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丨一座名山的历史底蕴——《栖霞山新志》序言

栖霞山一称摄山，她是“十朝都会”南京北郊的一座滨江自然小山，但它却是中国的一座文化大山和文化名山。近日，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花费了三年时间撰写而成的《栖霞山新志》为我们全面认识这座江南名山提供了条件。

栖霞之春（徐远 摄）栖霞山位于南京市栖霞区境内，山体总占地面积1019公顷，山有三峰，主峰称三茅峰、凤翔峰，海拔284.7米，东北峰称龙山，西北峰称虎山，命名颇有传统风水学意蕴。栖霞山的文化经过数千年发展，归纳而言，它发育过道教文化、佛教文化、艺术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帝王文化、茶文化、名人文化、文学文化等，尤其是它的佛教文化具有全国性地位，甚至在东亚地区也具一定影响力，为此，清代乾隆帝诗称其为“金陵第一明秀山”。历史上，栖霞山以红出名，民间有“春牛首，秋栖霞”之誉，真正的栖霞山一年四季都是风物秀美，气象万千。在南京学术界还有所谓“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之说，我们虽然不可据以为真，但是也表明栖霞山文化的确深厚而重要。《栖霞山新志》正是以文化主题分类的方式，分别就栖霞山的名山环境、名山三宝、名山胜景、栖霞古寺、名山人物、名山艺术、保护利用等做了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和研究撰述。

栖霞山生态（李全中 摄）栖霞山是我十分熟悉的名山。上世纪90年代中叶末，我正好主持过栖霞区境内的多个田野考古项目及“栖霞山石窟”考古，在栖霞山上下做过大量调查。后来又因为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地处栖霞区境内，对栖霞山文化就更加关心，并陆续对栖霞区及栖霞山的历史文化开展过诸多研究，了解越深就越加热爱这座人文名山。栖霞山面江而立，具有山水相连、扼江守险的形势，山下不远处就是有名的岳飞抗金的重要战场“黄天荡”所在。栖霞山还是“改变”和“见证”长江走向的巍峨山体，你看，万里长江总体上是从西向东流淌，但是当它进入安徽省后却改为从西南向东北的走向，直到它到达栖霞山附近时，才重新走上从西向东奔流的雄姿。因此，如果我们站在栖霞山上观看长江时，就能真切感受到长江依偎着栖霞山而两两协同变换走向的天地造化与磅礴力量。“栖霞山文化”开始的年份不明，从所在区域说，大概在7000年前，生活在附近龙潭古镇一带丁沙地遗址上的先民应该就知道了栖霞山的存在。到了秦朝，山的附近设置“江乘县”治，并且为“江乘渡”所在。史载秦代“废分封而设郡县”，在秦始皇第五次南巡时，置“江乘县”，此为栖霞区最早的县级行政建制，治所便在摄山附近的西湖村一带。《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上会稽，“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表明栖霞一带还是古代长江的重要渡口。其时，江乘县境辽阔，大体西至现南京清凉山一带，沿江而东至今句容市下蜀镇左右，再转向南面达江宁县淳化镇前后。今栖霞区地域皆在古江乘县境内。不过，笔者多年来在栖霞山做考古调查时于山上还未曾发现六朝以前的文化遗存，而山下周边则有考古学家们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汉代墓葬群、六朝帝王陵遗存等。

