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世辉：略谈历史上儒释道的互动

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儒释道。

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白草。这就是文化的肇始，文化的源头。伏羲氏向我们展示人天合一，人天感应的理念。伏羲仰观日月，俯察山川，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用符号的形式描述出宇宙人生的密码，这个符号就是所谓“八卦图”，没有文字。

“无端凿破乾坤秘，始自羲皇一画时”（陆游）。

伏羲氏被后世称其为“道家”。根据伏羲历纪年记载，西历1984年甲子年，这一年正好是伏羲53461年。

人类最早是没有文化的，人类有文化的历史不过几千年。有了文字和文化后，伏羲氏的八卦图，文王作卦辞，孔子作大传进行阐释，这就是易经，即《周易》。《周易》是周代圣人对伏羲八卦图的文字表述。

道家直抵伏羲黄帝，传至唐尧虞舜周文武王。儒家传承道家，择其人生精要，效法尧舜及周文武王。《礼记·中庸》中儒家自我表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不管这些是神话还是传说，亦或是事实，文化必须沿着这个思路进行下去，传承下去。

下面笔者就分为五个阶段，从儒释道的分与合，简单的谈谈中国历史上儒释道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的梳理，可以搞清楚学术上许多长期争论不止的问题。

东周末年，春秋战国，老子接续了羲黄之道。

古人修道，通过“内证”修炼，增长智慧，开悟明心，同时，还可以籍此健身长生，这就是道家文化的特色。这种“内证”的修炼，是不需要文字语言的。不但不需要文字语言，文字语言最终还是修道的障碍。文字语言只能作为传道的方便表达。所谓文者，纹也。真正修道要远离文字语言，远离意识心，也就是说要消除杂念，心念专一。庄子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就是这个意思，现代哲学将此称为“静虑”，其理论核心就是不走两极，守住中道。

春秋时期，百家纷争，“道统”撕裂，这时，许多忧道之士，根据自己的体验与体会对“道”进行了阐释，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因“争鸣”故，产生了不少的所谓思想家。

然而，争则分，合则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汉代初期，诸子百家不断交汇融合，最后以儒道两家并存于世。儒家以道家为依托，摈弃其修道的部分，强化其做人的部分，崇道贵德，形成了以家或家族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儒家所形成的这种理念为统治者和民众所广泛接受。随后，道家退居后台，成为“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明儒暗道的态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儒家与道家是相互依存的，是彼此不可分离的。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道家是形而上的，儒家是形而下的，道家是儒家的形上支撑。儒家比道家更具有社会性。儒家偏柔，道家偏刚，儒道互补，相得益彰，由此，儒家之“人学”遂成为主流价值观。汉代这种儒道“合”的态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道家的主体是沿着原始道家修道取静而进行的，这种取静的方法，东汉名道许逊称之为“内丹”。他说：凡服气调咽用内气，故曰内丹（《灵剑子》），是时，内丹一词遂取代了“内证”。由此可知，内丹并不是一种创造，而是一种传承。另外，道家修道者，无论哪宗哪派，无论修持哪种方法，都必以立德为先，没有德，没有为大众服务的思想，道业无成。可以说，内丹修炼方法是传统道德思想的源头。

此外，神农尝百草，宣药疗疾，后人炼之以求服食，得到长生或以冀成仙，这种方法，时称“外丹”。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讲炼丹方法，以外丹为主，内外兼述，道家将其奉为“丹经王”。同时期的炼丹家狐刚子，是三国时人葛玄的师傅，亦主炼外丹，著《狐刚子万金丹》。随后，东晋葛洪（葛玄的侄孙）的《抱朴子》亦以炼外丹为主，六朝时的陶弘景也有许多关于炼外丹的著述，尤其在医学方面。延至隋唐的苏元明、孙思邈都善于外丹的炼制。北宋以后，外丹衰落，独钟内丹。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佛教所以能在中国开花结果，是因为佛家的“中道”理念与道家的中道（守中）思想基本一致，佛家的冥想（瑜伽）与道家的存想，其方法也基本吻合，佛道可谓“同质相融”。译经语言皆法老庄。佛家和道家的“中道”，经儒家“中庸”之发挥，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

