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美国）
沈宁简历
华裔美国人，祖籍浙江嘉兴，陶希圣外孙，沈钧儒堂侄。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分配到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工作。
1983年赴美自费留学，获艾奥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教师，小学校长，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教官，科罗拉多州雷市文化委员会委员，世界华文作协科州分会会长，北美华文作协理事，公司经理等职。
业余写作﹐小说散文随笔常年发表于台港陆美华文报刊。作品多次获奖﹐包括新移民笔会突出贡献奖，台湾武侠小说奖，纽约五大道文学奖等。
小说《两份手抄的乐谱》入选201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散文《沉重的远行》入选2013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梦里故乡雨》入选中国散文大系。迄今出版书籍20余部，尤以北京出版三卷本《我在美国三十年》和台湾出版三卷本《唢呐烟尘三部曲》影响较大。《唢呐烟尘》写的是风雨苍黄的家族历史故事，风靡海峡两岸。
沈宁的纪实作品，无论是状写美国现实，还是回忆前尘往事，风格皆精炼，朴实，无华，字字珠玑见血。
自 序
历史永远不会是单一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由于与世界大战、民族存亡、政权争夺互相交错﹐纠缠混淆﹐且历时长久﹐尤其复杂。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政治或民间组织﹐可以说曾经全方位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所有过程﹐或者可以说全面透彻地了解抗日战争的所有细节﹐进而可以说能够对抗日战争做出绝对权威的记录和总结。事实上﹐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录﹐至今还在陆陆续续地被发现﹐被认识﹐被修正，被接受。
抗日战争期间，只有西北、西藏几个地区，未遭日军铁蹄践踏，可称岁月静好。
其余中国之大半国土，均相继被日军占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甚至作为大后方的四川云南，亦曾遭受日军之狂轰滥炸。而在这些地区内生活过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抗日战争经历﹐都是抗日战争宏大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份﹐也都有其存在和被记录并被尊重的权利。
如果每一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每一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家庭，都能够写出一篇我家的抗战故事，那么整个中国抗战历史就将会得到全面细致完整的记录。只有把所有这些故事集合一起﹐加以比较和甄别，才可能真实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全貌﹐才可能客观地反省抗日战争的得失﹐才可能精确地判断抗日战争的成败，才可能确实地认识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
这本小书﹐没有重新解释中国抗日战争的目的﹐没有编写或改写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打算﹐也没有推翻某些有关中国抗日战争惯常结论的企图。本书仅记录笔者个人家族成员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作为对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纪念﹐也顺便简略介绍一些文中提及的历史人物﹐其中许多现今年轻人很少了解，但他们曾经在中国现代史尤其抗日战争中做出过贡献，中国人民应该永远牢记。
沈宁
2025年2月5日
目录
自序
一、九一八事变之外公
二、七君子之二伯伯
三、西安事变之舅公舅婆
四、庐山牯岭茶话会之外公
五、北平逃难之外婆一家
六、战地记者之范长江
七、淞沪会战之舅公
八、武汉岁月之外公
九、成都之短暂平静
十、荣获抗战勋章之祖母
十一、少年从军之叔叔
十二、获颁抗战勋章之姑父
十三、参加新四军之四哥
十四、空军烈士沈人燕
十五、修筑滇缅铁路之公公
十六、投笔从戎之儒将岳父
十七、逃离日汪集团之外公
十八、杜月笙万墨林虎穴救母亲
十九、香港沦陷之外公一家
二十、重返国门之艰难
二十一、战火中看天象之姑父
二十二、抗战后方之生活
二十三、战火中之千里姻缘
二十四、写作《中国之命运》之外公
二十五、报告胜利喜讯之父亲
二十六、抗战胜利之余波
附录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附录二：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
附录三：中国抗日大战役记略
一、 “九一八事变”之外公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我的外公陶希圣先生在北京大学做教授。
对于日军侵略，国人愤懑填膺﹐北平一片抗战呼声。外公奔波各处，日夜演讲著文﹐投身全民抗战的热潮。消息传到上海﹐外婆慌了神﹐只怕外公闹腾过头﹐惹出祸事来﹐急急忙忙带领儿女﹐赶到北平﹐以便对外公有些约束。
树欲静而风不止﹐外公终究不能躲在象牙书斋之中﹐远离抗日烽烟﹐而且经常阴差阳错﹐不知不觉陷入激战旋涡。
就在爆发“九一八事变”的那年冬天﹐北京大学放寒假，外公过完元旦，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总经理商谈出版书籍的事。
没想到，他到达上海的第三天，一月二十八日夜里，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在虹口开战﹐大批海军飞机猛烈轰炸闸北地区，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北平各大报纸马上刊出消息，登载闸北断壁残垣的照片。还有一家报纸，专门报导闸北商务印书馆被炸毁的消息。这下子，把在北平的外婆急坏了。
连续许多天，平沪通信中断，外公渺无音讯。每日早晨外婆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街上几个报摊，把能买到的当日早报或日报全部买回家，一份一份查看有关上海战事的消息。
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和总指挥蒋光鼐将军，领导上海军民奋起抵抗，连续几天击退日军进攻。上海一片焦土，军民伤亡惨重。
第五天头上，外婆读到一张报上刊出上海各界名流联署的抗日宣言，其中有外公的名字，说明他还活着，外婆眼泪流下来。
又一天，外公的信到了，一切平安。只等上海车船交通恢复，即可启程北返。
可是外公之后继续被困在上海近两个月，最后是搭船从上海到天津，然后坐火车回北平。到家的时候，已是阴历年除夕了。
“一二八事件”中，日军突袭上海，特别派出战机﹐定点轰炸商务印书馆，把宝山路上的商务总管理处、编译所、印刷厂、仓库等，全部焚为灰烬。
