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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在国家图书馆公开课讲座中
作者：彭靖
2023年8月是步平先生去世七周年，诞辰75周年。
步平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中日问题专家，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东北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学会执行会长。他是中日韩三国共同关注的重要史学家，曾被日本外务相岸田文雄评价“为增进日中两国在有关历史上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步平领衔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荣获第六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题 记
2016年8月18日，天空阴沉乌云密布，秋雨沥沥时缓时急。这似乎预示着，苍天对史学界痛失柱石的悲伤与惋惜；雨水顺着地面，缓慢而泥泞地流淌，这似乎在暗示，大地对步平先生壮志未酬，驾鹤仙逝，表达出的不舍与惆怅。一位不同凡响、风度翩翩的学者英年早逝，给学术界带来的震撼与哀思难以言表。步平老师去世时，年仅68周岁。
上午九时，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正在隆重举行步平同志的追悼会。中国外交部驻长崎前领事李文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周溯源、所长王建朗、副所长金以林，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韩国亚洲和平与历史教育原常任运营委员长梁美康、常任代表安秉佑，以及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金志勋等，中日韩三国外交官员、学者与各界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门口，悬挂着纪念挽联。上联为：“温厚刚毅智虑忠纯，堪为学人做楷模。”下联为：“壮志未酬驾鹤早征，痛哉史林失柱石。”横批为：“沉痛悼念步平同志”。
作为日本三大报刊之一，当天日本的《朝日新闻》曾在重要版面给予报道，由此在日本学界、政界和外交界引起震动。
早稻田大学毛里和子教授认为，步平先生是“连接中国与日本研究者的桥梁”，他的离世不仅对日中学术交流，而且使日中关系全局 “都感到一缕落寞与彷徨”。
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圣浦指出：步平“先生就是像这样，保持既承认历史的差异，也积极寻找双方共同点的姿态。如果不是这种有弹性的姿态，共同教材就不会问世。”
8月15日，在步平离世后的第二天，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曾发来唁电，他着重强调：“步平前所长作为日中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中方组长，为增进日中两国在有关历史上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步平成为中日韩三国共同关注的重要史学家。
2023年8月，由步平领衔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荣获第六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这是对于他最好的告慰。
一、以国家需求为已任
1948年7月，步平出生于北京。1966年“文革”发生的时候，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三学生，正在准备高考。但是，由于当时受“文革”影响，全国所有大学突然全部停止招生了。
1967年11月，作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第一批知青，步平与许多同学来到了远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生产建设兵团”。
1973年，国家开始在部分大学实施推荐上大学的政策。原本理科成绩突出的步平，由于当时的名额有限，被推荐学习历史专业。由此，也成就了他文理并进的人生。在他入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时，正值中日建交的翌年。作为那个时代“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他或许冥冥之中，注定今生今世与中日关系史研究有缘。
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经回忆道：在哈尔滨师大历史系学习期间，由于被冷落了多年的大学老师对有向学之心的学生特别地眷顾，所以我在大学期间吃了不少老师开的“小灶”，使我至今感到收益极大。
1976年大学毕业之后，他首先被分配在黑龙江省的一所中学，担任历史课老师和班主任。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笔者与步平老师最初结缘。在任教两年之后，1978年他调入新成立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东北地方史和中俄关系史研究。
在1980-1985年期间，他利用在初中、高中到大学期间，所学外语都是俄语的优势，先后发表了《“达斡尔地区”的由来及其他》《东北边疆开发与近现代化过程》《清初抗击沙俄侵略的若干问题介绍》和《关于中俄电报线路的联接问题》等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后来，他又相继独著或合著，出版了《东北近百年史讲话》《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869-1919）》《黑龙江百科全书》《黑龙江通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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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步平
1985年，由于科研成果与业绩突出，在37岁时他开始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日本的一部分右翼与保守势力开始活跃起来，要求对日本战后40年进行“总清算”。他们盲目强调战后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及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而对于战后日本社会进步力量，在反思侵略战争责任所做出的努力，则被日本“右倾”分子批评为“自虐”行为。因此产生了日本歪曲历史，制造“历史教科书问题”事件。
