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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太理
刘绪义教授的《定江山——西汉政界往事》，以新颖视角引领读者纵览二百一十年的西汉历史。作者紧扣皇帝制度治理国家的核心，聚焦两条主线：制度选择与治国思想嬗变。在制度层面，西汉承袭秦制，确立了顺应历史潮流的郡县制；而在治国思想上，则经历了从汉初黄老无为，到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在汉末转向僵化儒学的曲折历程。这一思想转变的关键节点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虽然武帝实际施政多行“儒表法里”、“王霸杂用”，但思想领域的钟摆已明显偏向儒家。儒家势力日益壮大，其话语渐成主流，代表人物不断进入权力中枢。然而，历史的反讽在于，当儒家思想彻底主导西汉政治之时，亦恰是西汉王朝倾覆之日。王莽正是以儒家“复古”名义篡汉。
阅读刘绪义《定江山》等著作，深感其颇具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宏阔气象。《定江山》尤为显著，作者如同黄仁宇般“放宽历史的视界”，揭示历史事件间的深远因果。本书虽以西汉二百一十年治理历程为主体，但视野宏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其笔触上溯至战国末期“亡秦必楚”的深层原因，辨析为何非是“亡秦必齐”，深刻剖析齐鲁治国理念的根本差异及其导致的迥异发展路径。齐鲁的兴衰对比，清晰展现了保守思想与务实创新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作者进而指出，刘项楚汉之争，不仅是军事战略与实力的较量，更深层次是新旧思想观念的激烈碰撞。对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却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是否真如贾谊《过秦论》所归结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刘绪义并未囿于成见，而是启发读者进行新的思考。
安邦定国，惩治贪腐历来是统治者面临的核心课题，西汉亦然。对此，刘绪义并未进行面面俱到的系统分析，而是截取西汉二百一十年历史中的众多关键场景，从多维度呈现其反腐图景。
综观历史，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从未有哪个朝代真正根治腐败。西汉同样深陷“腐败—反腐败—再腐败—再反腐……”的历史循环。究其根源，洞若观火：不受制约的权力欲，即独裁专制的体制本身，正是腐败滋生的温床。诚如战国曹刿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作为最高“肉食者”的皇帝，首要维护的自然是其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所谓反贪腐，其深层动因常是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权力分配即肉食分配权”和利益攫取“所得多寡”的斗争。只有当腐败严重威胁皇权稳固时，统治者才可能“动真格”，但效果往往仅是昙花一现。
检视西汉史，确不乏皇帝铁腕惩腐、忠臣前仆后继、法令迭出、贪官伏诛的记载。这些举措在客观上多少减轻了对百姓的盘剥，使民众偶得一丝喘息。尽管皇帝专制的本质注定了其反腐的最终失败，但我们仍不能否认西汉君臣察举制等具体制度设计、措施推行及局部成效上的努力，其中蕴含的智慧与教训，对今日廉政建设仍有转化借鉴的价值。
《定江山：西汉政界往事》虽非以反腐败为核心主题，但其对西汉政治生态的深刻剖析，精准触及了腐败的成因、治理手段及其根本局限性。
儒家思想的双刃剑：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刘绪义指出：“儒的命运与西汉政权发生了特殊的纠葛，并由此影响到西汉的国家治理。”研究西汉政治包括其反腐败，都无法绕开儒家思想的作用。那么，儒家思想能否成为反腐的主要武器？西汉的实践效果如何？教训何在？
一是理论优势与尝试。德治教化：儒家强调“德治”“礼治”，主张通过道德修养约束官员行为。西汉独尊儒术后，察举制以“孝廉”取士，如公孙弘以德行被荐，位至丞相仍节俭如一，理论上鼓励官员廉洁自律。引经决狱：“春秋决狱”盛行，即以儒家经典《春秋》、《诗经》等，阐释法律、裁判案件，董仲舒就援引《春秋》断过案件，试图以伦理道德约束司法，缓和严刑峻法。
二是实践局限与异化。道德约束的软弱性：儒家重自律而轻他律，缺乏刚性制度保障。武帝朝虽号召“独尊儒朮”，但实际上酷吏张汤、杜周等人的贪腐依旧横行。沦为政治工具：西汉后期，儒家士人形成利益集团。以王莽为代表的外戚以“复古改制”之名行垄断权力之实，加剧腐败。如王莽篡位前的“祥瑞”政治，儒学异化为权力合法化的遮羞布。强化人治与威权：“以经注律”、“引经决狱”在操作中极易滑向“以言代法”，圣人之言、天子之言高于法律，强化了“言出法随”的威权主义，为腐败留下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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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政治的腐败温床与恶果