又过几天，日本特务再次潜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将印书馆数十年藏书全部烧毁。
外公亲眼目睹日军轰炸和纵火﹐连续数日，火焰冲天，浓烟遮地，灰飞十里，遍地废墟﹐纸烬没膝，印书馆五层大楼，仅剩断壁残垣，片纸无存。
虽然一二八日军突袭上海未能成功﹐但他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丝毫没有减少﹐在东北和华北动作不断﹐北平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社会震荡﹐民心浮动﹐外公被迫暂停学术研究﹐转而开展时事政治评论。
他的时事论文﹐有些投《独立评论》﹐有些交天津《大公报》﹐作为星期专论。
有两三个月﹐他一口气在《华北日报》和《小实报》上﹐连续发表时事评论四十余篇﹐指斥分裂国家的廉价政治家们﹐号召全国人民团结﹐齐心抗战﹐一时气势如虹﹐震撼人心。
除了写作时论文章﹐外公在北京城里四处演讲，奔走呼号﹐还常常接受邀请，跑到外地去演讲。
短短几年，外公到过济南，青岛，太原，汾阳，泰山，武昌，开封，去天津和南京次数就更多些。每到一地，都要在大学里演讲一次到四次，还要到每所中学去讲一次。通常一天里，上午七点到七点半讲一次，八点到九点讲一次，十点到十一点讲一次，下午两点到三点讲一次。每次回到家，都是筋疲力尽，倒在床上睡好几个钟头，才缓得过来。
演讲太多，外公讲出病来。有一次到开封，第一天碰上开封特有的黄沙雾，满天满地都是黄沙，床上，桌上，茶杯里，饭碗里，衣领袖口，眼睛鼻子，无处不黄，无处不沙。
那天不能出门，原本五天的二十一次演讲，压缩到四天。
第十九个演讲，在一所中学，面对六百多名学生，外公一开口，忽觉眼黑头晕。他手扶讲桌，昏头昏脑讲了四十分钟下台。中午休息片刻，下午又讲一处。
第二天上午讲过最后一处，赶回北平，一进家门，昏倒在地。得了怔忡症，心跳急速，两眼发直，多亏北平名医林葆骆先生治好。
病刚好﹐外公又急忙跑去泰山。以前到山西汾阳演讲时，外公曾与冯玉祥将军见过一次。冯将军在泰山寄居，听说外公身体欠安，便请他去泰山小住几日。
于是外公去了泰山，住在五贤祠，每天到冯玉祥将军住处，围绕孔子学说，讲一个题目﹐就近还到曲阜孔庙去了几次。
因为跟冯将军的关系﹐外公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常有军官来旁听。当时北平﹐大学里上课﹐允许外人旁听。而且外公说﹐正班学生功课通常都不如旁听学生，而旁听学生又不如偷听学生。因为正班学生是不能不听，不情愿也要来听，自然不用心。旁听学生则是因为对那门课有需要，所以才来听﹐所以比较用心些。而偷听学生更是因为对那门课特别有兴趣，所以才来偷听﹐自然听得极为用心。偷听学生写出来的论文，大多会比正班生或旁听生还好些。
那次外公从济南回北平，在津浦路上，他坐二等卧车。同车厢有位外国人，一路上不停地用打字机打字。
见外公一路睡在卧铺上，就问他：我看你这位先生老是睡觉，身体不好吗？外公说：我教书，写书，编两个月刊，还要到处演讲。我搭火车就算休息。我看你先生不停打字，是太忙吗？
那外国人说：我工作习惯了，坐火车也要工作。
外公听了﹐无话可说，只有惭愧。
对外公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力﹐专注于国内政治斗争的北平左派教授们颇感不安﹐便组织学生联合会向地方法院提出控告，起诉外公教唆伤害罪。
法院发来传票﹐定期出庭﹐外公是学法律出身﹐自己起草一篇辩诉状﹐陈述实际状况﹐申明自己反对一切分裂中国的口号和做法﹐号召团结抗日。
那篇状子﹐交北平《世界日报》﹐用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戴修瓒大律师的名义发表。
到开庭之日﹐外婆雇了一部汽车﹐到绒线胡同转了一圈。左派学联男女学生六百多人﹐包围着法院﹐法庭无法按时开庭﹐所以外公也就不去法院应讯了。
北平还算太平，春天开学，外公照常上课。不管当时国家面临战争爆发，困难重重，各国立大学的经费一定有保证，大学教授薪水从来不拖欠，而且资历稍高的教授，薪金相当优厚。
国民政府为保证北平几所国立大学，危难之中每月拨款四十七万元，保持大学开课，教授都拿全薪。外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月薪四百大洋，在其他几间大学每兼一课月薪一百大洋，再加书文稿费，每月都有千元以上进项，钱是够用。
可是大批日军正在谋划进攻山海关﹐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北平也有时听见远远日本飞机飞过的轰鸣。年底寒假前，外公外婆决定全家搬到山西太原去躲躲，看看华北局面再说。他们一家坐火车，过娘子关到太原。
外婆带几个孩子住太原，外公独自回北平教书，节假日往返于平晋之间。
在上海和北平的学校里，老师学生们常常上课时谈论国家大事，比如日本人侵略东北等。太原的学校，每日除了背诵《三字经》，不做别的。写作文时，同学们只会写家里吃了新买的老陈醋，爷爷从乡下进城来过年之类。
母亲写了一篇作文，讲她在北平，学校老师同学到街上撒抗日传单。老师看了﹐觉得很了不起﹐向全班宣读﹐当作范文刊登在校报上。
母亲受到鼓舞﹐继续写她跟着家里南北辗转的种种经历，篇篇都在校刊上发表。太原的老师同学里﹐没人有过那般经历，都对母亲十分景仰。
四月份北京大学放春假，外公从北平来太原。
南京政府教育部聘请外公出任湖北省教育厅长﹐外公和外婆商量结果﹐不接受﹐外公又回到北京大学。不足一个月﹐他又回到太原。
日本人终于打进长城山海关，天津北平一片惊惶，都怕马上要打仗，能逃出平津的都逃了，北京大学也便关门放假。
闹腾了半天，到八月中旬，北平再次安静下来，什么事都没发生﹐日本人似乎并没有要打北平的意思。于是北京大学秋季又开学，外公外婆领了全家﹐搬回北平。
除在北京大学教书，外公还在北师大、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等处兼课。三年之内编辑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卷，七十余万字。还创办经济史学杂志《食货》，独树一帜，后来中国史界和经济界有了一个食货学派。同时外公还与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一起，主编《独立评论》。
听到消息，外公马上写信给当时北京大学蒋梦麟校长，提议校方出面与二十九军调解。随后他到胡适先生宅邸，讨论解救被捕师生之事。
当年外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亲见五四运动学生被捕，蔡元培校长以救学生为己任。现在外公自己的学生被捕，他也绝不坐视不理。
胡适先生与外公商讨了一夜，第二日外公前往北京市政府，面见秦德纯市长，提出和解建议，包括释放教授和学生，停止校园搜捕，学校与二十九军将领见面商议等。
秦市长接受建议，提交宋哲元军长。第二天军警撤离北平各大学，被捕教授学生获释，一场危机才算化解。
此事方过不久﹐外公忽然接到一封来信﹐信纸上署名是一个叫做凯丰的人﹐自称是专程从陕北来的﹐愿意出面调停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见附录一）。
又过一日﹐外公再次收到一封来信﹐是北平农学院总务科吴科长﹐邀请外公到他家﹐与某君一谈﹐调解社会史论战。外公从来不认识那个吴科长﹐也不知凯丰为何人﹐但仍应约前往﹐在吴宅的小客厅里﹐会见那个叫做凯丰的延安客。
凯丰先生一见面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延安决定并宣布﹐听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参加抗战。他说﹐北平的左派教授们﹐多年来一直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今天要说服他们﹐接受三民主义﹐接受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命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特地到北平来﹐同外公见面﹐调解双方之间的争论。
