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美国）
因为家庭出身极黑﹐上个世纪在国内的三十年间﹐我在学习和工作以及生活等各方面﹐都不能如意。年到二十﹐没有大学可进﹐也没有工作单位敢接受我﹐似乎只能终日游手好闲。那种状况﹐对于我﹐特别难以忍受。我的父母两系﹐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都做事业﹐都获得成功。我的祖父是满清最后一代秀才﹐我的伯父沈钧儒先生是光绪年最后一批进士﹐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北京大学毕业又做北京大学教授﹐我的父亲母亲都是重庆中央大学毕业，文史兼备，中英俱佳。偏偏到了我这一辈﹐无学可上﹐无书可读﹐无职可就﹐无事可做﹐上不能承祖宗的传统﹐下不能传家族的文化﹐那是何等的悲哀。
正是在那种痛苦而孤独的环境里﹐我更加渴望了解和牢记家族的文化传统﹐将之视为不容遗失的珍宝。经常在无所事事的白天﹐或者无所事事的夜晚﹐望着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夜﹐我默默地回想自小在家里听到过的各种故事﹐家族前辈们的故事﹐以及世交师友们的故事。记得某位作家讲过﹕当一个人绝对孤独的时候﹐他所剩下的﹐就只是不断反复温习的记忆。那些留在脑中的印象﹐每个点滴都会清晰而生动地鲜活着﹐几十年不淡忘。我想这个作家讲得太对了﹐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记忆成了最后的财富。所幸者﹐强权能够剥夺我的所有身外之物﹐却无法消灭我脑中的记忆﹐而我的记忆力自小就强﹐于是许多家族历史就这样留存下来﹐在我的脑中﹐我的心里。
我的外祖父是个史学家﹐曾对后辈人讲﹐他小时候上学做史论﹐拿《三国演义》做根据写了一篇﹐被老师狠骂﹐从此再不敢把小说当历史来读﹐只以《三国志》为据。但事实上﹐《三国志》也已经有了演义的笔法﹐特别是裴松之的小注﹐纪录了许多演义故事。而《三国演义》则也是七分实三分虚﹐用了许多裴松之的小注故事﹐把《三国演义》称为史传﹐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想﹐古人做史都并不能绝对避免演义笔法﹐现今史家也没有理由﹐动辄以杂有演义而否定记史的文字。虽然这样的想法﹐给我自己许多安慰﹐对记史不再那般的诚惶诚恐﹐但我写作﹐到底并不重在记史。我既无司马迁写《史记》「通古今之变」的雄心﹐更无范晔著《后汉书》「正一代得失」的壮志。我记录的都是中国历史上曾经著名的人和事，官方民间都有许许多多的记载或传说，既已人所共知，何必再费笔墨，我只写我亲耳听到，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为的是补充一些被遗失的史料，只要读者们看到了，相信了，我就很满足。
不少人喜欢引用格言警句﹐给历史下负面的定义。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历史是个人尽可夫的娼妓﹐也有人说历史是强权者的奴仆等等。照我看﹐那都并不是历史之过﹐没有理由去指责历史本身。历史就是历史﹐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历史﹐再也无法改变。应该受到指责的﹐是那些记录历史的人和他们的纪录。衹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或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历史当作随他们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把历史当作任他们奸淫的娼妓﹐把历史当作任他们恣意使唤的奴仆。
记得幼时母亲给我讲过一个伊索寓言﹐某国王问伊索﹐天下什么东西最好﹖伊索回答﹕是舌头。国王点头﹐又问﹕那么天下什么东西最坏﹖伊索回答﹕是舌头。国王听了﹐不解其意。伊索那个时代﹐文字不够发达﹐天下大事主要依靠口传﹐所以舌头成为记录和传播历史的主要工具﹐因此舌头成为天下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现在记录和传播天下大事﹐除了舌头﹐又多了纸笔和计算机影视等工具﹐所以伊索所说的舌头﹐就是指一切纪录和传播历史的工具﹐包括纸笔﹐计算机﹐以及影视。
人讲话﹐毫不费力﹐舌头一转﹐好事可以说坏﹐坏事可以说好。人写作﹐也可以毫不费力﹐笔头一转﹐好事可以写坏﹐坏事可以写好。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国军民英勇抗战﹐做出巨大的牺牲﹐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到有些人的嘴里或笔下﹐蒋介石先生却成了最大的卖国贼﹐也还有不少人真的会相信。我在官方媒体上读到过这样的文字﹐「曾昭抡被划为右派后﹐并没有悲观失望﹐又有机会回到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直接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发展事业贡献力量﹐而使他异常兴奋。」