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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坂参三和他女儿野坂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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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阳吉（日本八路军·新四军会副会长兼事务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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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林阳吉简介
小林陽吉的父亲小林清，是日本侵华派遣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十九步兵大队的一名士兵。
1939年，随日军在中国山东青岛登陆。
1940年，小林清在一次战斗中被八路军胶东五支队俘虏。起初，他对八路军充满抵触情绪，但在八路军的教育感化下，他逐渐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非正义性，并于1941年加入八路军。
1942年，父亲参与组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并担任副支部长。他利用对日军的了解，开展对敌宣传工作，成功瓦解日军的战斗意志。接收日军武装。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留在了中国，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后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父亲一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
小林清的长子小林陽吉，毕业于东京学芸大学，工作在《朝日新闻社》。退休后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继承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们的精神，坚定反对战争、弘扬热爱和平、坚持日中友好，为日中友好事业贡献力量，让日中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积极促进中日友好交流。
小林陽吉曾多次参与中日友好活动，并以“日本老战士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活动。近年来，通过撰写文章和参加活动，记录和传播包括父亲在内的日本八路的抗战经历，呼吁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现任“日本八路军.新四军会”副会长兼事务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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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
引子
莫斯科初会周恩来
秘密到达延安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任职
成立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
创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公开身份开展活动
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离开中国回日本
野坂离开中国后的生涯
野坂百岁诞辰的礼物
野坂参三简历
1993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
引 子
在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时，发现这一段历史离不开野坂参三这个人物。通过采访日本八路前田光繁，小林宽澄等先生。还参考了许多文献，有《野坂参三选集》《风雪之路》（野坂参三著），《五十年的回忆》（野坂参三著），《解放日报》《朝日新闻》《八路军中日本士兵》（香川孝志、前田光繁著）等资料。特把野坂参三在中国延安的情况写出来。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秘密到延安，参加创建日本工农学校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并从事对侵华日军的反战宣传及对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
野坂参三(1892—1993)，又名冈野进、野坂铁，1892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
1922年，他与片山潜等人创建了日本共产党。
1928年3月15日，当日本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日共进行了大规模镇压，野坂参三等日共领导人和1600多名党员及其支持者被逮捕。
1931年3月，日共中央秘密把因病假释出狱的野坂参三派往共产国际。
1935年8月，野坂参三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莫斯科初会周恩来
1939年，野坂参三来到苏联已经9年了。他时而在莫斯科活动，时而到离日本近的远东地区活动，主要是和日本方面联系。随着战争情况的发展，商船、渔船的来往减少，以及从事联络员工作的同志的被捕等，使他和日本内地的联系变得困难起来了。
野坂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潜伏回日本工作。苏联同志也赞成（大概是苏联上层，也许是斯大林）。但是从什么地方回日本？怎样回日本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时日本的特高课、宪兵的警戒是非常严的，直接回日本是不可能的。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转道从中国的港口回日本。当时的中国港口都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下，问中国同志们,，但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离开中国都已经好长时间了，不知道最近的具体回国途径。于是就去请教在莫斯科的李立三，李立三也不知道如何回中国。
就在此时，野坂偶然得到一个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已经来苏联治病。周恩来是1939年7月，在延安与江青一起骑马时，江青的马惊了他的马，把他从马上摔下来，摔坏了右臂。由于当时延安的治疗条件差，就来苏联皇宫医院治疗，经过一段治疗，他正准备回中国。野坂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去找周恩来，说起自己想途经中国回日本的打算。周恩来对野坂说，对他途径中国去日本的事，自己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如果和自己一起去延安的话，那是没有大问题的，即使去不成日本，也可以留在中国战场上，与日本军阀作斗争，给被俘的日本士兵进行革命的教育，这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野坂把这个计划向当时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得到季米特洛夫的批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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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到达延安
1940年初，野坂参三告别了他的妻子（日本人野坂龙），就和另外一名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负责人阿里亚罕（真名马斯·普拉沃依戴鲁乔·阿明）装成周恩来的随员，跟随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师哲等人一起离开大雪纷飞的莫斯科，途经新疆、兰州，于1940年3月来到延安。
一路上，野坂参三因不懂中国话，装成在菲律宾、日本生活过的华侨。印度尼西亚同志则装成南洋华侨，一行人在国民党军统治区，多次受到盘查，有几次差点被抓，幸亏有周恩来的保护，及中国同志舍身掩护，使他们平安到达延安。
他们乘坐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汽车，于3月25日到达延安。进入陕甘宁根据地之后，受到当地党、政、军民的欢迎。但是，谁也不知道在被欢迎的人当中还有2位外国人，快到延安时，中国共产党有名的领导人林伯渠老人前往迎接。
一行人到了延安后，下了汽车，过了延河，在上山的路上，野坂问陪同人员：“去什么地方呀？”对方回答：”是去中央委员会“。野坂高兴地想：“啊！是去毛泽东那里吧！”他们走了一会儿，从山上走下来许多穿着不合身棉军装的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高个子，和周恩来等人握手，用中国话打招呼。野坂因为在莫斯科时看到过毛泽东的照片，知道这位高个子就是毛泽东。但毛泽东不知道在这一行人中还有2位外国人，一边握着手，一边用疑惑的神情看着野坂。