外公说明﹐斗争的动力不在他身上﹐而在那批左派教授们。他们要分裂中国﹐而他反对他们分裂中国的运动。
小资料
陶希圣简历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今武汉市新洲区）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曾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北伐军中校，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
一度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和谈。后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少将组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蒋介石文胆﹐为之草拟文告讲话，并攥写出版《中国之命运》等书。
赴台后历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国国民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
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
胡适简历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行名洪骍，字希疆，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先读农科，后改文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回国后担任北大教授。提倡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领袖。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胡适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著作丰富。1962年2月24日病逝台湾。
傅斯年简历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
北京大学读书时，领导五四运动，成为学生领袖。后留学英国和德国﹐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历史学家，学术领袖。
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病逝台湾，享年55岁。
宋哲元简历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县人。幼年家贫，刻苦读书。清光绪三十三年从军，入北洋陆军陆建章部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服役于冯玉祥部，成为冯玉祥五虎将之一。
任热河都统时﹐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兴办军械厂，仿制德国驳壳枪。宋部撤离承德时，市民含泪夹道相送。
冯玉祥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党﹐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九一八事变第三天，率国民革命军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后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先后指挥长城战役﹐喜峰口战役等﹐战绩辉煌。受任平津卫戌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七七事变爆发，拒绝签订解决事变之书面协议﹐率29军同日军激战，败而失守。
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继续同日本军作战。
染肝病，1940年4月5日病逝，得年56岁。
蒋梦麟简历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
官费留美深造﹐先学农学﹐后改教育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代理北京大学校务﹐浙江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校长﹐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等职。
1964年病逝台湾，享年78岁。
蔡元培简历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数度游学欧洲日本﹐亲定国家教育方针，创立现代教育制度，开科学研究风气，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奔走呼号，倡导抗日，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政府的特务政治，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抗日活动。1940年3月5日病逝，享年73岁。
秦德纯简历
秦德纯（1893－1963），字绍文，山东省沂州府沂水县人。
早年毕业于济南陆军小学，入保定军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后到驻济南的陆军第5师任职﹐入北京陆军大学第6期。毕业后入直系军队。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败，投靠国民军﹐任国民军第2军第5师参谋长﹐第2集团军第2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23军军长﹐第14军军长兼第2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
抗战期间﹐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北平市长﹐后任军法执行总监部副总监、兵役部政务次长、军令部次长、国防部次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长。到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3年9月7日病逝台北﹐享年71岁。
凯丰简历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于江西萍乡市老关乡，中共前期领导人。
参加遵义会议﹐与博古等批评毛泽东。
到延安后﹐拥护毛泽东领导。
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及代部长等职。