五十年过去﹐时至今日﹐仍用如此轻描淡写的笔调﹐记录迫害了数十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用如此歌颂化的轻薄语气﹐纪录曾昭抡先生那样伟大科学家的悲惨命运﹐真乃世间最为恶劣的舌头﹐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有些人的嘴里或者笔下﹐没有任何约束和标准﹐根据一时的政治需要﹐或者一时功利需要﹐可以随意编造历史﹐随意删除或节选历史。我查过许多官方公布的史料﹐对胡风先生的记载﹐都始于1931年而终于1955年﹐似乎他总共只有二十五年生命﹐也就是从他担任左联的领导﹐为革命做出贡献开始﹐到他被打成反党集团之间的一段。之前之后﹐都被略去不提﹐好像那些历史纪录没有任何价值。而中国的大众﹐特别是一些青年﹐没有机会接触真实的历史纪录﹐只能把谎言当做事实﹐再以谎言为依据，义正言辞地反对真理。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 卡莱尔曾经宣告：「生于谎言是我们的不幸，死于谎言是我们的耻辱，结束谎言是我们的责任。」我比同龄青年稍许幸运﹐因爲幼承庭训﹐对真实历史的了解稍多一些﹐深为两三代中国人的无知和狂妄感到悲哀，很想把结束谎言作为自己的责任。
因为父母两系的家庭背景﹐前辈友朋也都是读书人﹐而且有很多名人。查阅他们的身世﹐凡一九四九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有一处相同﹐就是在各种官方简介记录中﹐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二十年到四十年的短缺﹐好像那些年根本不存在。我们都曾经历过那个时代﹐自然晓得其中的原因﹐但太过刻意的文过饰非﹐就算不是对历史犯罪﹐至少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我所听到过的许多故事﹐经常就发生在那些不被他人记忆的年代。所以我纪录下来这些故事﹐只想填补一些历史的空白﹐或者纠正一些歪曲和编造。但我知道﹐以一人之力﹐无法同完整而强大的机器抗衡。我只做我该做的﹐能做的。
我小时候﹐祖母讲过她的祖先褚遂良﹐在唐朝任起居郎中一职，职责是记录皇帝的言行。唐太宗自己规定，起居郎对皇帝的言行记录，只为真实记史，不允许给皇帝过目。后来唐太宗忍不住，问褚遂良﹕真的不可以给皇帝看看起居注么﹖褚遂良回答：本朝所以设起居之职，就如古时的史官，善恶都记，使得皇帝检点言行，不犯过错。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记录。唐太宗又问：如果我真有错处，你一定要记录下来么？褚遂良回答：那是我的职务，皇上一言一行，我都是必记的。真可惜那种时代﹐那种皇帝﹐那种史官﹐在大唐以后至今的中国社会及朝廷﹐再也没有存在过。
春秋时代﹐齐国有个大夫﹐名叫崔抒﹐擅权乱政﹐杀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伯﹐便刻竹简纪录﹕崔抒弒其君。古时称上级杀下属为杀﹐下属杀上级为弒。崔抒为掩盖历史﹐把伯杀了﹐也把他刻的竹简烧了。太史伯的大弟弟仲﹐又刻了一块竹简﹕崔抒弒其君。崔抒获知﹐把仲也杀了﹐把第二块竹简又烧了。太史伯的二弟叔﹐不屈不挠﹐再次刻下一块竹简﹕崔抒弒其君。崔抒气急败坏﹐把叔又杀了。太史伯的三弟季仍不停止，第四次刻竹简﹕崔抒弒其君。这下子﹐崔抒终于害怕了﹐没有杀死季。于是崔抒弒其君的历史便留存下来﹐而且因为崔抒连杀太史兄弟三人﹐更使那乱臣贼子遗臭万年﹐而且也为中国后来几千年设下一个如何记史的悲壮标准。
我自认没有齐太史兄弟那么大的勇气﹐不过我想﹐如果齐太史兄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怕也不敢公开对抗朝廷。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猜想﹕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一九四九年之后﹐他要么什么都不写﹐坐享荣华富贵﹐要么关在监狱里﹐继续写作，直到杀头。我们的时代﹐连鲁迅先生那样的人物﹐尚且仍然不保﹐如果齐太史的三弟胆敢继续刻竹简﹐也将被毫不迟疑地杀死﹐而且恐怕砍头之前还要先割断喉管﹐不许发声﹐终使暴行不被历史纪录。所以今天的大众﹐特别是青年人﹐除了背诵几句经典谎言﹐几乎已经对真实历史毫无了解。
家父生前，在北京，有过一次，中央电视台派了一个编导组，到家里来采访他，计划就父亲一生经历，拍摄一部电视记录片。我在美国，跟家父通电话时得知，非常高兴，请求家父在采访中多讲讲母亲的事情。过了几天，再打电话回家，父亲说，他已经婉言谢绝了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节目计划作废了。我很惊讶，不知父亲何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父亲告诉我，那几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编辑，年纪很轻，也都很热心，但是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微。父亲讲几句话，他们提一个问题，父亲解释一番。然后再讲几句，他们又提一个问题，又解释一番。父亲说，那麽要我讲完我们家的经历，不是得把中国通史全部讲一遍，把我累死了吗？我听了，无言以对。我想，能到央视做记者编辑，至少必须大学毕业吧，或者研究生毕业，怎麽会这样？他们在大学或者研究院读书吗？读的都是什麽书呢？央视记者编辑尚且如此浅薄，普通大衆会怎样，不难想象。