这时，在毛泽东身后闪出了康生，他看见野坂，一边叫着“达哇里西，冈野（野坂参三在莫斯科时用的姓名）”一边高兴地扑过来紧紧地拥抱野坂，眼里涌出了热泪，嘴里直说“欢迎你来啊！”
康生在莫斯科曾经和野坂在共产国际一起工作过。毛泽东看到康生和野坂用俄语会话的喜悦情景，立即明白了野坂是日本共产党人。于是，毛泽东再次来到野坂面前，一边用中国话说“欢迎你，日本同志！”一边再一次重重地握着野坂的手。
他们走到半山腰，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刚休息了一会儿，许多中国同志都陆续赶来了。其中有在莫斯科及苏联见过面的王明、陈云、吴玉章、蔡畅等人，还有一些没有见过面的中国同志。这时，野坂参三被正式介绍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任职
要在延安呆下去，就有一个野坂参三和印席尼西亚同志怎样隐蔽下来生活的问题。当时知道这2个人政治背景的，只有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因为野坂和印度尼西亚同志还准备在将来去华中或华南。由于是战争期间，还要保守秘密。康生给他们2人换了装，他们脱下从莫斯科穿来的西服，换上八路军的棉布军装。换完装后，毛泽东看了后笑着说：“挺合适的！”。但是，印席尼西亚同志皮肤发黑，怎么看也不像八路军。
下一步，就是决定他们住处。他们俩被安排住在离中共中央所在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康生领导的中共社会调查部之处。当晚就住宿在王明的家里。
第二天，野坂参三骑马到一里半以外的康生住处。康生给他安排住的窑洞跟毛泽东住的窑洞差不多，隔壁是印度尼西亚同志住的窑洞。关于他使用的姓名，既不能叫野坂，也不能叫冈野，经商量后，起名为林哲，这个名字中文也通，日文也通。印度尼西亚同志一点也不会中文，也不会写，给他起一个最简单的名字，叫“王太才”。从此，野坂参三开始了在延安的生活。首先学习中国话，看一些中文文件和资料。
一个月后，周恩来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来到野坂的住处拜访他，商量今后野坂去向的问题。他俩告诉野坂参三，作为一个受到日本法西斯当局多年通缉的日共领导人，要秘密潜回日本，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在今后或不远的将来，野坂参三完全不可能通过中国的港口去日本，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几乎都被国民党军和日本军队包围着（即使回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日本社会，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也不会有所作为的。连有名的作家石川达三说了一些真话的作品《活着的士兵》都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受到日本当局的起诉）。
所以野坂在莫斯科时设想的计划，有些过于乐观的成份，现在只好等机会。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研究，在这期间，建议野坂参三留在延安工作。同时，周恩来向他转达了毛泽东要他留在延安帮助八路军工作的愿望。从周恩来殷切的话语中，野坂参三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心和爱护，逐渐平抑了回国的急切心情。这次会谈一直持续到傍晚，周恩来和王稼祥才回去。
从此，野坂参三便以一名八路军高级干部的身份活跃在延安，开始了将近六年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延安生活。
结果，野坂服从毛泽东的意见，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领导人的建议，野坂参三以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八路军政治部的工作。他和中国同志共同收集、整理日本方面的资料，系统地研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担任负责对日本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并准备创办日本工农学校。
野坂参三在1989年出版的《风雪岁月》一书中回忆道：“周恩来建议我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
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
野坂首先开始进行调查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当时在延安有日本问题研究室，主要工作由原在日本的留学生担任，但是没有取得成型的研究成果。在经过一番研究后，野坂领导了日本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王学文一家搬到野坂隔壁，他是来帮助野坂开展工作的。
王学文生于1895年，江苏徐州人。1910年到日本留学，1921年进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优秀学生。同时，参加日本进步团体的活动。回国后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曾领导在沪有关日本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37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后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在日本共产党运动中，王学文也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他的日语很好，与日本人没什么两样。
王学文每天走很多路来到林哲住处，送取有关文件、资料。把林哲写的文章送到报社发表。野坂的工作及文章都通过王学文联系和发表。当时，野坂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发行的《敌国资料》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日本国内政治、军事等方面情况分析的长篇论文,引起很大轰动。大家都纷纷询问政治部，这是谁写的呀？回答是王学文写的。
野坂为了获得新的情报和消息，必须从太原、北京等地购买新的日本报纸、杂志等资料，经过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帮助都办到了，而且还在王稼祥的帮助下，用收音机收到了日本广播电台的广播。野坂还和王稼祥商量，把前线俘虏的日本士兵送到延安，开办一个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
由于受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组织日本人觉醒联盟以及鹿地亘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重庆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的启示，经总政治部和中共中央同意，他们开始在延安筹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当时，在前线，有数百名日本士兵俘虏，其中有的参加了反战同盟，帮助八路军做反战宣传工作。因此，把他们的一部分送到延安，创办一所学校，不仅是帮助中国人民、八路军搞反战宣传工作，同时，也是为今后的民主日本建设培养干部。
经和王稼祥商量后，得到同意，很快就决定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向各地八路军发出指示。
当时，在延安还有2名日本士兵，1名是森健（吉积清），另1名是高山进（川田好长）。他们给八路军当日语教师，和八路军战士一起活动。他们俩在八路军的教育下，已成为共产主义者了。
野坂经常秘密和他们会面，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和鼓舞，在建校等方面，他们协助野坂作了许多工作，成为野坂的得力助手。战后他俩回到日本，也一直是野坂的忠实部下。
成立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给日本侵略者以军事打击、消耗其有生力量的同时，也向日军官兵展开了有力的政治攻势，积极争取日军官兵投诚。对于投诚或俘虏来的日军官兵，八路军则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认清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逐步转变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经过努力，有一些日军官兵转而加入八路军的行列，在八路军敌工部的领导下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野坂参三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领导。