当时，根据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的指示，以及重视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意见，东北地区成立了“东北沦陷14年史编纂委员会”。作为东北三省社科院历史学者中的骨干力量，步平被指派为黑龙江省的学术负责人。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研究所没有专门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学者。而作为所长，他只能调整原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方向，进而转向到日本侵华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
在即没有研究基础，也没有基本史料的前提下，步平引用大庆油田王进喜的一句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作为他自己的座右铭。只要国家和社会需要，他就要以奋不顾身的钻研精神和乐观态度，以克服种种困难的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工作状态。
在1992年到2000年期间，他多次利用工作和会议的机会，在参与东北三省协作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同时，主动向辽宁、吉林两省社会科学院的老同志，特别是有过伪满时期生活经历的老前辈请教。在他们指导与帮助下，不间断地收集相关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正是在考察东北各地的原日军要塞遗址遗迹、抗联活动遗址和遗迹等活动中，步平积累了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大量一手史料，从而拓宽了他的研究视野，并发现了中俄关系史与中日关系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丰富了东北地方史、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内容与视角，并为此后转战中日关系史各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于日本毒气战的研究，是步平转向中日关系史研究后最早涉足的领域。1992年，步平与同行人员在黑龙江省中俄边境地区孙吴县考察时，偶然获悉当地深山中掩埋着战时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毒气弹。他便亲自到掩埋毒气弹的地点查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树立着一个简陋的水泥标志，上书：“此处埋有日伪遗留之毒弹，政府为了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故严禁入内。”不仅如此，在竖立着水泥标志的地面上，还杂乱地堆放着数十发炮弹，看样子引信还没有被拆除。面对这些锈迹斑斑，却似乎张牙舞爪的毒气弹实物就在自己眼前，步平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啊！战争还没有结束”。
日军在华遗弃的化学武器，不仅污染当地环境，而且不时发生伤人事件。依据他在后来出版著作中的初步统计数据，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人数多达2000 -3000人。其中，在他亲自参与调查10余件伤害事件中，涉及受害者就有约100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初，中国向国际社会多次提出，日本应销毁处理遗弃在中国的“毒气弹”问题。然而，日本方面以中方没有提出有力证据为由，迟迟不愿承认其责任。正因为如此，步平意识到深入调查日军在中国的化学战，以及遗弃化学武器的问题，不仅可以向有关部门提供外交交涉方面的确凿证据，还可以让日本在事实面前低头，承认历史事实，同时承担销毁处理“毒气弹”的国际义务。
二、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桥梁
基于国家的需要与时代的需求，步平投入日本毒气战及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1999年到2004年，他与高晓燕合著的《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日本在华化学战及遗弃化学武器伤害问题研究》，以及他与高晓燕、笪志刚编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等论著相继出版，获得了中日双方学术界与民间人士的一致认可。因此早在1995年，步平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武器》，由山边悠喜子、宫崎教四郎监译，日本明石书店出版。这也是步平在日本出版涉及研究日本在华使用化学武器的第一本专著和代表著。
在这些著作出版之后，步平携带着这些研究成果，以及日军在华遗弃化学武器，造成人员伤亡的调查数据和幻灯片，前往日本各地大学与民间作学术报告和演讲，引起日本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在日本进一步收集关于日军化学战和化学武器的档案史料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战后日本人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存在有两种代表性倾向与现状：
第一种倾向表现为，一般日本人对战时日军的化学战和化学武器“一无所知”，甚至他们误认为，化学武器是非致命性的“文明”武器；第二种现状则是，战后日本本土也有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截至目前发现已有二十处以上。其中，仅战时制造化学武器的重要基地，在广岛附近的大久野岛上，就有遗弃毒剂3260吨。但是，在步平未到该地演讲之前，他们只是从当地民众遭受毒气污染的立场，来谴责日军的化学战和和化学武器。在听完步平的演讲后，促使不少人开始思考，日本人“既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问题。
许多日本听众在听完讲座件事后，对此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受害者现在怎样了？他们是否得到有效治疗？这些毒气弹在中国有多少？我们能帮助做些什么？等等。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更没有人否认日本的侵略责任。步平在受邀参加相关活动时，耐心解答他们的问题。后来，这些进步与友好的日本人士和市民团体，不仅邀请步平作学术报告，还邀请参与他们的活动。在此期间纷纷提供相关资料，支持步平的日军化学战和化学武器研究。步平也因此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二战期间，日本对化学武器采取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即使对外宣传也说成是非致命武器。所以，日本社会也确实有化学武器是“文明武器”的说法。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社会很多人的确并不知晓，日本在战争中进行化学战的问题。即使是追究日本731部队的细菌战责任的日本友人，也是后来才知道化学武器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国家档案的开放，日本的吉见义明、栗屋宪太郎等学者，都曾经先后到美国搜集资料，从中发现了日军从事化学战时的秘密战斗报告。因此可以说，步平到日本所作学术报告和演讲，搭建了一座中日两国民间相互沟通与理解的桥梁。