为什麽？因爲我们没有历史记忆。报纸，电视，教材，史书，微博，网文，冠冕堂皇，义正言辞，谎言轰炸，意图消灭历史的记忆。多少人记得七十年前中国发生过什麽？多少人记得五十年前中国发生过什麽？多少人记得三十年前中国发生过什麽？而中国大衆在丧失了解真实历史途径的同时，集体保持沉默，将历史从自己的个人记忆中删除，并且逐渐地从被迫沉默演变为自觉沉默，这是最恐怖的现实。很少人懂得，沉默就是承认谎言，沉默就是维护谎言，沉默就是制造谎言。或许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但是你对谎言保持沉默，你就是谎言制造者的同谋，你就是真实历史的屠杀者。当一个民族集体沉默而失忆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将沉沦。而集体的失忆，或者集体的沉默，由每一个人的意志组织而成。记得鲁迅先生那句话吗？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一位周予同先生﹐其国学特别是经学学问﹐领袖群伦数十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位曾昭抡先生﹐其化学学识和创造﹐令国际科学界叹为观止。中国曾经有过一位赵敏恒先生﹐抗战时期发七国电讯，领先全球﹐让世界新闻界目瞪口呆。中国曾经有过一位叶企孙先生，可谓中国现代物理学的鼻祖，几乎所有为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专家都曾是他的学生。中国曾经拥有许多极富智慧﹐极具学识﹐极有创造力﹐极大成就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化本来是应该能够得到长足发展﹐自豪地立于世界之林的。可是不幸﹐中国文化在其能够得以腾飞的时刻﹐失去了机会﹐二十世纪初中国内战不断﹐继而日寇侵略﹐然后连年烽火，经年冤案。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师，全部被迫害，被屠杀。全体中国知识分子都被搁置﹐被封口﹐被消灭﹐被禁止思想。中国文化停顿了﹐倒退了﹐沉沦了﹐消失了﹐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我出版《百世门风》之后﹐送呈一册请范敬宜先生指教。范先生是早年无锡国专的学生﹐是我姑父王蘧常先生的弟子﹐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家。范先生曾经做过《人民日报》总编辑﹐外文出版局局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任内去世。我向他请安时﹐范先生长叹道﹕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大师﹐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大师﹐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作大师么﹖他们见过几个大师﹐晓得大师是什么样子的么﹖范先生当年读书﹐听过钱穆先生﹐周予同先生﹐王蘧常先生的课。那些先生满腹经论﹐学富五车﹐当时仍不敢居大师之位。近百年间﹐全中国只有章太炎先生和唐文治先生﹐当得起国学大师的称号。
听了范先生的话﹐我肃然起敬﹐更懂得学问和学问家的尊严。现在中国﹐哪个国学「大师」有胆量跟周予同先生谈谈经学﹐哪个化学「大师」有资格与曾昭抡先生比比专业﹐哪个新闻「大师」有本事同赵敏恒先生论论世界时事，哪个物理「大师」有能力与叶企孙先生说说力热声光电。虽然眼下中国大陆﹐「大师」满天飞﹐「状元」遍地走﹐可中国文化却已经沉入历史的最低点﹐若周予同先生﹐曾昭抡先生﹐赵敏恒先生，叶企孙先生地下有知﹐恐怕要以自己头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名号而感到羞耻了。
我不知道﹐中国文化还有没有振兴的可能。我但愿自己不存怀疑﹐我但愿自己充满信心。我只是想﹐如果中国文化还有一次振兴的机会﹐那么中国人首先必须先了解到﹐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成就﹐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命运。懂得回首历史的人﹐才会懂得怎么走向未来。缺乏历史感的民族﹐没有前途。我多么渴望﹐能够在前辈大师们的光芒照耀之下﹐牢记历史﹐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我更渴望﹐更多中国同辈或后辈﹐能够有相同的愿望﹐使中华民族再次成为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