当时，在晋东南一带已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反战同盟本部也在筹备之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在酝酿筹建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支部，但因缺乏坚强、统一的领导，日本人反战斗争一时难以形成规模。针对这一情况，野坂参三首先通过八路军敌工部与在延安的日本反战人士森健（吉积清）、高山进（川田好长）、市川春夫取得联系;然后，在敌工部的支持下，野坂参三决定以森健等日本人为基础，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1940年5月1日，野坂参三发表《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宣言》，7月，延安支部正式宣告成立。它宣告了在延安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同盟领导机构的成立，此后，各根据地很快建立了反战同盟的支部。反战同盟的主要任务是：高举反战旗帜，帮助中国军队争取日军官兵，教育和改造日本俘虏，学习反战理论和马列主义理论等。延安支部还出版了日文月刊《士兵之友》，并开设了每周两次的日语无线电广播。延安支部的工作在野坂参三的直接领导之下，对华北、华中敌后日本人反战组织发挥了“本部”的作用。
1942年8月15至29日，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各种反战组织的统一指挥中心，来自原日军19个师旅团的代表和华北8个反战组织的代表，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日人反战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这两个大会的召开，在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大会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成立了统一的反战组织领导机构，使以往分散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人反战团体，在组织上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并具有了更加明确的行动纲领和更加具体的行动原则。
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
由于野坂住处离政治部远，每天都得骑马去政治部，于是野坂搬了一次家，搬在离政治部很近的地方。野坂住的窑洞和其他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条件一样，就有一样不同，为了照顾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专门修建了一个洗澡的地方。当时，野坂的生活待遇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一样，在艰苦的延安生活中算是最高级的待遇，昼夜有卫兵守卫。
在延安生活时的野坂，虽已年近半百，但一样有“寡人之疾”，不过也许是东方人，野坂表现得要比李德含蓄委婉得多。在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作了几次报告后，他便向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提出，要一位秘书帮助工作。据赵安博披露：八路军总政治部经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上面再次像为李德挑选肖月华那样，将美貌的女学员庄涛安排到他身边。庄涛去野坂处工作不久，两人就公开同居了。
当时延安的媒体，特别是外国记者对此十分关注，卡萝尔·卡特在《延安使命》里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日本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
卡萝尔·卡特笔下的这位“中国女子”就是年方24岁的庄涛。
但是野坂参三早已将话向庄涛挑明：“我们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日本战败之日，就是我返国之时。”
1945年9月，野坂离开延安时并没有带走庄涛。“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此情况下，野坂参三选择原配发妻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试想：即便野坂龙是贤良淑媛，回国执掌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身边若有一位娇美可人的中国如夫人，这多少与领袖身份不合。
于情于理，庄涛都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
据和庄涛同属中共中央联络部的赵安博披露；1950年日本赤色整肃时，野坂参三曾到北京居住、工作。当时，野坂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庄涛。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告诉他：庄涛已结婚，生活很幸福，不想见他。也许，年届花甲的野坂参三秘密亡命中国，旧情难忘的他又想起了庄涛……
离开野坂参三后的庄涛，后来和辛亥革命先驱黄兴的遗腹子黄鼐走到了一起。庄涛和黄鼐结婚，生了个儿子。现在那个儿子经常上电视，因为是黄兴的后代。但由于种种原因，黄鼐与庄涛也未能白头偕老，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多便宣告解体。
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延安“临时夫人”来说，这也许可以算是她为革命作出的牺牲吧。
创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后不久，为在战时和战后充分发挥日共的作用，计划对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人士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以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革命战士。因此，他提议在延安建立一所教育日俘的学校。这一提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于是创办了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朱德出席典礼仪式并作了重要讲话。野坂参三亲自担任该校校长，赵安博、李初黎等先后任副校长，教员主要为精通日语的中国同志，有王学文、何思敬、廖体仁、江右书等，野坂参三也亲自授课。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少数是受我军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的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情况较为复杂，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和阶级出身差别很大。鉴于这种情况，学校将学员分成ABC三个组，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其中C组，由文化、政治水平最高的学员组成，主要课程为联共(布)党史。教学中不仅教授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且要联系日本的实际情况，所以由精通日本国情、且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野坂参三亲自执教。三个组开设的共同课程为日本问题和时事问题，也由野坂参三任教。在教学中，野坂参三注意联系日本国内的具体情况和战争中的事实，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及其给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让他们转变思想。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加深他们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争取他们为反法西斯战争而奋斗。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经过学习，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野坂参三计划以其中的先进分子为基础，建立日本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组织”——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想法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理解和支持。1942年6月23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野坂参三致开幕词，朱德应邀出席。大会通过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选举森健为同盟中央书记，高山进为副书记，觉醒联盟负责人杉本一夫为常委，组成同盟中央委员会。野坂参三是同盟的实际领导人。