清乾隆帝御赐栖霞十景——彩虹明镜（董诰 绘）栖霞山原名“摄山”“伞山”，传说因山间盛产甘草、野参、当归等养生滋补中药而有“摄生”之效故而得名。现代植物学调查也证明，山上有药用植物235种。栖霞山最早的文化是本土神仙道教文化。根据南朝文献所言，在刘宋末年到萧齐初年建立栖霞寺及佛教文化兴起之前，栖霞山中已有神仙道教活动，由此可以推测，大概在东汉至三国时期，山中可能出现了道教文化，这是迄今所知栖霞山中最古老的文化。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八《齐琅玡摄山释法度》传记载：刘宋王朝的隐士明僧绍在去世前决定“舍所居为栖霞精舍，请释法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为馆，住者辄死”，后法度“俄见一人持名纸，通（法）度曰靳尚，形甚雅，羽卫亦严，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此山七百余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诸栖托，或非真正，故死病继之，亦其命也。法师道德所归，谨舍以奉给，并愿受五戒，永结来缘’”；后“摄山庙巫梦神告曰：‘吾已受戒于度法师，祠祀勿得杀戮’。由是庙用荐止菜脯而已”。这段史料反映的是六朝时期本土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冲突与斗争故事，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在明僧绍、释法度等来摄山开创佛教文化之前，这里已有“摄山庙”，庙中有“庙巫”主持神仙道教活动。再从“仙道”靳尚所言“王此山七百余年”，可以认为在南朝之前，摄山早已有神巫人士在此活动，“七百多年”或者有虚，那样岂不把神巫人士在此活动的年份推前到春秋战国时代？！根据南朝陈代文学家江总在碑文中所记，东晋时代，这里还有著名方士扈谦的住地，也就是说直到东晋，栖霞山仍然是道教文化的一方重地。自从刘宋末年明僧绍隐居摄山后，摄山的主流文化便为佛教文化所代替。南朝梁代《高僧传》中记载的故事其实正是反映出当时佛教与道教对栖霞山文化主导权的争夺，最终还是佛教文化取得胜利，使栖霞山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文化阶段。大约从南朝宋（420—479）末齐（479—502）初开始，栖霞山文化中的传统主体文化即佛教文化开始出现，此后佛教文化一直是栖霞山的核心文化之一。按照陈祯明二年（588）《江总碑》记载，栖霞寺建于萧齐永明七年（489），这应该就是栖霞山佛教文化真正的开启年代，迄今已有1500多年。

三论宗祖庭（栖霞寺 供）佛教文化是一个包含多种内容的文化体系，包括哲学、思想、建筑、艺术、医药、养生、饮食、伦理、语言、文学、生态等，因此，从南朝开始，栖霞山文化中就有了哲学文化、艺术文化等等，如佛学思想、造像雕塑艺术、建筑艺术、书法艺术、绘画艺术、石刻艺术等。今天，保存于此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栖霞山石窟”“南唐舍利塔”“唐明徵君碑”这栖霞山“三宝”等，都是因为佛教文化而产生的当代国之瑰宝。

明徵君碑碑阴“棲霞”（徐远 摄）“佛学”和“艺术”让栖霞山文化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历代佛教人士以及文人墨客对山林的开发逐渐催生了栖霞山的另一种文化——游历文化，或称旅游文化、休闲文化。这方面在保存迄今的栖霞山摩崖石刻中有许多证据，如从唐代开始，栖霞山一方面仍然是佛教名山，号称天下“四大丛林”（唐代金陵栖霞寺与临清灵岩寺、当阳玉泉寺、天台国清寺并称），但其旅游文化也渐次产生，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及其文化活动影响很大，这就是唐正议大夫、吏部侍郎、赐紫金鱼袋沈传师和他妻子乐安于太和七年（833）七月三日为皇帝及七代先祖在栖霞寺修“水陆无遮法会”的斋疏与留下的摩崖题刻，他的作品被镌刻在栖霞山桃花涧上方的一处叫“天开崖”的崖壁上，由此开启了除栖霞寺建筑区、千佛崖石窟区之外的又一处“石刻”景区，这一景区成为唐、宋时代及其以后到栖霞山游历者几乎必到的地方。就是说，从大唐著名书法家沈传师开始，逐渐促成了栖霞山以摩崖石刻而知名的“天开崖景区”，推动了栖霞山来访文人参访石刻、参与创作、以文会友的碑刻文化之发展及别具一格的旅游文化之形成。由栖霞山古代石刻文化而引发的文脉流淌也是南京钟山、牛首山、老山等所有名山文化中不可见到的中华特色文化。同样也是在唐代，由于“茶圣”陆羽（字鸿渐）到栖霞山及栖霞寺区域寻泉试茶，开启了栖霞山的“茶文化”。“茶文化”也是中国经典文化之一。陆羽虽为今湖北天门人，但他的主要成就却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在今天江苏的宜兴和浙江湖州、德清一带形成。大约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陆羽在长江下游一带开展“茶文化”的创建活动，他曾到栖霞山品茗试泉，当时避居阳羡（今宜兴）的诗人皇甫冉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存世。栖霞山上与陆羽有关的茶文化遗迹有“试茶亭”遗址及“白乳泉”等摩崖石刻。到宋代，前朝南唐大臣、著名学者徐锴的后人在栖霞山前开设茶馆。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徐十郎茶肆》记载：“徐常侍铉无子，其弟锴有后，居金陵摄山前开茶肆，号‘徐十郎茶肆’，有铉、锴敕甚多。”栖霞山石窟处也有徐铉、徐锴题刻的保存，可见，南唐二徐确与栖霞山有深刻关联。笔者推测徐铉后代在摄山前开茶肆处应该就在今栖霞山南麓的古镇街区。