自佛教传入后，道家为了应对外来文化，争取其合法性与社会广泛适应性，遂进行调整。是时，江苏徐州张道陵创立“五斗米教”，他除接续道家练气之外，更注重斋醮仪式、符箓，与鬼神交通，深入社会，治病救人。张被后世称为“天师”。至此，道家逐步“宗教化”，社会化，道家始被称之为道教（中国的所谓“教”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宗教一词。至明代后，张的“天师道”改称“正一教”）。

儒家历来对于形而上的问题存而不论，专注于形而下的“人学”，相对于佛家和道家来说，儒家具有世俗性，主流性，因此，佛教东来后，儒家没有作出大的调整，以发展经学为主，形成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途与研习。这一时期，儒释道在合法性，自主性，社会普及性方面各自都作出了一些调整，各自彰显自身的特色。是时，佛道两家相融相合，儒家的“人学”与佛道的“形上之学”相呼应，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较为稳定的态势。

东汉之后，魏晋时期，儒家名教衰微，玄学兴起，玄学是对《周易》《老子》《庄子》的研究和解说。延至南北朝（亦称六朝），玄学式微，佛学勃兴。是时，学界又一次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种争鸣，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取自身的合法性，但实际上是为了求得彼此的适应而交汇互补，甚至可以说是为新的“合”作出铺垫。（这一情形，绝不是我们现代学者通常所描述的，各家为了自身生存而展开斗争，在斗争中求发展。这种西方的二元思维，永远搞不懂中国文化）。这一时期，道教占主导地位的是东晋葛洪以下，陶弘景创建的茅山宗（相对“内丹”的密教，茅山宗称为显教或明教）。《周易》一书，亦道亦儒，通天接地，以人道法天道，以卜筮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形成了以占卜、风水，八字、面相为主的所谓“命理学”。之后，易经八卦在儒道之间互动，道教的经典开始以《周易》解之，延至北宋陈抟之后发扬光大。

佛教的发展，其影响最著者是东晋时期的庐山慧远（时间比道教葛洪稍晚一点）。慧远在“中道”心性论方面，或许不及同时期的佛学大家（翻译家）罗什，但从“教”的自主性地位来讲，乃是以慧远为其标志。而在修持实践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北齐慧文开创的天台宗。天台宗在印度“瑜伽”的基础上，吸取道教“打坐入静，气存丹田”的理论与方法，创立独具特色的“止观”法门。随后，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智顗（天台宗三祖，时间比道教陶弘景稍晚一点），又吸收了道教许多“斋法”，使佛教的“忏法”逐步仪式化，智顗还吸取了葛洪和陶弘景的思想，将修身与治病纳入止观体系。天台宗还以儒道的玄学理论阐释天台宗旨，使佛学与玄学相融。佛教天台宗与道教茅山宗的融合，使佛道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天台宗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影响深远。

随后，北方译经家罗什的弟子吉藏创三论宗（另外两个弟子，道生和僧肇都是禅宗的奠基人），接着，杜顺的华严宗、玄奘的唯识宗、慧能的禅宗相继创立，还有净土宗、密宗、律宗，他们和天台宗一起形成了我国大乘佛教八大宗派。“八宗”思维慎密，理论宏阔，相融互补，各具特色。

隋唐初期，儒释道在理论上注重互动互摄，儒家吸取了佛教的部分心性学理论，以此完善自己，同时，上层领域进一步将儒学制度化，注重其家庭伦理。而道教则大量吸收佛家的理论，包括经典创制，戒律制定，义学思辨等，以此丰富自己。但从整体上看，佛教和道教在修炼方法上大同小异，尤其是禅道与丹道并没有根本性区别，只是各自有所侧重而已。这一时期，儒释道三家文化，相得益彰，鼎足而立，意识形态呈现出“分久必合”的趋势。这是自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在文化方面，价值观方面的基本格局。