野坂参三领导下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解放区首创的新型战俘学校，它不仅为中国革命争取了一支反战力量，而且培养了一批为日本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干部。它将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顽固战俘，教育、改造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在各国的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堪称伟大创举。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在东方人民的解放史上揭开崭新的一頁，给东方受圧迫受奴役的民族以极大鼓舞，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要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本民族的尽快解放，就必須联合日本的工农群众，结成牢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体現了中国共产党为謀求人类的最后解放，实現共产党主义的远大目标和国际主义的立場。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广泛建立统一阵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加快革命歩伐，也有着重要的現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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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坂参三（左）在延安与周恩来。
公开身份开展活动
1943年5月末，野坂接到通知，让他到毛泽东的住处开会。野坂骑马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全体成员都已在座了。
毛泽东拿着一张纸条，念了大致意思。这是从莫斯科传来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称随着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曾对世界革命做出重要作用的共产国际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宣布解散。因为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表示赞成。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并向各国共产党支部征求意见。毛泽东问野坂，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日本共产党的代表是什么意见呢？
对此，野坂参三认为，日本共产党组织目前在国内遭到法西斯的严重摧残，公开号召与领导日本人民的革命与反战斗争一时已无可能，加之自己无法立即回到日本，这意味着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有可能失去方向和目标。“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非常赞成。”
这个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共产党赞成，就这样被通过了。
鉴于此，野坂参三认为自己应在延安公开身份，恢复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的名字——冈野进，以利用日共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领导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斗争，充分发挥日本共产党的作用。他的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并为此做了精心的安排。
这时候，野坂实际上在延安的活动已经是半公开了。但是，要公开活动，还需要报道他在近日来延安的消息。于是，野坂告别了“林哲”一名，重新使用“冈野进”的名字。
5月29日，野坂参三接受了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他说，我来延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和中国人民紧密地握手，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而战。关于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学习，并且把我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中共和八路军。当提到毛泽东的时候，野坂参三诙谐地说，我认识毛泽东同志已经很久了，第一次是从日本军部，第二次是从《西行漫记》中的介绍，第三次是从许多中国同志的传说……
5月31日，《解放日报》以《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同志抵延，延安各界筹备欢迎大会》的醒目标题报道说，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冈野进不久前沿平津一带化装抵延，受到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同志的热情接待。冈野进同志此来，使东亚的兄弟共产党合聚一堂，交流反法西斯的意见，这在东亚的革命运动史上，将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页。次日，野坂参三致函《解放日报》记者，就目前日本革命运动问题指出，日共当前的任务是打倒日本军部与立即结束战争。为此目的，一定要动员组织广大的人民;同时，日本共产主义者应该用一切的方法，把这次战争的性质告诉人民：“这一个战争不是为反对英美的侵略，而是为了日本军部和与日本军部勾结着的大财阀的利益。”
6月5日，中共中央举行了有2000余人参加的隆重的欢迎大会，大会由李富春主持，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致欢迎词，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冈野进在致答词时指出，日本共产党是小党，却是影响最大的党，也是最勇敢的党。日本共产党曾屡遭破坏，然往往旋即恢复。屡垮屡建中，日本共产党在组织上已获得经验，公式主义的作风已被废除，代之而起的组织方式正像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一样，其基础已深入下层，较前已根深蒂固。野坂参三还总结了日本当前的三大任务，即打倒军部、结束战争、建立人民政府。
6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冈野进同志》的社论，称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日本工农和广大人民爱戴的领袖”。“他此次带来了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紧密携手、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而战的意志”。社论指出，中日两国共产党在历年艰苦斗争中，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冈野进同志的来延，将使这些经验互相交流，并使中日两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部的斗争更加配合和更加有利。
当晚，在军直机关举行的欢迎晚会上，野坂参三畅谈了来延安后的印象：第一印象便是感到延安有些同志对于日本问题知道得太少;第二印象是延安的生活较其他参战国好。此外，野坂参三认为延安有着很难得的学习环境，因为生活比较安定，书籍又多，而且有着全世界都难找到的杰出教师——毛泽东，因此他把延安称为“革命的天国”。
《解放日报》在1943年6月6日，发表消息称：昨晚举行之延安干部大会，热烈欢迎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冈野进同志。该会系由中共中央召集。下午八时，冈野进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陪伴下进入会场。中共留延诸负责同志暨各级重要干部二千余人均出席参加。这是延安近来年最隆重的欢迎大会。李富春同志宣布开会后，任弼时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致欢迎词。他说冈野进同志来延，是我党、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中国人民最兴奋的一件大事，这证明了我们的抗日战争，不仅有英美等盟国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而且有日本人民配合反对日本法西斯。日本党自“九一八”尤其是“七七”事变以来，曾组织人民进行反战斗争，并获有显著的成绩，故冈野进同志此次不远千里来延，对于中国人民更加加强胜利的信心，对于日本军阀则是一个重大打击。同时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法西斯的力量、弱点等等方面，以及我们如何组织反日战争，均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弼时同志继尔指出，冈野进同志抵延，正是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全党同志进行讨论之时，恰好冈野进来延，把这个问题也解答了。中国党和日本党是兄弟党，不仅地域相近，年龄相仿，并且都曾经过坚决斗争的考验。中国党在进行三个阶段的革命历程中，曾创造了若干经验，而日本党在日本反动政府高压下所进行的秘密的和合法的斗争，尤积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任弼时同志以兴奋的语调指出中日两国人民紧密携手的重要性。和平、自由、幸福的新的中国和日本，将由此产生！
