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笛
高考，终于在文革浩劫中停止了10年之后于1977年恢复了。
十年积压的考生集中爆发：1977年考生570万，1978年达610万，但录取率仅4.9%和6.6%。即使到80年代初，高校年招生规模仍不足50万（1980-1989年平均每年录取48.3万人），而考生数量持续高位运行。
我的二叔是老三届，但因为十年的荒废，教科书及相关书籍奇缺，1977年他因为几分之差落榜。1978年，他又因为“政审”没过关，终生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因此痛苦遗憾了一辈子。我家是书香门第。祖上要么是开经馆或者是开私塾的。所以我们家以读书为乐，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傲。因为我二叔确实有才华，后来教了民办又转公办，算是对他人生价值的认可和肯定。自恢复高考以来，举国上下，一遍欢腾，盛学之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家长终于可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了。莘莘学子终于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了。
我在1982年第一次参加了高考，而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几年了。
记得初中毕业的时候，为了今后高考获胜，我爸给我联系到了达县蒲家中学。这是达县的重点中学。什么叫重点中学？那就是集全县最好的老师，全县最好的学生。什么是最好的学生？成绩好，当然，品德也要好。
说起我的求学之路，真的有好多话要说。由于大饥荒，国家面临困难，号召有公职的人辞掉公职回家当农民，以减轻国家的负担。我爸自告奋勇地辞去公职（院长秘书）想回川东北地区的一个叫“骑龙穴”的老家，也是我爸的出生地。院长苦口婆心地挽留我爸，完全忘记了他那一份工作，是经过10多年的寒窗苦读所得到的。那个时候我爸已经是享誉全国的诗人。从17岁开始发表诗歌以来，一发而不可收。在《诗刊》《人民文学》等重要的杂志上不断发表作品，小有名气。一边上班一边搞创作，时间上总是顾不过来，所以我爸想要全日制的搞创作就只能辞掉公职，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因为当时，他也大量发表作品，所以他稿费收入很高，高过好几倍于他的工资。
等他带着我妈妈从武汉回到农村以后，很快就面临生活的困境。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可能由于他的才高自大，很快就与曾经的伙伴及邻居格格不入。而那时候政治风声非常紧张，我爸寄出去的稿件再无回音。没有稿费，生活很快陷入贫困。而他还不得究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之后，有知情人同情他，悄悄告诉他其中原委。原来有人羡慕嫉妒恨他，找到会认字写字的人发出了大量的诬告信给各个出版社报社，说我爷爷是坏分子，我爸表现也不好，让出版社和报社不要发表他的作品。那时候出版社和报社也不调查，从此不再发表他的作品。既然不发作品当然就没有稿费了。那没有钱如何生活？其实我爸回来两年以后，设计院又派人来调他回去。可公社的回答是他表现不好，坚决不同意。这是事后才知道的事情。当时我爸爸并不知情。
我爸妈不得不当农民，一天挣八分钱来养活自己。我爸从小天资聪颖，刻苦努力，好不容易吃上了国家粮，可自己选择把这个来之不易的铁饭碗砸掉。这是他一生都后悔的愚蠢选择。他把整个大家庭拖入了深渊。像我奶奶说以前他每年都会给家里寄好多钱。后来他回来了，什么钱也没有了，连自己活下去都很难，更别说给父母兄弟帮助了，所以我的爷爷奶奶及其我两个叔叔对他颇有怨言。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真的就在自己手中。就看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爸在15岁的时候被分配到武汉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作勘探工作，湘黔铁路就有他的功劳。也因为武汉到大冶铁路的改造工作，我爸爸在湖北大冶认识了我妈妈。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刚刚初中毕业，由于是大地主的成分，剥夺了她升学的机会。我妈妈经常说，她在初中学习成绩是全校第一名，如果她有机会上高中，她一定能考上大学。这一点我完全相信。因为我妈妈的祖上有一位很厉害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余国柱，是康熙钦点的武英殿大学士，在朝为官36年。可惜的是，由于受明珠案牵连，后被贬回乡。还有另外一个祖宗是太太太太婆金丽珍，在过去的年代女人无才便是德，而我这位老祖宗1858年就有几百首诗词歌赋杂文付梓。虽然年代久远， 但毕竟基因是强大的。