2000年12月，步平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日本教科书问题，并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论文，在国内较早提出对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研究。此后，他又相继发表《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历史考察》和《历史认识的交锋与相互理解——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研究报告》等论文。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与时任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的步平，合著《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他们在书中表述，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与日本走上战争道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切想恢复战前或战争中的教科书记述的行为，都充满了把日本重新拉入战争泥潭的危险”。因此，他们呼吁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历史事实，承担历史责任，从而防止军国主义的复生。在这一年，步平开始主持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共同编写东亚近现代史，主持中日韩三国“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
根据会议期间的学者提议，与其批判日本右翼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不如自己编写一部历史教科书，更有利于传播正确历史。于是，步平决定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共同成立历史教科编写委员会。但是，在编写教科书过程中，中日韩三国学者和教师在认识上存在种种差异，观点方面也存在诸多冲突。即使在中国学者内部，对于同一历史问题也有不同认识。加之他们分处多国各地，坐在一起讨论实属不易。此时，步平总是以谦逊儒雅的姿态，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以及求同存异的态度和兼容并蓄的胸襟，巧妙化解矛盾，妥善处置分歧，推动共同编写历史教材工作前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5年，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所述三国同时出版。其中，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在中国一个月就发行十万多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2006到2014年，步平又相继推动共同编写第二部历史辅助教材，即《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下册）；第三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中文版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2004年7月，步平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所长与党委书记。他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观、日本右翼问题与靖国神社研究等领域。他与王希亮合著《良知与冥顽：战后五十年日本人的战争观》《日本右翼问题研究》，向中国介绍战后五十年来日本进步派人士反省战争责任的具体事实与思想转变过程，以及日本右翼思潮的来龙去脉。
步平在《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靖国神社七间》等著作中，进一步考察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靖国神社的背景、建立和战时作用，分析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国际诉讼，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等背后的深层原因。他希望日本与国际社会相向而行，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与东亚各国走向“和解”的道路。
对于历史“和解”与维护和平的重要意义，不仅中日韩三国民间人土认识到了，而且三国政府高层领导也希望通过缓解遗留的历史问题，从而平息民众的对立情绪，改善紧张的国际关系。基于步平在积极从事中日韩民间共同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他在社会活动方面卓有成效的领导力，因此他被推上了时代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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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相麻生太郎（左1）会见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所长
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华期间，再次提出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11月在越南河内，中国外长李肇星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实施框架”达成一致意见，成立由中日各10名学者组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两国政府确立的明确目标是，在中日和平条约缔结30周年时，即在2008年内发表研究成果。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被任命为中方主任委员兼首席专家，负责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工作。2007年3月19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首相官邸，亲切会见首席委员步平一行人员。对于这次重要的会见，中国国内的许多报纸都曾经以大篇幅的文字与插图给予过报道。