在雷动的鼓掌声中，冈野进同志以极度兴奋的心情跨上讲坛，他说：“同志们！我代表日本党以最亲密的战友的资格，向中国党的同志们致革命的敬礼！”他说他是不久前经平津化装来延，不能有很多礼物带给大家，但有一件最简单的而且是大家最高兴的礼物，这就是他从日本党带来的一封简短的信。于是他展开了一张绉纹百摺的信笺，并朗诵其中的几句，冈野进同志说：大家最关心的，日本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党呢？日本共产党是小党，但是是影响最大的党，也是最勇敢的党！日本党在日本反动政府极度高压的状态下，迄今已有21年的历史，是具有反战传统的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进行过积极的反战运动。日本党许多干部在农村、工厂的英勇斗争中因此牺牲。但无论反动政府如何屠杀，反战运动仍然坚持与继续着。日本共产党和先进的无产阶级和中国人对对日本军阀作战的目标是一致的。一定会取得胜利的！（摘自《解放日报》1943.6.6第1版）
野坂参三身份公开之后，连续在延安各种大会露面。6月12日，在日本工农学校，由在延安日本3个团体――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1942.6.23成立）、华北日人反战同盟联合会、日本工农学校举行的盛大欢迎会，野坂用日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野坂当天还在八路军军直机关参加了露天晚会，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也赶来参加。叶剑英参谋长致欢迎词后，由朱德总司令致辞。他们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同志对冈野进表示热烈的欢迎。野坂参三即兴发表了他来延安后所感到的一些印象，他赞扬延安，认为延安是非常好的学习地方，而且有全世界都难以找到的杰出的导师――毛泽东同志。
在这期间，许多记者采访了他，不仅有中国的记者，还有联合国驻华记者爱波斯坦也专程到延安采访了他，并根据采访内容从伦敦寄稿在美国发表，引起驻华美军的兴趣。驻华美军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进行视察。
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野坂参三在延安公开活动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许多日本反战组织纷纷致电延安，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认为他到达延安将会有力地加强在华日人反法西斯运动。
1943年7月7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6周年之际，野坂参三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详细阐释了侵略战争所给予中国、南洋各地人民以及日本国民的痛苦，揭穿了日本军部及大财阀的一切欺骗宣传，号召日本工农群众及一切反军部反法西斯的人民团结一致，打倒军部，结束战争，建立人民政府，以求得日本人民及东亚各民族的解放。
《告日本国民书》发表后，迅速被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转载，并散发到日军占领区，延安电台也作了反复广播，在侵华日军和海内外日本国民中激起了很大反响。
1944年1月15日，根据野坂参三的指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召开执委会议，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并着手筹备成立吸纳日本各阶层参加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2月16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及“华北地方协议会”宣告成立，并通过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章程草案》。野坂参三阐明了解放联盟的工作方向，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为了日本绝大多数人民的，同时，时局的发展又日益对我们有利，所以解放联盟——这个决定日本命运的组织，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组织是一定为日本人民所支持。当然，现在我们的组织不大，人数也还不算多，但是正义的革命的力量开始总是‘星星之火’，而最后又总是‘燃成熊熊之焰’的。现在，聚集在这里的这些火星，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燃成巨大的火焰，烧到日本去！”经过充分筹备，4月9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延安正式宣告成立，野坂参三当选为解放联盟执行委员。同时，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结束历史使命，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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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坂参三在中共七大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左1️⃣翻译李初梨敌工部长、左2️⃣野坂参三、左3️⃣毛泽东。
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1945年5月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野坂参三作为日本共产党代表，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七大”。在会上，野坂发表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长篇演讲，并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赞扬了毛泽东。他说：
我代表日本共产党，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致热烈的同志的敬礼!
半个世纪以来，侵略朝鲜、中国和其他东方各个国家，杀害其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国内，使我们的人民遭受饥饿，呻吟于军部铁蹄之下的日本帝国主义，现在，他的灭亡的日子，已经迫近了。中国、日本和其他东方各个国家，从日本法西斯军部手中解放出来，建立新的民主国家的时机，也快要来到了。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我觉得这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先锋，而且对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为什么呢?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二的大共产党，东方第一党，拥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近一百万军队，领导着近一万万人民；而且，在中国政治上，起着实际领导作用。这样强大的党的力量，保证了中国的解放，而且，将给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以重大的帮助。
第二，这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由于过去二十四年的艰苦奋斗才培养起来的。这个期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世界上别的地方的共产党所未曾经验过的、那样复杂困难的失败和成功的教训和经验。东方各国的人民，从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的经验中，可以学到无限的教训。同时，中国共产党光辉的成功，给东方各民族以胜利的信心。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四年的斗争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体现着这个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方针，不仅指导着中国的解放，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解放的宝贵的指南针。
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以及这次大会对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的重要意义。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给了日本、朝鲜、南洋各地的解放运动不少的帮助。我们一方面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满腔的谢意，同时，希望将来更加强这种帮助。