我爸爸爱上了我的妈妈。当然我的妈妈在那方圆一带是出了名的大美女。虽然是一个大地主的女儿，但她爸爸也就是我的外公以前是县中学的校长，也是出自书香门第，骨子里面流着不同的血液。由于她的出生问题，我妈妈从小经历了无以言说的苦难，在她五六岁的时候，他的爸爸被夺取了生命。而他最小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还在我外婆的肚子里。生活的艰辛，只有你经历过才能体会到那种苦涩、无奈、绝望。
所以当我出生的1960年代，真的缺衣少食。我的童年给我只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两个字“饥饿”。每天只吃两顿，没有零食。 那两顿不是鸡鸭鱼肉丰盛的两顿，而是红薯搭配少量的米粒的粥就着咸菜，或者是有点蔬菜而已的两顿。饿、饿、饿…… 我小时候总是抱怨我妈妈为什么不煮饭呢？为什么总是不煮饭呢？拖、拖、拖……那个时候，我哪里懂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有时候晚上饿得肚子咕咕叫，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去邻居家烤火。邻居家的炉子上正在煮猪食，所谓的猪食就是红薯藤和一些小红薯根根，我看到那些红薯根根，真的是忍不住流口水。每当这时我叫婶的总会用火钳从罐子里面夹出几根给我和我弟弟，我们如获至宝，放在嘴巴里慢慢地咀嚼，那个甜真的是甜遍全身。
后来我妈妈才说：你知道为什么冬天我们经常去别人家烤火吗？又冷又饿，日子难过。在烤火的时候，别人总会给点儿红薯跟根儿，这么做保住了自己最最看重的尊严和面子。我从小体弱多病，两次生病差点死掉。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病大多都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而那个时候人们的知识也很有限。尽管我的爸爸是从武汉回来乡下，知识面也是有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我们乡下，我们不吃青蛙、泥鳅、鳝鱼、野鸡、野鸭、野猪等等，甚至于我们院子里的无花果多得都压弯了枝头也没人吃。因为无花果的叶子及其果汁粘粘糊糊的，一旦粘在手上洗很久都洗不掉，所以大家就认为这个果汁是有毒的。没有人想到要去吃它。在那种饥荒年代，其实最缺的是糖分，而无花果是有充足的糖分的，可是没人吃，这不叫捧着金饭碗饿死吗？在我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院子里的无花果树全部被砍掉。这个院子曾经有一半是我祖上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就失去了所有权。甚至连居住的权利都被剥夺的只剩一点点。村里基本上都是文盲。所以那无花果树是谁种的已无据可查。
每次下雨，我妈妈就会去田决捞小河鱼虾，就是那种小小鱼和小小的虾米，在竹编的筛子里蹦来蹦去，回家以后，在锅里面把它炒得红红的，还加上咸菜，非常美味可口。而村里的人并不知道小虾米叫小虾米，还认为小虾米是虫子，更不知道是可以吃的。
我就是这么不识时务地降生在这个地方、这样的家庭。
出生是没有选择的。
我的小学是在村里读的，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她也是我们三姊妹的启蒙老师。我的妈妈不怎么管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她不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我直到成年之后才对她有了一些理解。
她一辈子的工作就是教书，当了一辈子的老师。在我的印象当中，她从来没有单独辅导过我们的学习，上完课就什么也不管了。我妈为了学生没有写完作业，好几次居然把学生留下把作业写完才让别人回家，那时天都已经黑了。小孩的家长都已经找孩子找到学校来了。更多的是她经常把学生带回我们家，给他吃给他喝还辅导他写作业，写完还要送回家。
有时候我爸爸也说，你对孩子那么好，孩子终身都会感激你。可我妈妈的回答永远是：吃不穷，穿不穷，不会划算一世穷。我作为一个老师，我的职责就是要把每一个孩子培养成才，对得起天地良心。而她从来没有对我们几姊妹那么认真，我们在她没有太高要求的情况下成长起来。不过，我的妈妈是对的。实践证明他的二女儿小女儿都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大女儿研究生肄业，儿子也是研究生毕业。孙辈6个除了一个在国内大学毕业，其余5个都在美国获得了大学以上的教育。我妈妈经常说“善有善报啊！吃亏就是福！”。
