编辑。
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并指导硕士研究生。
1989年，被聘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91年—2007年，受聘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东方文化学院和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客座教授（1991年—1993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担任客座教授；2003年在新加坡东方文化学院任客座教授；2005年11月—2006年，在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任客座教授）。
1995年—2005年，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一副会长；2005年—2014年，任会长；2014年，任名誉会长。
1996年—2005年，任中国骈文学会副会长，2005—2015年任会长。
1997年—2001年，任中国墨子学会理事，2001年起任副会长。
1999年，退休[1]。
人物逝世
2025年3月4日，谭家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主讲课程：
《中国古代认识论》《中国古代散文讲析》。
研究方向；
1977年以后，以古典散文为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古代散文和文化史，在先秦文学研究、六朝散文研究、《墨子》研究等方面成就尤为突出。
主要成就：
其著作《先秦散文艺术新探》获北京市1995年优秀图书二等奖，《墨子研究》获中国墨子学会优秀成果奖，《六朝文章新论》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04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华古今骈文通史》荣获2021年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主要贡献：
谭先生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散文是在1957年，第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长达15000字，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破例分两期刊出。当时，他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六十年代初，陆续有关于《左传》《桃花源记》和曹丕《典论论文》的文章发表。
八十年代，先后参加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的部分条目和《中国文学通史》中的先秦文学部分章节。1987年出版《先秦散文纲要》（合著）、1988年出版《中国文化史概要》（主编兼主撰）、1989年出版《水经注选注》（合著）。1989年出版《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主编）、1990年出版《墨子选译》（合著）、1992年出版《古代神话寓言精选》、1994年出版《颜氏家训德育》、1995年出版《先秦散文艺术新探》（42万字，获北京市优秀图书二等奖）、1995年出版《墨子研究》（40万字，2004年增订，50万字）、1998年出版《先秦文学史》（两主编之一）、2002年出版《六朝文章新论》（46万字，获文学研究所优秀成果奖）、2004年出版《先秦两汉文学通论》（两主编之一），2006年出版《中国古代散文史稿》58万。
上述著作中，《先秦散文纲要》《中国文化史概要》《历代骈文名篇注析》《水经注选注》先后由台湾几家出版社重版。除专著之外，谭氏还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散文随笔数十篇。多篇论文被转载。其中关于《孟子》的论文被转载三次，关于《墨子》的论文被转载两次，关于《左传》的论文被香港书局收入《中国古典散文研究论文集续集》（1969年出版）。
除长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字讲学外，谭氏还应邀到台湾、香港和韩国讲学或开会。
社会评价：
谭氏的著作，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有十余篇书评分别给予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