这个大会，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东方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注视着。大会上的一个声明一个决议案，都将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应。我相信这个大会，一定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
(摘自《解放日报》1945．5．29第一版)
鲜为人知的是，野坂参三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事先曾送毛泽东过目，并经毛逐字逐句作了认真修改。
离开中国回日本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接受波茨坦宣言。
8月14日，野坂参三在延安以日共代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名义，向日军指挥官及士兵发出通告，敦促他们投诚。随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全体盟员积极投入到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受降接收工作，以及对解除武装的日军的安顿、遣返工作中去。
8月24日，野坂参三又提议，由一切反战反军部势力组成日本民主联盟，以此为基础成立临时政府，严格实行波茨坦宣言，根绝军国主义，建设新的民主的日本。
8月30日，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本部、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本部因即将赴前线工作。在王家坪八路军大礼堂，由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为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召开送行纪念大会。当时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李初梨敌工部长和许多干部以及美国友人都出席了大会。
在这个送别会上，叶剑英、李初梨和美国友人都讲了话，日本方面由野坂致辞。野坂参三在会上指出：当解放联盟、日本工农学校即将离别延安——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向前线、向日本进发时，没有一个日本学生不回想到几年来亲自受到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各种援助和无限温暖的友情。野坂参三强调：谁要是真正下了决心，为日本人民服务，谁就会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冲破一切障碍，坚决勇敢地为建设民主日本奋斗到底。只有如此才是报答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唯一方法，也只有在那时，才有资格领得日本工农学校的毕业证书。
为了感谢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援助，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军联盟、日本共产党者同盟联名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
野坂参三和梅田照文（香川孝志）、森健（吉积清）、吉田太郎（佐藤猛夫）等三人乘飞机去张家口，其余二百五十多人反战同盟员在杉本一夫（前田光繁）率领下， 9月中旬徒步从延安出发，到东北地区准备回国。
野坂等4人在出发前，毛泽东为野坂等4人举行了欢送宴会。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最高干部都出席了。
9月9日，秋高气爽的西北高原上，晴空万里，一架美国C－45飞机从延安机场腾空而起，向西南方向飞去。这架飞机是去接美国飞行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参加了对日军作战。一些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降落到了各个解放区，其中有一些飞行员落到了晋察翼解放区。
同机飞往晋察翼解放区的有野坂等4人，还有聂荣臻、肖克、刘澜涛、郑维山等将军。
飞机到达河北省灵丘，随后野坂和聂荣臻将军等换乘卡车，奔赴张家口。在张家口又换乘苏联飞机，从沈阳到长春。野坂等4人到了长春后，见了苏联红军远东军区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军司令部立即给野坂他们发了苏军军官肩章的军服，长统皮靴，腰间挂手枪。野坂参三是苏军中校，其余3名是少校随员。
他们在长春住了一个月后，又乘飞机离开长春，中途在西伯利亚换乘火车去莫斯科。
在回日本之前，到莫斯科去，可能是野坂从延安出发之前计划好的，有可能是在长春同苏军方面谈妥的，这些作为随员的香川孝志（梅田照文）是不清楚的。这是香川孝志本人生前健在时和我谈的。其他3人也是不清楚的。
野坂等人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住在市内一个五层楼的旅馆里。除野坂外，3名随员一直住在旅馆里，没有外出，也没有人来访，十分无聊。有一次，苏联方面把他们带到郊外的招待所，请他们吃了一顿饭。此外，只是在半夜用汽车把他们拉到红场转了一圈。但是，野坂却每天外出。据1991年苏联公开的机密资料里，野坂去莫斯科的目的，是向苏联要日本共产党今后活动经费的。
有一次，野坂问随员三人，他们愿不愿意留在莫斯科当日语播音员。因为当时三人都期待回国，归心似箭，谁都不愿意留在苏联。对此，野坂也没有强求。
他们从莫斯科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到沈阳，在那里脱去苏联军官服，途经朝鲜，在釜山坐上了遣返日本难民的船，于1946年1月12日，在九州的博多湾登陆回到日本。（《八路军中的日本兵》）野坂参三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在延安战斗和生活了将近六个年头，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离开中国之前，野坂向中共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电报，表示感谢。
全文如下：
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同志们：
我和几个日本同志，经过张家口等地，到了辽宁，从这里我们准备向日本出发。现在我快要离开我第二故乡——中国抗日根据地了，在这个时候，我不知如何表达我对于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感谢，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朱总司令给我们的宏大的友情援助和激励。日本共产党现在已由十八年长期在监狱里英勇斗争过的同志们合力地重新建设起来。
我想要作为这个党的一个战士，并为了日本的民主化和远东的和平而斗争来贡献一切。这就是答复你们的友谊援助的最好方法。再见！
岗野进（野坂铁）
（原载《解放日报》1945.12.30）
野坂离开中国后的生涯
野坂参三离开中国后，回到战后的日本。日本社会动荡不安，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生活困苦不堪。日本共产党抓住时机，积极开展活动，组织和社会影响力迅速壮大。在1949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日共获得298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9.8%），得到了35个议席。到1950年，日本共产党发展到18万人，成为日本政坛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党。同时，日共团结了许多工会、民主团体，建立了有1000多万人的拥护民主同盟，日共领导下的工人、学生反抗美国占领军和垄断财阀的斗争也日益高涨，逐渐为美占领军当局所不容。
1950年6月6日，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致信日本首相吉田茂，指责日本共产党是“民主的破坏者”，并责令开除日共全部24名中央委员的公职，第二天又责令开除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17名编委的公职。
不久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巩固日本这个美军的后方基地，美军和日本政府一起开展了“赤色整肃”，对日共进行了残酷镇压。
仅据日本政府资料，当时以违反占领政策名义逮捕的就有4391人，集会和游行示威都被禁止，日共党员及其支持者被重要企业和工会开除出去，仅7月到11月，被开除的工人就有1.2万多人，到1950年8月，日共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组织拥护民主同盟也不得不解散。
当时，野坂参三等日共中央委员一起被非法禁止进行政治活动。
因为美、日当局对日本共产党进行整肃，日本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美日当局进一步搜捕已被迫转入地下的日共领导人。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而德田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造成健康严重受损，在被追捕的情况下身体状况也越来越不好。当时日本政府已经在美军的扶持下，仿效美国方式建立了秘密机关，特别审查局。汇同警察一起，搜检了全国的医院，企图逮捕德田球一及其他日共的中央委员，他不得不寻求境外的帮助。