妈妈常说：天生一人必有用，指头都有长有短，还说小指头也有用处。所以我妈妈认为人只要活着就挺好，因为她从小的经历告诉她必须听从命运的安排，不要去与命运抗争，因为与命运抗争都是徒劳的。她也认为是金子迟早都会发光，不要着急。她认为人在来这个世上以前命运已经被安排好了，所以她就是用这种思想来影响我们。
一辈子淡定从容，不慌不忙。
所以我也一直认为人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
我记得由于我妈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所以每次我妹妹的家长会，她都是让我去。她更关注她学生的成绩。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她的学生比她的孩子重要。
她后来终于告诉我们，她如果不全心全意努力把工作做好，那么大一个家庭的开支，我爸爸一个人负担不了，而我们生存都会面临问题。当然她也开玩笑说，她的孩子聪明懂事，学习努力，她没有什么太操心的。
她信命如静水，我信命如暗河——水下总有礁石逼人改道，但终将奔向大海。
可能有人会问：你的爸爸在哪里呢？
我的爸爸后来了解到了情况以后，是有人诬告他，所以他跟很多出版社写信申诉他的情况，出版社及其报社知道了真实情况以后，继续发表他的作品，可是由于文革政策改变，所有发表作品不再有稿费，所以我的爸爸尽管发表很多作品，但是没有任何的钱可挣。那他后来也不得不跟我妈妈一样来教民办。而他们两个人的教学质量是非常好的，全区全县都很有名。所以后来很多出版社及其报社都借调我爸爸去成都、重庆和达县城里工作，一去就是半年或几个月什么的，所以我爸长期不在家，只有我和我妈妈及弟弟妹妹在乡下。
这种状况直到1980年才得到改变。因为那个时候深圳开始组建，我的大姨父是南下干部，从广东省韶关钢铁厂党委书记的职位调去深圳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担任副指挥长，我的大姨父就想办法帮助解决我爸爸妈妈的分居问题，和我们这一家受苦受难远离亲人的这样一个可怜妹妹的家庭调到深圳去，结果我们地区扣住了商调函，坚决不放我爸爸这个人才，组织上特批名额把我妈妈从民办老师转为公办老师，从乡下调进城里的一个小学，解决了我爸爸和妈妈的团聚问题。从此以后我们一家人在城里面生活在一起。我爸爸妈妈那一代人有的夫妻分居一辈子，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个时候整个情况就这样，你没有选择。
我在城里上初中是因为我爸爸找到关系，把我从乡下中学送进了城里面的中学——达县高中，好像上了一年以后，城里面的又有规定：“户口”不在城里的不允许在城里上学。户口在哪里，你就得在哪里上学；你户口不在这个地方，就不允许在这里上学。所以我又回到乡下继续上初中，没上到两个月，我爸爸又把我送到城里另外一所中学——达县第二中学。因为那所中学的王校长家里面也是大地主，后来参加革命，好像还是大学毕业，她正是达二中学的校长，而她非常不赞同那样的“户口”政策，也非常同情理解我爸爸，所以她同意接收我进入她的中学。因此，初中两年我读了三个中学，最终，我在达二中初中毕业。我本来是想考一个中专，然后可以更早地工作，为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初中毕业考试，我在全年级七个班排名前10名，但是我因为贪玩在初中毕业以后的一个月复习期间，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学习，所以考中专的时候我失败了。
暑假以后，九月份开学，我本来考上了达一中，但却去了一所重点中学。这所中学是非常有名的，每年高考都能考个一二十个大学生，赫赫有名，很难进去。
我爸爸于1977年被调进达县文工团搞创作，相当于重新参加工作，所以他通过关系把我送进这所带住宿的偏远的远离城市的重点中学——蒲家中学。每个月回一次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还算比较努力，但学习总是不得法。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是我们的教学方法有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每天想的就是如何猜中明年的高考题，每天用大量历年高考题目来练习，而不是抓基础，每天都是猜题、猜题……所以我们的基础并不扎实，不能举一反三。