2012年“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首届论坛在北京举办，至2022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前后已成功举办20届，成为东亚持续时间较长的民间国际论坛之一。这项论坛从步平先生开始，他连续主持了十余届，直至在他去世前的2015年。2011年9月，在辞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后，他以中国东北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学会执行会长的身份，继续开展研究工作。
2015年6月，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步平又主编了一套20册《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并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步平强调指出：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不断超越。我们的丛书由20册构成，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在挖掘有价值的史料的基础上，在系统整理近10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答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重大的课题。
同时，他执笔主编这套丛书的第一册《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全书共分为六个章节，有54万多字，代表着他对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2015年7月16日，步平的系列公开课《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日本的战后处理》第一讲：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成功开讲。此次公开课，原定计划分为十讲。作为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主讲人步平十分看重，此次能够面对面向公众，讲授抗战历史知识，正确理解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的机会，他强调：“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要从战争讲起，而要从战前讲起，并一直讲到当下。”
2016年5月14日下午，步先生又一次来到国图，带病踏上了告别几个月的讲台，录制了该课程的第七讲：“反思与翻案——战后日本社会”。这是步平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出现。在听众面前，他一直保持着神采飞扬、风度翩翩的举止。但是，现场的观众并不知道，此时的步先生已病入膏肓。让观众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堂国图公开课，竟成为他的最后一次演讲，史家永别之绝唱。
三、多学科融合的启示
原本从事中国东北地方史、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步平，随着中日关系中诸多历史问题的突显，他以国家需求为已任，顺应时代潮流，迅速转向中日关系史研究。这种转向既有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有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勇气与信心。
步平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自己的学习异常苛求。自从小学开始，他一直名列全校第一，曾经先后多次“跳级”，进入北京最好的初中和高中——北京师大附中，而且总能以全班最小的年龄，赢得老师们最由衷的夸赞。他以“老高三”的身份，被推荐进入哈尔滨师大历史系学习，这也曾经是大学同学非常羡慕的事。
他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学任教的两年时间中，虽然他担任的是高中历史课老师兼班主任。但是，他却可以在业余时间，为高中的学生讲授与辅导数理化课程。受到步老师的赏识，笔者曾经长期担任历史课课代表。这一段经历，对于我日后择业与兴趣培养，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步老师渊博的文理科知识，温文尔雅的谈吐，风度翩翩的举止，不仅是学生们学习的偶像，而且还一度成为年轻女教师追求的目标。
1977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校曾采用多种形式举行欢庆活动。在6月13日的一次朗读会上，步平曾即兴朗诵一首他自己创作的长篇散文诗《时间的发言》，来鼓励学生并鞭策自己，充分利用好学习的时间，日后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他的这首散文诗的复印件，笔者一直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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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散文诗《时间的发言》手稿首页
1978年6月，他调入新成立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之后，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发表多篇高质量的论文，出版学术研究著作，这与他扎实与丰厚的文理科知识密不可分。他将理工科学者擅长的图表、数据与插图，文科学者擅长的文字描述、断句与文章布局，综合运用到史学论文与著作的写作之中。在资料翔实，论证严密的同时，做到图文并茂，让读者阅读时有轻松、愉快的感觉。只有将多学科相互融合，才能占领本学科的制高点（详见笔者在7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文章）。步平的事迹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勇曾经发文评论道：步平长时期从事边疆史地、中俄关系、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化学战、毒气战研究，其成果见识，无人出其右。他在这些领域中的作品，如《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武器》《毒气战》等，有书证，有实地考察报告，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均属经典之作，影响巨大。（《博览群书》2016年第10期）
步平在从事研究工作中，最能够让人感动与震撼的事，就是只要国家与社会需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一位科研工作的领头人，在面对国家需要时，义无返顾的选择与担当。当年，步平已近不惑之年。他抛开从初中学习并使用至今的俄语，转而从零基础起步学习日语。他克服种种困难，利用早晚与周末的业余时间，跟着广播和电视自学日语。在短短几年之间，他不仅可以熟练查阅日文资料，而且达到能与日本学者自由交流与沟通的程度，并且还翻译出版过2部日文译著，这让笔者与年轻的自学者都深感惭愧与汗颜。