西汉自高祖“斩蛇起义”传说始，便崇尚祥瑞。祥瑞被视为天意嘉奖，成为皇帝论证权力合法性、粉饰太平的重要手段，却也成为腐败的催化剂。
一是诱发腐败。财政靡费：汉武帝为求仙封禅、修建宫观如甘泉宫，耗费巨资，掏空国库。官员投机造假：地方官吏为逢迎上意、谋求升迁，常虚报甚至伪造什么“麒麟现世”祥瑞。
二是严重后果。削弱公信力：统治合法性建立在虚幻的祥瑞基础上，王莽新政的崩溃与此直接相关。
三是加剧社会矛盾：为支撑祥瑞政治及关联的奢靡，如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使得赋税加重，民不聊生，最终终导致多地起义。
统治不安全感：腐败的催化剂与反腐的扭曲力
刘绪义研究指出，西汉刘姓宗室造反竟达十数次，世所罕见。这种弥漫（皇室、诸侯、丞相）这一统治集团的深刻不安全感，深刻影响了腐败与反腐败的形态。
一是催生腐败。自保性腐败：武帝晚年多疑，巫蛊之祸中丞相公孙贺灭族，官员为求自保，多行贿结党。霍光等权臣当道，官员为依附权贵而形成系统性腐败。
二是扭曲反腐。沦为政治清洗：统治集团内斗激烈，反腐常被用作打击异己的工具，汉武帝时期用酷吏江充，引发巫蛊之祸，实际上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
三是恶性循环。不安全感驱使官员更倾向于结党营私、贪腐敛财以自固。
反腐行动因常被视为权力斗争，严重丧失公信力，民众难以相信其整肃吏治的初衷。
酷吏反腐：饮鸩止渴的利刃
利用酷吏反腐是西汉尤其是汉武帝朝的鲜明特色。
一是短期震慑。任用张汤、赵禹等酷吏，严惩贪腐，处置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短期内确实达到了震慑的效果。
二是长期弊端。滥用职权：张汤等酷吏常借反腐之名罗织罪名陷害大臣，行排除异己之实。
三是制造恐怖。严刑峻法导致官员人人自危，反而刺激行贿以求免祸，加剧腐败。
四是历史教训。酷吏反腐不可持续。相对成功的例子如汉宣帝时期“霸王道杂之”，加强监察、考核，注重制度性反腐与酷吏手段的平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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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空间：反腐的晴雨表
西汉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深刻影响着反腐败的效能。
汉初开明：贾谊上《过秦论》痛陈秦“钳制言论”之弊，反思秦亡教训。汉初行黄老无为之治，言论相对宽松。晁错的《论贵粟疏》直言揭露土地兼并的诸多问题，促进了政策调整。汉文帝下诏废除“诽谤妖言”罪，鼓励官民进谏。
武帝收紧：武帝时期，张汤、赵禹制定“见知法”等严苛律令，官吏知人犯罪不举告则连坐，颜异仅因“微反唇”未表态便被诬以“腹诽”处死，更是登峰造极。其结果是压制揭发，官员噤若寒蝉，不敢揭露腐败。一是鼓励谄媚诬告：为投机者提供了诬陷政敌、讨好皇帝的手段。二是官僚“躺平”：官员但求自保，行政效率低下，反腐无从谈起。张汤制造“腹诽”案后，“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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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虎”与“树廉”：手段与局限
严惩权贵即类“打虎”。汉武帝以谋反罪铲除淮南王刘安，宣帝清算霍光家族。这些做法短期内确能震慑不法权贵，强化中央权威。然而，缺乏制度保障的“打虎”极易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霍光家族覆灭更多源于政治清算，反腐败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树立循吏典范：西汉很注重发挥清廉有为的“循吏”的榜样作用，如宣帝时颍川太守黄霸，他重视以教化治民、使得狱无重囚、渤海太守龚遂劝课农桑、平息盗患。这些循吏的清廉作风确能改善地方治理，促进官民和谐。但循吏数量有限，且其影响力又受制于整体政治环境，汉元帝后，外戚宦官专权，循吏基本被边缘化，其正面作用微乎其微。
核心启示：历史的镜鉴
《定江山：西汉政界往事》深刻揭示了，西汉的反腐实践既有如察举制重德、循吏示范等局部经验，更有惨痛教训祥瑞政治、酷吏滥用、言论钳制等惨痛教训。其核心启示在于：
其一，道德教化需与法治刚性相结合：单纯依赖儒家道德自律（德治礼治）易流于形式，反腐必须依靠严密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其二，制度约束优于个人权威与神秘主义：反腐不能寄托于酷吏的个人铁腕或祥瑞天意的虚幻承诺，必须建立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约束，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其三，言论自由与权力制衡是关键保障：没有开放的言论空间以供揭露腐败，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以防止专断，真正的反腐便无从谈起，且易异化为政治清洗的工具。
总之，西汉王朝兴衰治乱中关于腐败与反腐败的深刻历史经验，对推进当代廉政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