二、七君子之二伯伯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中国的人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中国各地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会落后。
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各地团体派出了五十多个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呼吁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团结统一﹐坚决抗战。
而且会上还选举出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几人﹐担任救国会的执行委员。
救国会成立后﹐发表文章﹐组织集会﹐呼吁停止内战﹐积极抗日的种种主张。
事实上﹐蒋介石对日坚决抵抗的决心﹐还在九一八发生之前就已经非常坚定。
一九二八年北伐期间﹐蒋介石率军进抵山东济南，适逢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根据其对华政策，借口保护日侨，派第六师团入侵济南，阻挠北伐。
日军无视国际公法，擅行软禁中国外交部长黄郛先生，以挖眼割鼻等手段残杀中国特派员蔡公时先生，滥杀中国外交署员工和济南市民，造成济南惨案。
稍后又伏击依约撤出济南的中国官兵﹐屠杀留在医院的北伐军伤员。
蒋介石在五月九日的日记写道：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
毛泽东也曾亲口赞扬﹕蒋介石始终是坚决抗日的领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十天，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四千余人，要求对日宣战，罢课游行，打伤外交部长王正廷。
蒋介石为平息群众情绪，接见学生代表﹐说：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我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方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这就是蒋介石九一八后没有马上对日宣战，而不断向国际联盟申诉的原因。
蒋介石深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可是两国国力和战力相差悬殊。如贸然开战，中国必陷入危亡的境地，只有待国力加强后再开战，才有取胜的可能。那是他的一个战略思想。
在国土大批沦陷的情况下﹐民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万众一心﹐要求立刻全面开展抗日战争。救国会的活动﹐深得民心﹐掀起民怨﹐不免干扰蒋介石的战略计划。
于是到一九三六年底﹐国民政府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扑﹐王造时﹐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关入苏州监狱。
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依据法律程序﹐对上述七人提起公诉﹐并且开庭审讯，史称七君子事件。
二伯伯生于一八七五年﹐三岁在家受母亲启蒙。他天生资质优秀，又好读书，五岁左右便能指物成诵，出口成章，家人中有衡山五岁能诗的赞语﹐衡山是二伯伯的号。
启蒙之后，二伯伯五岁入私塾就学，十五岁考中秀才﹐在苏州一带出了名，成为人见人爱的公子儒生﹐被江苏吴县名士张廷镶聘为家庭教师。
一年后，张廷镶喜欢二伯伯的为人才智，将自己的长女许给他。
光绪二十年，二伯伯十九岁，两人结为夫妇，从此同甘共苦四十年。二伯伯奔走革命，夫人全力支持。不管世事沉浮，夫人始终对二伯伯忠心耿耿，分担困苦忧愁。
一九三四年突然间﹐二伯母患了肺炎﹐这病在当时没有办法医治﹐几日之后﹐便去世了。
二伯伯非常悲痛﹐在为二伯母书写墓碑时﹐把自己的名字并列刻上﹐表示生与夫人同生﹐死与夫人同死的心意。二伯母去世之后近三十年﹐直至二伯伯于一九六三年逝世﹐他始终独身一人﹐保持着对已故夫人的爱和追念。
二伯母逝世后﹐二伯伯时时思念﹐写过许多悼亡夫人的诗词。其中一诗的前言写道﹕一九三六年二月某日枕上。夫人既殓﹐我以影置其胸前﹐旋以遗影置我贴身衣袋中﹐睡则置枕上﹐今二年矣。这首诗题名就是影﹐诗为﹕
君影我怀在﹐君身我影随。
重泉虽暂隔﹐片夕未相离。
俯仰同襟袍﹐形骸任弃遗。
百年真哭笑﹐只许两心知。
自二伯母逝后﹐二伯伯衣服口袋里﹐贴着他的心口﹐永远存放着两张小照片﹐一是二伯母的单人小照﹐二是二伯父母两人的最后一张合影。
光绪二十九年，二伯伯到北京，应顺天府乡试，考中第十九名举人。
次年，二伯伯不足三十岁，考中甲辰科第五十一名贡士，殿试榜列二甲第七十五名，赐进士出身，签分刑部主事。
北京孔庙先师门内，立有元，明，清三朝各代进士题名碑。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的进士题目碑上，刻有沈钧儒的姓、籍贯，至今尚存。
二伯伯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届科举进士，甲辰科考毕，光绪三十一年，满清朝廷改革朝纲，科举随即废止。
一八九五年甲午海战失败，清廷痛定思痛，决心学习日本改革，先后送了六批官费留学生到日本求学。二伯伯是第六批官派留日学生之一﹐于一九0四赴日﹐入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学习。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颁谕实施新政，预备过渡君主立宪制度，中央设立资政局，各省设立咨议局。曾经考中状元郎的张謇，是个积极的立宪派，联合郑孝婿、汤寿潜等人，在北京成立预备立宪公会。
二伯伯听说，马上回国，参加立宪改革运动﹐从此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直至去世。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公开对日宣战﹐七君子随即被释放。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三个月后宝山大场诸地相继沦陷﹐二伯伯心情激愤﹐打电话给他的叔父十一公公﹐吟诗一首﹕
前线支撑拼血肉﹐我侪安稳饱鱼虾。
痛心十万牺牲者﹐俯仰深惭尚有家。
之后二伯伯跟随国民政府﹐从上海撤退到武汉﹐又撤退到重庆。由于二伯伯年轻时被召到陕西﹐协助十一公公主持宏道大学堂﹐在汉水江边拾回一块奇妙的石头﹐从此养成酷爱石头的嗜好。抗战期间﹐二伯伯把重庆自家的书斋﹐命名为与石居﹐并自己咏诗﹕
吾生尤爱石，谓是取其坚。
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
至小莫能破，至刚塞天渊。
深识无茍同，涉迹浅戋戋。
于右任先生为与石居题额﹕衡山兄爱石成性，所至选石携陶陈列室中，以为旅行纪念，为题斋额，并缀于词。词云﹕
求石友，伴髯翁，取不伤廉，用不穷。会见降旗来眼底，石头城下庆成功。
词中所说石头城是南京的古称﹐当时被日军占领。
冯玉祥先生为与石居的题词是﹕
南方石，北方石，东方石，西方石，各处之石，咸集于此。都是经过风吹日晒，雪浸雨蚀，可是个个顽强，无亏其质。今得先生与石为友，点头相视，如旧相识，且互相祝告，为求国家之独立自由，我们要硬到底，方能赶走日本强盗。
郭沫若先生在侯外庐先生题的额上题写﹕
盘盘大石固可赞﹐一拳之下亦可观。与石居者善游﹐其性既刚且能柔﹐柔能为民役﹐刚能反寇仇。先生之风﹐超绝时空﹐何用补之﹐以召童蒙。