笔者在大学毕业后，长期与步老师保持联系。我出版许多著作的序言和推荐信，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稿。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一直得到他的帮助。可以说，他就是我的校外博导。在步老师病重住院期间，我曾委托我的妹妹与两位同学前往北京同仁医院14楼探望。
“人们常用‘光阴似箭’，比喻迅速又短暂；虽然我每天飞逝而前，但我是成长的证见。”朗读会早已结束，先生也已远行，这些诗句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每每读起这首诗，我就会想起步平老师——一位可爱、可亲与可敬的师长。
四、研究著作的出版与建议
2016年8月步平去世之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日本与韩国等国外友人，他生前的同事与史学界同行，以及他的学生与生前好友，发表纪念他的论文与文章络绎不绝，有关步平生前的遗著与文集也相继出版。
2017年8月，在步平逝世一周年之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首先推出一本30余万字的纪念文集《永远的怀念：步平先生逝世周年纪念集》。书中汇集了中外学者，他的亲人、同事和学生等人撰写的41篇纪念文章。许多人在回忆文章中，都以“他不愧是一位堪为人生之益友的君子”、“伟大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君子坦荡荡”等，这些发自肺腑之言，来表达他们对于步平先生的爱戴与思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宋志勇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地总结道：“步平先生如此受人爱戴，充分表明了他人格的伟大、情操的高尚。”
2017年9月，由步平担任主编，魏国忠、辛培林为副主编，170万字的《黑龙江通史简编》（上下册）两卷本，由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出版。黑龙江省曾经是步平的第二故乡，哈尔滨也是他学习、生活与工作了31年的福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则是他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起步单位与成名之地。这套丛书在没有任何出版资助的情况下，历经十年时间，终于在他去世后一周年出版，从一个侧面充分表达了步平家乡出版机构对于他的崇敬与爱戴之情。
2018年5月，作为“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之一，步平主编《化学武器作战》（全两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套书采用影印本的形式，由中日两国研究学者历时八年，共同协作与系统整理，汇编了在日本本土关于侵华决策各个方面的资料。所收史料以未公开和新发掘资料为重心，共分四大编，十七个专题。各专题内容结构为：专题解说、资料影印件与资料点评。分别对日本化学战责任的国际审判缺失，日本军队的化学战准备，日本侵华部队实施的化学战，化学武器在战后的危害与处理，以及追究日本的化学战责任与历史认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
2019年11月，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八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与以往出版的研究著作相比，该论著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突破以往在研究过程中将抗日战争历史作为单纯的战争历史来研究的局限，创新性地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因此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2023年8月，荣获第六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2021年8月，马晓娟, 徐志民主编《步平文集》（四卷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录了步平先生撰写的序言、书评和报刊时评，以及他生前出版的部分论文和代表性专著。可以说该文集的出版，既是对作者在学术领域数十年来不懈努力，以及耕耘历程的梳理与总结，同时也呈现出中日近代关系史研究与发展现状的一个缩影。
步平先生去世七年来，在对于他的宣传与论著出版方面，国内学术界与出版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位在国内外都具有深远影响，中外著名的近代史、抗日战争史学家，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对其论著的整理与出版方面。在下一步，我们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应该着力聚焦于对其深入研究著作的出版，以及对于现有著作的外译与传播方面。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步平传记》与《步平评传》的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书籍中，大多数仅仅是对于步平先生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传播。通过出版这些传记类书籍，可以全面展现出步平先生在文理科全面发展，丰富多彩的人生。据笔者了解，由步平的学生与步平的二弟步雄两人合作撰写的《步平传》约20万字，在2021年已经完成，目前尚未落实到出版社。
2、《步平学术年谱》的出版。通过撰写年谱，可以全面提供步平先生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和抗日战争史方面的具体细节与研究过程，为更多中外研究学者提供参考。
3、《步平往来书信集》的出版。通过出版书信集，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步平与欧美与日韩学者在学术交流方面的脉络。同时，也可为抗日战争学术研究与发展史提供第一手研究史料。
4、中华学术外译资助项目申报。2023年8月，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已荣获第六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笔者强烈建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应该与相关研究学者联手，为申报2026年中华学术外译资助项目做准备，将此著作翻译成多语种，而且获批的可能性很大。
5、步平研究的硕士与博士论文。在“中国知网”上查询，目前还没有一篇以步平为主题的博硕士论文发表。在国内外高校的历史学专业，我们的博士、硕士导师们应该积极引导与鼓励，有更多研究生们将研究课题与方向，聚焦于对于步平先生的研究。
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努力，将步平先生的研究成果推向一个更高的层面，让这位深受中日韩三国人民共同爱戴的历史学家，永驻人们心中。
（原载《中国爱心人物传记》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