唐朝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朝代，百花齐放，儒释道三，都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尤其是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视为主流，主流之外的佛道两家也颇为繁盛。文学方面，有我们熟知的刘禹锡、韩愈，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学术方面，儒家的代表人物是王通，经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孔颖达。道教方面，道教立为国教，吕洞宾集其大成；佛教方面，唐代译经最多，所有佛经翻译都由国家支持，继罗什之后的译经大家就是玄奘。唐代注重佛教，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迎送供养佛指舍利。佛教八大宗派，除天台宗、三论宗外，其余都是在唐朝初期先后创立和完善，而唐中期后独标禅宗。禅宗除了吸收儒家入世的一些元素外，更多的吸收了老庄思想，最具中国本土特色，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取得了统一。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由慧能创建，其弟子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菏泽神会之下又创宗立派，形成湖南沩仰,、河北临济、江西曹洞、广东云门、南京法眼五宗，独领时代，这就是禅宗始祖达摩所言的”一花五叶”。自唐以后，道教除“以易解道”外，又出现了“以禅解道”的新局面。

万变不离其宗，在中国历史文化上，“分”不是主流，“合”才是常态。是时，儒释道按其特点可以勉强分为“儒家治世，道教治身，佛教治心”，也可以说儒家重入世，佛教重出世，道教即重入世亦重出世。三家文化各具特色，组成中华文化的大系统，而三家彼此吸收，互相包含，又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小系统。

唐代文化是繁荣的，繁荣的年代是平凡的，史学家往往难以作墨。

时至五代，战事频发，时局纷乱，儒家式微，佛道二家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史学家陈垣说：“五季乱而五宗盛。”这一时期，道教内丹派的主要传承者是陈抟。陈抟远溯黄老，近接钟（汉离）吕（洞宾），被称为“陈抟老祖”，他的师傅据说是麻衣道人，因陈抟无明确师承，往往被学界所忽略。陈抟的无极图描绘了内丹炼术的全过程，他著的《观空篇》，奠定内丹术的基础。陈抟的三传弟子邵康节创立了周易象数派，五传弟子周敦颐，是“理学”鼻祖。他的神迹颇多，民间广为流传。

北宋时期，周敦颐弟子二程，以道教为宗，以儒学为教，援禅入儒，发展了儒学心性之学，传至朱熹，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新儒家”，即所谓“理学”。其他学术流派，如陆象山的心学、邵康节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都相应的得到了发展。“理学”作为“新儒学”随后成为了南宋时期的主流文化及价值观。但“理学”偏重于社会功利（物资方面），而陆象山的“心学”则偏重于心性（精神方面），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心学对理学提供了支撑。此后，“心学”不断发展，延至王阳明遂发扬光大。

北宋时期的道教内丹，张伯端完善了大小周天术。张的静坐修炼，注重命功，主张从下丹田的精气入手。张伯端受佛教天台宗影响，在唐代成玄英、司马承祯的内丹理论基础上，创立了道教“天台宗”，后世称之为“南宗”，他著的《悟真篇》与《参同契》齐名。稍后的王重阳，偏重性功，主张从上丹田的元神入手，王重阳受佛教禅宗影响，援禅入道，创立“全真教”，后世称之为“北宗”。王重阳有《王重阳全集》存世。道教南北两宗的修炼方法并无二致，最后都归于“性命双修”。北宗全真教流传较广，被称为“新道教”，延至邱处机，创立了“龙门派”。此后，道教外丹退出，以医传世。

北宋佛教承接禅宗，禅宗五家之一的北方临济宗禅师大慧宗杲，创立“话头禅”，南方曹洞宗禅师宏智正觉，创立“默照禅”，两种方法本质上亦无二致，最后以宗杲的“看话头”引领时代。随后，文字禅开始流行，云门宗禅师雪窦重显所著《颂古百则》及杨岐派禅师圆悟克勤所评唱的颂古百则，即《碧岩录》最为著名。宋代的文字禅，从公案（看话头、默照禅）、灯录、颂古、评唱到其他形式，为宋代文化的繁荣注入了活力。从五代时期至南宋，儒释道实际上也有一个由“分”到“合”的过程，北宋“小合”，南宋“大合”，最后统一于中国化的新佛教——禅宗、新道教——“全真教”以及新儒学——“理学”。

是时，宋代法眼宗禅师永明延寿所著《宗镜录》、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二者并雄于世。