二伯伯跟父亲年龄相差很多﹐但很亲近，对父亲帮助也很多。祖父祖母在嘉兴乡间，教书为生，家境不好。父亲初中毕业，只能念杭州师范，可以不交学费，还有饭吃。父亲每学期完了，拿优等成绩单，去给二伯伯看，二伯伯高兴，会给父亲一些另用杂费。后来父亲考入暨南大学，还一直靠伯父资助。
抗战期间，父亲转学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常去二伯伯在枣子岚桠的住地。父亲说，那时二伯伯自己也不富裕，还有许多人要周济，所以不好意思开口要钱，每次去只是吃顿饭，谈谈天。
二伯伯顽强抗日的坚定意志和不遗余力奔走呼号的行动，获得全中国人民的敬仰，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尊重。
一九四三年二伯伯幼子叔羊堂兄在重庆结婚，婚礼贺幛上，密密麻麻签满了名，上面除了于右任、褚辅成、陶行知等国民党元老之外，中共名流出席婚礼的有周恩来，董必武，王炳南，茅盾，郭沫若，邓颖超，潘梓年，张友渔，沙千里，史良，浦熙修等。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抗战期间林彪多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少到陪都重庆，居然也出席堂兄婚礼，在贺幛上签了名。
小资料
沈钧儒简历
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光绪进士，日本留学。七君子领袖﹐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1949年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当选为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49年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
1954年10月，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63年去世﹐享年88岁。
邹韬奋简历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思润，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
1931 年，负责《生活》周刊和《时事新报》副刊编务。
1933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奔走于港沪之间，积极鼓动抗日，七君子之一。任国民政府参议员。
香港沦陷后，到苏北解放区参观访问。
1944年7月24日逝于上海﹐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公朴简历
李公朴（1902－1946），原名永祥、号晋祥，后改名公朴，号什如，笔名长啸。
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淮安。1924年入沪江大学学习。1926年去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时随军在政治部工作。1928年8月赴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政治系学习，担任《生活》周刊特约通讯记者。1930年回国后任环球新闻社社长。
1936年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当选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1938年初，应阎锡山邀请，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副校长。
1939年1月5月赴延安，1940年11月返渝，后赴云南考察。
1944年参加民主同盟。1945年10月1日当选为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与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
1946年7月11日被刺杀身亡。
王造时简历
王造时（1903－1971），七君子之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
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特邀代表。
1957年被打为右派，1960年摘帽。1966年11月遭逮捕﹐关入上海市第一看守所。
1971年8月5日在上海去世，享年70岁。
章乃器简历
章乃器（1897－1977），原名章埏，字子伟、金锋，浙江青田人。
七君子之一，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参与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经制度。
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
1957年被打为右派。1966年被红卫兵打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1975年摘掉右派帽子。
1977年5月13日病逝于北京。
沙千里简历
沙千里（1901－1982），原名重远，又名仲渊，原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七君子之一，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2年4月26日去世。
史良简历
史良（1900－1985），字存初，江苏常州人，律师，七君子之一。
历任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6年遭红卫兵抄家，由周恩来保护﹐幸免一死。1985年9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马相伯简历
马相伯（1840－1939），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天主圣名若瑟，江苏省镇江府丹阳县人。
就学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郊外徐家汇创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徐汇公学），学名斯臧。
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初学院，马相伯为首批11名见习修士之一﹐完成见习，入大修院，研习神学、哲学、数学及天文等﹐获得神学博士，晋升神父。
任徐汇公学校长兼任耶稣会编撰﹐调南京翻译外国著作，退出耶稣会还俗，投身洋务运动，任李鸿章幕僚﹐任台湾巡抚幕僚﹐驻日使馆参赞等。
后获耶稣会赦免﹐重返教会。热心教育事业﹐创办震旦学院﹐首任校长，延请于右任、邵力子等任教。
民国成立，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袁世凯大总统府顾问、北京大学校长、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
创建复旦公学、天主教辅仁大学。九一八事变，马相伯投身救亡运动，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进会和江苏国难会等。