形势严峻，而以日共当时的条件，是没办法把自己的领导人送出国的。在经过考虑和研究之后，日共中央开始通过有关渠道，设法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向中共发出了请求。
中共中央承担国际主义神圣义务，决定帮助两位日共领袖经秘密途径来华，加以保护。这时中央情报机关已改成了军委联络部，中央便将这一非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军委联络部。由于日美的严密封锁、他们又是经常抛头露面的公开活动的著名人物，使偷渡的难度非常大。但事关重大，为万无一失，经军委联络部负责人邹大鹏与天津调查部等同志多次精心研究、周密布置，克服许多困难，迂回曲折，经过秘密交通线各个环节的巧妙掩护和对接，终于胜利完成了这项特别重大的任务。
1950年8月末，德田球一在日共中央委员西泽隆二陪同下，经海路平安到达中国。不久后，野坂参三等人也经同一渠道来华，他们共同组成了日共“北京机关”，开始在国外领导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在华期间，他们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照顾。
中央军委给经办此事的军委联络部和负责具体工作的天津调查部记了大功，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还分别写信祝贺、题词表扬。邹大鹏和天津调查部专门召开庆功大会。
自1950年5月30日，野坂参三在东京皇宫前广场参加了民主民族战线东京筹备会所主办的“五三○人民大会”之后，到1955年7月27～29日举行“六大”，整整5年没有野坂参三的任何消息。说明野坂参三在这个期间一直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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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田球一后来在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太庙召开了有3万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刘少奇主祭，毛泽东亲亲笔书写横额：“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太庙，中国传统中皇家的家庙，供奉历代祖先牌位，皇后或者大功之臣牌位的地方。也是帝王驾崩后梓宫停灵之处。新中国国家级最高领导人去世后，亦曾有停灵与此的传统。如任弼时，周恩来等。
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亲至会场并致悼词说：“德田同志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前夕遭受麦克阿瑟的严重迫害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的时候，他还领导日本共产党中央制定了日本共产党的新纲领。直到德田同志因身患重病不得不设法来中国就医以前，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光荣岗位。”随后，全国各主要报刊都报道了德田球一逝世的消息，很多地方还举行了悼念活动。
德田球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参与领导了日本共产党的创建和两次重建，3次被捕入狱，从1928年起连续坐牢18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日本后，于当年10月释放全部政治犯的时候，德田才得以出狱。出狱时，他受到来自各地500多名日共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其后，他与从由中国回国的野坂参三等人一同再次重建了日本共产党。
美、日当局对日本共产党的限制措施一直到1955年签订旧金山和约，日本获得独立之后才得到解除，日本共产党也再次放弃了斯大林强加给他们的军事斗争方针，确认了“议会斗争”的行动纲领，这样在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匈牙利事件没有给日本共产党带来什么很大的困难，日本共产党受过斯大林打击这件事反而证明了日共的先见之明。
一来是日本共产党长期被苏共打压，二来是日共在历史上和中共一直有密切关系，所以在中苏两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日共很自然地就站在了中共一边。1964年左右是中日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那时在日共成员中有一个学习中文的热潮，甚至流行用中文来读自己的名字。
但是两年之后，这个最好的友人居然变成了中共“四大敌人”之一。
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存在四个敌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
背后的原因是，1966年3月份访华的日共议长宫本显治在上海拒绝了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要求日共在中苏论战中明确支持中共的要求。这样日共也就成为了和苏美比肩，甚至比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内阁更加危险的敌人。中日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在此之后的8月份，日共从北京撤回日共驻华代表以及《赤旗报》的驻华记者，但日共驻华代表以及《赤旗报》的驻华记者在首都机场遭到红卫兵围攻，被殴打致重伤，这样两党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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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坂参三访问中国，那是1959年来中国出席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左1️⃣野坂参三、右2️⃣朱德、右1️⃣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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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右：野坂参三。大约是在五十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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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坂参三访问中国，左3️⃣野坂参三、右3️⃣刘少奇、右2️⃣朱德、右1️⃣彭真。
野坂参三公开访问中国只有一次，那是1959年来中国出席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此前，野坂曾乘专机由北京飞抵延安访问，他两次参观了曾住过的窑洞，桌凳和用具仍照原样陈设。故地重游的野坂参三在窑洞里动情地说：“这是我的第二故乡。”野坂参三坐了很久，想起了近20年前的峥嵘岁月，不知是否想起了庄涛？他与庄涛的那段“窑洞情”究竟是一了百了，还是了犹未了？
野坂参三回国后，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回到日本后的野坂参三，1962年野坂七十寿辰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专门发去贺电。
此后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的访华，使得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再是中国的敌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直到1997年，中国曾经的四大敌人中，有一个日本共产党依然戴着“敌人”的桂冠。
实际上早在1985年中共就曾经通过罗马尼亚共产党向日本共产党表示过恢复关系的建议，但日共方面不肯让步，坚持要中共认错并中止和反日共组织的联系。一直到了1997年底，对外联络部部长戴秉国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明确地把“中日两党关系正常化”作为1998年的任务之一，这样才有了中日两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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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中央委员会给野坂参三祝贺百岁寿辰。左起1️⃣日共总书记长不破哲三、左3️⃣野坂参三、左4️⃣原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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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中央委员会给野坂参三祝贺百岁寿辰。左起1️⃣日共事务局长志位和夫、左2️⃣日共总书记长不破哲三、左4️⃣野坂参三、左5️⃣原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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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中央委员会给野坂参三祝贺百岁寿辰。野坂正在吹蛋糕🍰上的蜡烛。