试茶亭（徐远 摄）栖霞山地区是古代南京“石雕艺术文化”异常发达之地，至少从南朝开始，山上山下即为石雕艺匠挥洒才情的地方。栖霞山“千佛崖”南朝石窟、“千佛岭”和“纱帽峰”唐代石窟，栖霞寺的唐碑、南唐石造舍利塔和佛像，“天开崖”及山中其他地方的宋、元、明、清、民国等历代摩崖，以及环山布列闻名遐迩的南朝帝王陵神道石雕，无不彰显出栖霞山石刻艺术的博大精深，传承有绪。栖霞山的古代“帝王文化”始自南朝。南朝齐、梁时代有齐文惠太子萧长懋、豫章文献王萧嶷、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始安王萧遥光、梁临川王萧宏等多位王侯参与栖霞山石窟的营造。陈代有后主陈叔宝前来问佛。隋代时，隋文帝杨坚于仁寿元年（601）下诏在全国30个州造舍利塔，其中有“金陵栖霞山舍利塔”，估计隋代所建可能是木塔，到南唐时，由大臣高越、林仁肇主持，改建为八角五层的密檐式石塔，高越并为之撰写《舍利塔记》一卷，该塔保存至今，十分珍贵。唐代时有唐高宗李治为栖霞寺撰写《明征君碑》碑文，如今还耸立于栖霞寺山门前的广场上。清代时，康熙、乾隆二帝均多次到栖霞山，尤其是乾隆帝在栖霞山营建有“栖霞行宫”，驻跸多日，写有百余篇诗文，把栖霞山的“帝王文化”推到了顶峰。

舍利塔全景 （刘东 摄）栖霞山是一座名人荟萃的胜地，由此形成了“名人文化”。这些名人包括名道、名僧、名宦、名帝、名匠、著名学者、诗人、艺术家等，他们在栖霞山留下大量创造性成就。相关创造有的已成为历史遗迹，有的成为博物馆收藏，有的成为当代国宝，有的成为千古诗文。可以说，栖霞山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历代名人和工匠，是他们使一座原本普通的滨江小山成为天下名山，正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些历代名人和艺匠便是栖霞山之“仙”，栖霞山文化之“灵”，值得我们永远追忆和感恩，他们创造的优秀文化成为当代中华文化、长江文化、南京古都文化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也成为永远值得我们保护、传承与弘扬的民族遗产，我想，南京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编写这部《栖霞山新志》，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为此，我对本书的所有作者和编者以及为调查和研究栖霞山历史文化先后做出过贡献的先哲表达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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