我们中学的教学理念确实有些问题：每次考完试都会把排名榜贴到教室黑板旁边的墙上。不知道老师要鼓励前面的人呢，还是要鞭策后面的人，或者要羞辱后面所有的人？尤其是在排名榜最下面的人，即倒数第一、二、三名，他们进出教室，或者在学校任何地方，永远低着头，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到严重的打击。有的甚至退学了，永远消失在老师和同学的视线之外。
在重重压力之下，我的心理负担很重，1982年高考的整整三个晚上，我都没有合过眼，在考试的时候晕头转向，我差录取线十几分以失败而告终。而我心仪的男同学，也是我未来的丈夫，他以状元身份高中北京大学。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个学校学到的知识真的有限。因为我认为作为老师教学方法与教学思想是紧密相连的。
即使考不上大学，本来更多的人因为能力，因为各种原因，就是考不上大学，我们难道不能让他们在学校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谁说一考定终身？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我们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是让我们知道对于错？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同情心有爱心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个被时代碾压的个体，都能在裂缝中长成属于自己的森林。 如康德所言：“教育使人从自我蒙昧中觉醒。”
我后来回到大竹中学当了老师以后，我所体会到的教学理念与之前的中学完全不同。我们把教学大纲里所有的基础知识夯扎实，实现运用自如，轻而易举地举一反三。我当时教的是高中英语，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把所有的英文单词及其课文全部要背诵到滚瓜烂熟。无论高考怎么出题，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我们这所中学在全国都是赫赫有名的。我们老祖宗的名言“大道至简”就是这个道理。一门心思去猜明年会出什么题，只要你掌握了所有的基础知识，明年出什么题都不怕。
高考败了怎么办呢？有的肯定想要复读。那个时候很多银行税务都在招人，也可以去考试，我有几个同学都考上了银行或者税务局的工作。但我决定还是要上大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高中是两年，初中也是两年，在那个时候很多学校已经改制了，从两年变成了三年，所以我就进入了另外一所重点中学——大竹中学去复读，离家更远了。一个学期回家一次两次而已。
在1980年代的时候，不是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有机会参加高考。比如说一个县里面毕业几千学生，我们要经历预考，选拔优秀的学生，可能也就几百人去参加高考，只有几十个人能考上，我学的是文科，考上的几率比理科更低，只有1%或2%。之所以那个时候有预考，因为所有参加高考的人要集中起来去到一个地方考试。如果考生太多，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同时让几千人考试。根据比例来讲，也基本上只有10%以内的人可能考上。所以根据统计来讲，大多数人都是考不上的，那又何必去考呢？所以压根连高考都不让你参加，不必浪费时间和精力。大量基础薄弱考生参与高考，导致阅卷、录取工作超负荷，浪费行政资源。
1982年教育部允许各省实行预考，通过地市一级的筛选考试淘汰部分考生，控制最终参加全国统考的人数。预考一般淘汰超过50%。那是个人命运被百分比绞杀的时代。但一些心理负担重的学生遗憾在预考就失去了机会。我们预考以后，好多同学都被刷下去了。有一个男同学嚎啕大哭，哭晕了过去。有一个女同学在地上打滚儿地撕心裂肺般的痛哭……预考就是高考的“鬼门关”，大多数被预考淘汰的学生走向社会，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待业，更多的当了农民。这个预考政策在1987年被废止。后续替代：1990年会考制度，1999年高校扩招，更精细、多元的评价体系，录取率从6.8%升至80%以上，几乎达到了大学普及教育。
我复读了一年以后呢，这所中学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重点中学，我于1983年考上了大学。
虽然我预考在我们班上是前10名，但是高考那一个月我全月失眠，所以高考发挥严重失常，我高考下来的成绩在班上才20多名，全班70名同学左右。所以我想再继续复读一年，重新再战，可是我的班主任告诉我，你的心情这么紧张，你明年再考压力更大，也许考得还不如今年。是金子总会发光，只要你好好努力，今后你可以再读研究生，甚至去考博士都是可能的，何必执着于现在呢？