野坂百岁诞辰的礼物
1992年，野坂参三整整一百岁了。日本共产党给他举行了盛大的百岁诞辰纪念招待会。
就在会后不久，野坂参三的命运再次陡变，因为从解体后的苏联披露出一则半个世纪前的内幕，说野坂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山本悬藏同志，导致这位日共党员山本悬藏同志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他借苏联之手剪除了竞争对手。
于是1992年9月17日，因涉嫌上世纪30年代山本悬藏在共产国际被害事件，日共第十九届七中全会决定解除野坂参三名誉主席职务。同年12月27日，日共第十九届八中全会以自觉参与陷害山本悬藏等日本共产主义者和60年代日苏两党关系中断后仍里通苏共为由，将100岁的野坂参三开除出党。
2005年，我和中文导报张石记者采访他养女野坂米子。
野坂参三位于东京田园调布的宅子已经非常旧了，他的养女野坂米子女士也已经77岁了。她告诉我：野坂参三一直到85岁，一直担任日本参议院议员，一直到93岁，他的身体都很健康，也一直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在野坂参三的夫人逝世前后，野坂米子作为养女来到野坂参三家，照顾他的生活。
野坂米子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野坂参三曾应邀去中国，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回来时还给她买来了礼物。在这以后好像就再没有和中国的同志们来往。
苏联解体后，以往的一些秘密文件被公开，据说在里面发现了野坂参三在美国给苏联共产党的信，信中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密告了山本悬藏等日本同志，后来山本在“肃反”中被斯大林枪决。
为此，1992年，日本共产党决定开除野坂参三的党籍。野坂米子回忆说，那天是叫高原的日本共产党的财政部长来向他宣布开除的决定，野坂参三当时听说党里来人谈过去的事情，还很高兴地迎了出去。
我问：在听到了这个决定后，野坂参三先生是不是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呢？
野坂米子说：他什么也没说。对于一个已经100岁的人来说，脑子也有些胡涂了，对事情的反应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灵敏了。
1993年11月15日，野坂参三在家中逝世，终年101岁。
野坂参三被除名之后，野坂米子也退党了。她说：野坂参三直到逝世一直是拿“议员年金”生活。他写过很多著作，但是都是和日本共产党有关的出版社出版的，随着他被开除出党，著作也都绝版了。
走出野坂参三的旧宅回头望去，那破旧不堪的旧宅兀立在许多豪华的新房子中，显得无限寂寞却让人体会到岁月沧桑，野坂参三这个横亘在中日两国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人物，在日本正在被人们慢慢忘记，但是中国人仍记着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卓越贡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今年4月向野坂米子发来了邀请函，邀请她去中国参加“中国人们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
野坂米子说；已阅尽世事沧桑的野坂参三在听到这则消息后，出奇的平静，什么也没有说。翌年的1993年11月14日，在东京都大田区田园调布家中，他便撒手人寰。终年101岁。
如果野坂参三在100岁以前去世，他将以一个忠于自己理想的左翼运动领袖的名义，得到隆重的葬礼和同仁真诚的送行，其人生会是一个圆满的句号。身后的荣辱是非，只是他人评说的事情了。野坂参三，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日共委员长和名誉主席。
他的一生作为大多是有光彩的，青年时代，他参与了日共的创建，起初是为失地农民争取权利，在军国主义横行时组织反战同盟，亲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鼓动日本士兵放下武器，不要再为法西斯而屠杀异族人民。50年代，他和宫本领导下的日共一方面与社会党联合，主张清算战争罪行，反对右翼金元政治，另一方面，将日共完全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政党，即在民主体制下，利用议会和社团组织为下层劳动者的利益而努力，实现更广泛意义的社会公正。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日共在日本社会中有着牢固的根基，他们温和的改良政策和勤勉踏实的作风，得到了普遍认可和尊敬。日本右派首相佐藤曾公开表示，他非常欣赏共产党人的进取精神。
至于野坂个人，在长达80年的政治家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勇敢、清廉、审时度势的良好形象，受到包括政治敌手的尊敬，更不用说日共和左翼势力的拥护者了。连对日共在60年代后期的不听话深怀怨恨的毛泽东，也一直认为中日两党关系的破裂，主要责任在修正主义者宫本显治委员长，野坂是被宫本欺骗和架空了的。野坂在国内外的声誉之好，恐怕只有他的好友周恩来能够与之媲美。
野坂参三简历
野坂参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誉议长。男，1892(明治25年)年3月生，山口县荻市人。1913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理财科。1912年加入友爱会，1917年任友爱会常任书记。后任机关报《劳动及产业》编辑长，并创刊《社会改良》。1919年赴英国留学。
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1年参加英国工人总罢工，被捕并被驱逐出英国。
1922年回国后任日本劳动总同盟书记，同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时入党，并任庆应义塾大学临时讲师。1923年任日本共产党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同年因第一次共产党事件被捕，不久出狱。1924年创立日本共产党合法机关“产业劳动调查所”，任所长，同年创刊《产业劳动调查报》、《英特纳雄耐尔》。1925年创刊《无产者新闻》。1928年因“三·一五”事件受嫌被捕，1930年获释。1938年当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1931年至1940年赴莫斯科任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6年与山本悬藏发表《告日本共产主义者》。
1940年至1946年来中国延安，参加创建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并从事对日本侵华军队的宣传和对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1945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回国后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常任干部会委员，书记处第一书记。1950年被美国占领军整肃。1958年至此1982年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长。1946年后三次当选众议员。1956年后四次当选参议员。曾任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团长。曾访问过苏联、越南和中国。
著有《流亡的十六年》、《野坂参三选集》、《风雪之路》、《五十年的回忆》、《和平和民主主义的斗争》等。
（摘自《日本人物辞典》1988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304页）
1993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
1993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日报》以“原日共主席野坂逝世”为题，刊登了该报的一篇专电快讯：“原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14日下午3时10分因衰老，在东京都大田区田园调布家中逝世，终年102岁。根据野坂本人的生前遗愿，野坂的养女野坂米子宣布不举行葬礼或告别仪式。野坂参三于1892年生于日本山口县篍市，1922年日本共产党创立时入党。野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延安组织日本人反战同盟，进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等活动。1946年1月，野坂时隔16年后回到日本。1958年，野坂在日共第七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1992年改任日共中央名誉主席。”
（《人民日报》1993年11月15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