元代儒学衰微，主要有许衡、刘因、吴澄等，其他如耶律楚材、刘秉忠、姚广孝等，亦儒亦道亦佛，很难界定他们是哪一类型的人。当外来民族进入中国并获得统治地位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元代初期，道教兴盛，随后，朝廷组织了道教与佛教的“廷辩”，这种争辩，导致佛道“两伤”，从此道教盛极而衰，一蹶不振。随后内丹术仅有俞琰、陈致虚等为之阐扬。

明代，与“理学”相对相辅的“心学”，由王阳明创立。理学被人称为儒家“小乘”，心学则被称为儒家“大乘”，它整体代表了明代儒释道的传承与发展。此后，道家与佛教，一方面为了保存自身的传统，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愈来愈向“显学”转变，愈来愈“物化”。自元至明代，王重阳一脉的“全真教”内丹术的发展，期间著名代表人物是张三丰。明代朝廷比较推崇张道陵一脉的“天师道”，由其主领三山符箓（龙虎山、茅山、阁皂山），随后，“天师道”改名为“正一教”。佛教方面，明朝廷亦极力推崇，但高僧寥寥，禅宗一脉盛极而衰，晚明又略现中兴之态，其代表人物有“四大高僧”，即莲池、藕益、真可、德清。禅宗莲池大师、天台宗藕益大师，使净土宗的理论体系得以完善，亦成为净土宗祖师。随后西欧基督教进入我国，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比，属于“异质”，因而未成气候。从元到明，儒家有王阳明，道教有张三丰，佛教有净土宗，相辅相成，但整体上愈来愈趣向世俗化，社会化，这种世俗化，社会化对佛道两家而言，可以说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清代在儒学方面以曾国藩成就最高，他和明代王阳明是有史以来把学问和事功做到极致的人物。另外还有龚自珍、魏源，世称龚魏。两人是儒家公羊学（公羊、左传，谷梁，都是解释《春秋》的学派）的巨匠，集儒释道于一身。龚自珍崇尚佛教天台宗，后依止净土。魏源晚年出家，亦归依净土。

清初之道教，由于维护正统，“反清复明”而被限制。之后，道教内丹术“全真教”在王常月的推动下开始复兴。王常月（戒师）被誉为全真龙门派的“中兴之祖”。是时，道教“正一教”的发展受限（至现代，内丹术由陈撄宁接续，注重养生）。

清代佛教延续了明代之衰微，世俗化日趋严重。是时，禅宗内部出现了门户之争，各派自张其军，党同伐异。由此造成了更大的内伤，后由雍正皇帝的推奖与扶持，佛教始得复兴，尤其是禅宗与净土宗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佛教与道教都是形而上道，同属心性（精神）之学，就两家而言，佛教偏重出世，道教偏重入世（尤其是正一派）。佛教通常将“神通”视为戒律，而道教在神通方面则表现得较为宽松。道教的这种体验与表现，对佛教初发心者有很大的信心支持。清代的儒释道，虽然趋向世俗化，但在官方的推动下，整体呈现出比较平衡稳定的状态。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生长、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世俗化、功利化以及对物资的狂热追求加速了这一过程。心性之学正是为了延缓这一过程，以冀超越世俗，提升生命价值。心性之学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西风东渐（此时引入西方“宗教”名词，将佛道定为宗教），儒释道三家面临挑战，日渐衰落，曾经以其系统性、稳定性傲雄于世的中国传统文化，夕阳西下，但民间依然还有保留。民间的读书人或者普通老百姓，依然在坚守，他们并没有将儒释道严格的区分（事实上也很难区分），更没有将文化和宗教区分。在普通老百姓心中，这些都是文明与教化，是老祖宗留传下来的智慧，也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价值观。盛极必衰，衰极必兴，这是人类历史与文化的演变规律，这种循环与演变，时间有长有短，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交融汇合的过程中复归于统一。

以上叙述只是历史上儒释道交流互动的大略情形，其内容本身很丰富，也可以说很复杂，非本文所能言尽。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念，是一个文化大汇合、大复兴的前奏，这一理念，正符合时代的要求和老百姓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