也许我老师说的有道理，今天看来也有可能为了升学率，多一个考上大学更好，谁知道呢？所以我听从了老师的建议，虽然我比录取分数线高十几分，但是我只被录取到四川文理学院的前身，也就是达县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系。1983年的时候，整个四川省也没有多少大学，不像现在大学很多，选择也很多。在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上过大学的比例恐怕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所以出生也要选准时候啊！ 因为时代决定命运。
一次考试，个人命运不同；一次考试，家族命运不同。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想报中文系，可我的爸爸坚持要让我报英文系。我没有办法只能去学很不想学的英文系。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把英文书全部给它烧掉。命运总是跟我做对似的，后来我随我先生到了美国，英文反倒成了我的一根拐杖，让我在异国他乡走得更坚实更稳当。
其实我想报考中文系是有理由的。从小我的作文就写得好，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的作文经常是范文。我的语文老师有时候给我的批语真的很搞笑，他总是问这篇作文是你写的吗？“是不是你爸爸写的呀？” 他甚至亲自问我。我爸爸虽然是个作家，但他从来不可能帮我写任何的作文或者作业。他太繁忙了。他哪有闲工夫来帮我写作文啊？
我被迫选择了英语作为我的专业，我从师专毕业以后，当了大竹中学高中英语老师。
我们的出生是不能选择的。但人们总说高考是我们人生的第二次选择命运，其实我们的高考也未必可以选择。因为命运已经被注定。不过今天想想老师说得对，是金子总会发光。
我的先生北大本科和读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科院工作。我在四川大学毕业以后在四川工作，我们的女儿也随我户口在四川。那个时候的户口政策是：小孩的户口永远是跟随母亲的户口，而不会随爸爸的户口。为了解决我们一家三口团聚的问题，当然我先生也想到美国继续深造。
我先生于1992年秋季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犹他大学物理系读博士。我于1992年圣诞节那天到达美国后，继续学业，学了金融专业，终于在美国犹他大学商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然后，我进入金融行业，当了投资顾问。执照都考了一大堆，成为我们投资公司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投资顾问。在2002年，我的MBA工商管理读了一年以后就辍学了，因为我有了双胞胎孩子，要回归家庭，读书家庭没法兼顾。想再次回到学校，直到今天也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去完成家里面对我的要求，要获得博士学位。也许这个任务迟早必须去完成，我目前还没有选定什么作为我的方向。学习是终身的。不一定非要到学校里面去学习。随时随地都要学习。
其实不管你走的是最美的那一座山，你看到了你的无敌风景。我是走的一条普通的沟，可是沟里也有沟里的风景，有野花，有泉水潺潺的小溪，不管我们的人生是走的什么路，只要开心快乐，什么样的路都可以走得很好，都可以欣赏那属于你的一路风景。
别人的就是别人的。
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我在我家院子种一棵金黄色的无花果树。每次看到他硕果累累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无比的复杂。每当品尝起一颗颗沁人心田的无花果的时候，记忆总是把我带回到我的小山村。我把无花果的种子扔进土里，结果院子里长出了很多无花果树。我家直到今天也不吃青蛙、牛蛙、泥鳅、鳝鱼，野鸡、野鸭。我家老人的长寿可能都是来自于我们家传统的简单食物。我们只吃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海鲜而已，所有的野生动物不碰，兔子狗狗不吃，牛羊肉几乎不沾，所有稀奇古怪的所谓珍稀物佳肴一概不吃。
无花果的甜终被尝尽，正如铡刀般的预考终成灰烬——时代碾过人，人亦在裂缝中嚼碎时代。
今天，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从以前的升学率百分之几到现在的96%，国家的强盛，时代的进步，真的让人羡慕现在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