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应李宗仁邀请移居桂林﹐又应于右任邀请移居昆明，道经越南谅山一病不起﹐1939年11月4日病逝，虚一百岁。
何香凝简历
何香凝（1878－1972），号双清楼主，广东南海人，生于香港，廖仲恺夫人，子廖承志。
留学日本﹐入私立女子美术学校，时与廖仲恺随同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为革命起义部队绘制和刺绣军旗、符号、告示和军用票图案等。
毕业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妇女部长、中央委员等﹐后辞职专心作画。九一八事变，回上海。七七事变后﹐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执行委员，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主席。
到香港，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战，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筹款。
香港沦陷，逃到桂林。二战结束回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第二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
1972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
陶行知简历
陶行知（1891－1946），本名陶文浚﹐安徽歙县人。
就读教会崇一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考入美以美会在南京所办的汇文书院博习馆﹐升入金陵大学文科﹐任《金陵光》中文版主笔﹐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读市政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之聘，提前回国，在南京高师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心理等。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教育科主任﹐任南京学界联合会筹备会会长﹐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主编。
先后谢绝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汉大学）校长、金陵大学校长的邀请，专事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及促进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被查封﹐逃日本。后回国，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在陪都重庆创办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筹办上海社会大学。
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去世。
黄郛简历
黄郛（1880－1936），原名绍麟，字膺白，号昭甫，浙江省绍兴府上虞县人。
入浙江武备学堂﹐获清朝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加入中国同盟会，和蒋介石、张群在振武学校结识。
武昌起义爆发，黄郛赴上海辅佐陈其美发动起义，光复上海。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府都督，黄郛任参谋长兼沪军第2师师长。
蒋介石归国，任沪军第2师第5团团长﹐陈、黄、蒋结成盟兄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孙中山任命兼任兵站总监。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二次革命爆发，同袁军作战。革命派败北，经日本流亡美国。
归国赴浙江省﹐参加护国战争。受任北京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后任北洋内阁的署理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南下参加国民政府﹐上海首任市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12月6日病逝上海﹐享年57岁。
蔡公时简历
蔡公时（1881－1928），字公时，江西九江人。
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策动江西独立﹐创办北平民国大学﹐历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议、上海工统委员会委员、金陵关监督等职。
孙中山病重时，侍奉在侧﹐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进入山东，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横加阻挠，蔡公时奉命赴济南与日方交涉，被日军割去耳鼻挖去双眼、舌头，最终惨杀。
王正廷简历
王正廷（1882－1961），原名正庭，字儒堂，号子白，浙江奉化人。
幼受洗礼，入上海中英学校习英文，入天津北洋西学堂二等学习。先后在中英书院、湖南长沙明德学堂担任英文科主任。
赴日本留学，创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分会﹐加入中国同盟会﹐赴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
归国期间，武昌起义爆发，遂赴湖北省，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外交司长，负责外交事务，当选南京临时参议院浙江省代表，当选副议长。民国6年，任广州非常国会副议长﹐署理外交总长。作护法军政府代表，同北京政府代表陆征祥、顾维钧等组成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极力反对《凡尔赛条约》，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归国后，护法军政府内部发生矛盾，被迫下野，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任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员。曾短期代理国务总理﹐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
转入南京国民政府，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长，中国驻美大使﹐当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交通银行董事、菲律宾交通银行董事长、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
1961年5月21日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侯外庐简历
侯外庐（1903－1987），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平遥人。
就读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系。赴法国留学，就读巴黎大学。期间，在成仿吾、章伯韬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教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抗战期间在重庆任《中苏文化》主编﹐赴香港达德学院任教。
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7年逝世。
张仲仁简历
李济深简历
黄炎培简历
梁寒操简历
三、西安事变之舅公舅婆
这个时候﹐听到很急的扣门声﹐门外有人呼叫﹕万军长在不在﹖
万夫人走过去把门开门﹐一个军官提着手枪﹐疾步走进屋来。
万耀煌将军听到动静﹐赶出卧室。那军官问﹕军长带着枪么﹖万军长回答﹕没有。
那军官便持枪搜查过全屋子﹐然后押着万军长夫妇下了楼﹐来到大餐厅。
在那里﹐万军长夫妇看见长官蒋铭三将军以及若干国民政府党政要员﹐蒋作宾﹐蒋百里﹐蒋铭三﹐陈诚﹐陈调元﹐卫立煌﹐以及陈继承夫妇等，都坐在那里﹐面色严峻﹐不声不响。厅内厅外﹐都有士兵守卫监视。
见万军长进屋﹐张学良卫队长孙鸣九立刻打电话报告﹕万军长到了。
听到报告﹐传下令来﹕张副司令有请万军长。
万耀煌将军起身要走﹐万夫人坚持要与丈夫一同去见张学良﹐生死与共。蒋铭三和陈诚两位赶忙劝阻﹐万夫人才算答应了﹐让万耀煌将军独自随几名武装士兵走了。
过后不久﹐张学良的另外一个亲信﹐做过辽宁省主席的米春霖﹐来到西京招待所。
陈诚见了便问﹕米主任﹐万夫人在这里﹐请问万军长现在何处﹖
米春霖答﹕我知道万军长正在新城大楼与张副司令谈话﹐今天这件事﹐只对事不对人﹐不必惊慌。
万耀煌将军被带到新城大楼之后﹐见到张学良﹐立刻便问﹕委座在何处﹐是否安全﹖
听张学良答说蒋委员长负了轻伤﹐万耀煌将军马上提出要前往伺候﹐被张学良拒绝了。
张学良急着找万军长﹐是想请他下令﹐把二十五军从咸阳调到兴平。
万耀煌将军遂表示﹐自己身陷阶下﹐如何能够调得动部队。他暗中盘算﹐二十五军驻扎咸阳﹐对西安是个威胁﹐或可抑制张杨蛮干﹐以求保全蒋介石和诸中央大员的安全。就算走下下策﹐真若开战﹐二十五军也可迅速攻入西安﹐平息叛乱﹐所以他决不肯把自己部队调离咸阳。
万耀煌将军被解回西京招待所﹐向众人宣布﹕委座无恙﹐现在新城大楼里。话音刚落﹐被孙鸣九厉声制止﹕不许再说话。
黄昏时分﹐张学良到西京招待所来﹐看望受困的党政官员。
他见万夫人也在场﹐很不好意思﹐拱手作揖说﹕万大嫂﹐对不起﹐对不起﹐女人无政治犯。
万夫人回答﹕身为囚犯﹐要怎样便怎样﹐还有什么对不起。
张学良听见此话﹐面红耳赤﹐默然离开。
当晚党政军要员被困在招待所﹐规定各人不能走出自己房门﹐以免相互串连。
半夜时分﹐万夫人听到对面房间蒋铭三将军呻吟不已﹐便爬起身﹐不顾阻拦﹐坚持过到对面房间﹐伺候蒋铭三将军服药。
第二天早晨﹐张学良部下王以哲和何柱国两人来到西京招待所﹐又找万军长谈话﹐王何与万三人﹐是保定军校同系先后同学。
他们告诉万军长﹐前一天晚上﹐张学良曾以副总司令名义下令﹐调二十五军出咸阳﹐可二十五军不服从。张学良无奈﹐只好又派王何二人﹐想以同学感情打动万耀煌将军﹐签字副署。
可是万耀煌将军坚持不从﹐三个人便争执起来。
见丈夫生气﹐万夫人说﹕你们谈论国家大事﹐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借机离开房间﹐门外守卫不准通行﹐万夫人便请王以哲下令﹐放她离开。
王以哲为了表示对万耀煌将军友好﹐便指示守卫让万夫人走出去。
万夫人先到陈诚房间﹐门口有七八个持枪卫兵﹐可是允许她进了屋门。
陈诚见到万夫人﹐十分惊异﹐忙问﹕这样严密警戒﹐你怎么出来的﹖
万夫人报告了经过﹐问候过陈诚﹐又到蒋铭三将军的房间。
当时西安﹐是西北军杨虎城的天下﹐发动西安兵变也是由他主导。但杨虎城当时并没有足够实力﹐能够独自发动如此一场兵变﹐逮捕中国最高统帅﹐所以他便提出蒋介石只反共不抗日的指控﹐引诱因撤出东北而懊悔不及的张学良参与行动。
张学良在扣押蒋介石的同时﹐没收了蒋的日记﹐翻阅之后随即发现自己上了当。蒋介石在他自己的私人日记里﹐明确表达了坚决抗日的决心和策略﹐“九一八”后国军没有贸然发动全面抗战﹐是出于战略考虑﹐并非如外界所传之种种流言。
于是张学良马上就有了和平解决事变﹐将功折罪的念头﹐并开始千方百计保护蒋介石和各中央大员﹐避免遭受杨虎城的可能迫害。
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延安便派周恩来到西安，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表示。这正对了张学良的心意﹐双方一拍即合﹐杨虎城也就无可奈何。出于这几方面的因素巧合﹐西安事变有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言归正传，万夫人在房间里听完蒋铭三将军所托的事﹐回答说﹕这两件事我都并无把握一定做得成﹐不过我可以一试。可是调动二十五军﹐刘经扶(刘峙)现在开封﹐似应由他下命令调动。
蒋铭三将军说﹕大嫂﹐目前情况危险万状﹐武樵兄(万耀煌)的军队在咸阳﹐对西安构成最大威胁﹐可以阻止张杨的行动。但西安城内是杨虎城的势力﹐驻扎孙蔚如、赵寿山两师﹐张汉卿只有刘多荃一个旅。如果杨虎城不顾一切蛮干﹐张汉卿也难阻止。所以要二十五军离开咸阳﹐让张汉卿自己的军队于学忠等部进入西安。如果二十五军阻挡于军入西安﹐不但张汉卿在西安无法保证委员长的安全﹐怕连他连自身都难保证。这种危险混乱的局面﹐刘经扶他们在外面﹐怎么会了解。这件事你必须尽力为之﹐否则后果不堪想象。
万夫人听过这番分析﹐晓得自己身负重任﹐不容推辞。她利用服侍吃药的机会﹐到陈诚房间﹐把蒋鸣三将军的安排﹐转告给陈诚。
过不多久﹐鲍文樾果然来到西京招待所﹐同陈诚等谈过话﹐然后找张学良去了。
当天下午﹐万夫人又用重金买通一个卫兵﹐下岗后到花园饭店二十五军办事处﹐找一个军官来西京招待所见万军长。
第三天﹐十二月十四日上午﹐王以哲和何柱国再次来找万军长﹐逼迫他签署调动二十五军的命令。
忽然间万军长的亲随卫士黄青山到了﹐进门见到万氏夫妇﹐放声大哭。
万军长本来心急如火﹐见自己卫士如此﹐大发脾气﹐骂他不像个男人。
万夫人忙上前安慰黄青山﹐乘机在他耳边嘱咐﹕你今天务必出城﹐赶到咸阳去﹐转告卢副军长﹐部队迅速撤离咸阳﹐开赴周至﹐与汉中王耀武将军联络﹐这是蒋鼎文总司令的口头命令。黄青山奉命而去﹐当即赶往咸阳。
这时候张学良又来西京招待所﹐蒋铭三将军见了﹐便说﹕监视西京招待所的官兵﹐都是杨虎城的人﹐你要保持自由﹐不受别人胁制﹐你对委座及被扣诸人的安全要设法保障。
张学良回答﹕正在设法。当日下午﹐蒋介石被移居高桂滋军长的住宅。
第四天十五日﹐西京招待所内党政军要员﹐也被分别移往仁寿里和丰阜里﹐那两处地方都由张学良卫队守护。
至此﹐蒋介石和中央大员们都脱离了杨虎城的控制﹐略微安全一些。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北平城里﹐到处鞭炮声﹐欢庆蒋委员长脱险。
蒋介石所乘专机抵达南京﹐千万市民拥上街头﹐放炮欢呼﹐表达对最高统帅的拥护﹐对西安事变的反对。
可惜的是，中国民众沉浸在一时喜悦当中，却未能认识到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小资料
四、庐山牯岭茶话会之外公
一九三七年夏初﹐七七事变还没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向全国学界名流发了一封请柬﹐邀请学人志士到庐山牯岭去﹐参加抗战策略研讨会﹐史称牯岭茶话会。
北平秦德纯市长先在中南海乾隆皇帝的书房﹐宴请所有被国民政府邀请参加茶话会的北平学人，我的外公也在其中。
席后秦市长请大家到阳台吃茶的时候﹐有人就问秦市长﹕丰台事件发生﹐宋哲元撤出北平。请问秦市长﹐我们到牯岭去﹐有什么口讯要我们带给中央﹖秦市长说﹕没有别的话﹐只希望中央相信宋先生和二十九军。
罗隆基说﹕华北特殊化﹐形成一个缓冲地区﹐也是好的。国民党既是退出﹐何不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
罗隆基当时是中国有名的左派人士﹐他这里讲的各党各派﹐实际就是指中共﹐希望中共得到更大空间﹐到华北地区来发展。罗隆基一辈子热心政治﹐喜欢走险棋﹐上天入下﹐都在意料之中。只不过他看走了眼﹐结果遭整肃﹐做冤魂。
听了罗隆基的话﹐胡适之先生马上说﹕努生﹗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我不是国民党﹐但依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党行使政权﹐等于日本的天皇。倘如我们要求天皇退出日本﹐日本人将怎样答复。
我外公接着说﹕国民党部退出华北﹐并不是党员都退出华北。我们都会在这里继续奋斗﹐决不容许你所说的各党各派﹐来做华北特殊化的工作。
当夜十一点钟﹐座谈才结束﹐外公回家不久﹐听到远处响起炮声。第二天一早看报，知道昨夜是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爆发“七七事变”。
见到形势紧张﹐外公怕北平被日军控制﹐再难离开﹐决定立刻赶往庐山。
他到前门火车站与西火车站﹐街上沉寂﹐两座车站冷冷清清﹐没有火车开动。
他到中国旅行社﹐询问铁路交通状况﹐答复是﹕平汉与平津两路火车都不通。
之后几日﹐外公和外婆两人﹐分别打听南下的办法。外婆主张﹐先把外公送出北平﹐家里其他人再做打算。
忽然一天﹐中国旅行社发来通知﹐让外公立刻去西直门火车站。那里有环城火车﹐转到丰台﹐即可换车去天津。
旅行社说﹐所有北平被邀往牯岭的先生﹐比如北京各大学的教授，包括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罗文干等﹐另外京津代表还有蒋百里、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晏阳初、张君励、曾琦、陈启天等其他政要名流﹐都是这个走法。
外公听说后﹐二话不说﹐立刻提了个小箱子﹐内装几件夏衣﹐便匆匆离家。
在西直门的环城火车上﹐外公遇见另外几个去庐山牯岭开会的人﹐便聚集一起到丰台去。
途中有两三个日本兵提着长枪﹐凶神恶煞﹐上车巡查。外公一伙人﹐温文尔雅﹐不像恶人﹐日军看看﹐也就放过。
火车到了丰台﹐几个人一道下车﹐走下站台﹐穿过铁道﹐搭上对面走平津路的火车﹐到达天津。
他们叫了人力车﹐拉到英租界国民饭店﹐时间已过黄昏﹐几个人匆忙收拾一番﹐上床休息。
第二天清晨﹐他们又一起搭上津浦路的火车﹐不想又遇见更多去牯岭开会的人﹐除北平来的﹐还有天津来的﹐共十余个。
车到浦口﹐下车渡江﹐进南京城﹐住进旅馆。各人分别打电话﹐找朋友﹐询问各路消息。
有一位同事﹐找到外交部亚东司的高级职员朋友﹐请他到旅馆来与大家谈谈话。这位朋友告诉大家﹕首都(南京)的情况非常紧张﹐委员长抗战决心非常坚强﹐一切都为了备战。
平津来的人听了﹐自是格外兴奋。谈话之后﹐外公等几人凑在一起﹐打电报到北平﹐把中央政府抗战决心告知华北当局。
那天晚上﹐外公这批人上了船﹐顺长江逆流而上﹐去庐山。
到了九江﹐中央政治委员会已派了秘书负责接待照料。大家乘车到莲花洞﹐分别坐轿上山。因为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华北危机﹐所以庐山牯岭茶话会﹐自然以平津来宾为重心。张伯苓﹐蒋梦璘﹐梅贻琦﹐胡适﹐外公等﹐受到优待安排﹐住在九十四号仙岩饭店。
南京党政要员﹐只做陪客﹐住附近两三家旅馆。所谓陪客﹐就是可以参加会议﹐不准多讲话。
有一位徐姓要员﹐会上驳斥一位平津来宾﹐多说了几句﹐蒋介石伸手指着他﹐叫他坐下。
到会的新闻记者﹐喜欢采访北平天津来的客人﹐大学教授不像政府官员那么大的架子﹐而且又可以获得华北的消息﹐那是当时最要紧的。
七月十四日上午九时﹐茶话会开幕﹐蒋委员长发表致词﹕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那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宣言﹐震动全中国﹐也震动全世界。但是因为北方军情紧急﹐蒋介石发表完开幕词﹐没等茶话会开完﹐就匆匆下山﹐奔赴前线去了。
那次牯岭茶话会﹐本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召集﹐所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是会议的主席。但他也是第一次会议之后﹐就下山回南京了。
茶话会上﹐实业部长陈公博曾找外公谈话﹐对外公讲﹕这个茶话会﹐是为了团结各方﹐共赴国难。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们在北平的斗争。你们的斗争﹐说明要使得各方真正团结﹐还需下一番功夫。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君厉也约外公谈话﹐对北平学界的反共运动﹐深致鼓励。
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约外公谈话时﹐只谈国共两党合作的事。
开会期间﹐日军已经全部占领北平﹐所以会议结束之后﹐外公和平津来庐山的人﹐都无法回华北﹐只好去南京。
外公每天打电报﹐总也得不到北平家人的回电﹐急的要命﹐却也无奈。
外公临下山前﹐到牯岭管理局﹐留下四百元法币﹐托付管理局的人﹕如果北平家人有电报来告知行踪﹐请按照他们的地址﹐把这钱汇给他们。
到南京之后﹐外公先借住西流湾周佛海公馆﹐他们在北伐战争期间﹐是上下级。北平天津许多参加牯岭茶话会而不能返回华北的学者们﹐经常聚集在教育部里﹐互相交换平津的情况。
八月初﹐蒋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璘﹐胡适之﹐梅贻琦﹐外公等几个人﹐到黄埔路委员长官邸﹐共进午餐﹐蒋夫人宋美龄也在座。席间﹐蒋委员长夫妇两人再次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蒋夫人报告了中国空军的战时形势。
张伯苓老泪纵横﹐说﹕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胡适建议﹐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以攻击张自忠。按照国际法﹐某大都市遭强敌侵入时﹐市长为保护本市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与敌军定城下之盟﹐是合法的。
蒋介石听完﹐答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蒋委员长继而对大家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们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们战而不决﹐我们一定胜利。
过了几天﹐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国防参议会﹐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咨询国策。
第一次会议在陵园举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首先宣布名单﹐其中包括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三人。此外还有张伯苓﹐蒋梦璘﹐胡适之﹐梅贻琦﹐傅斯年﹐罗文干﹐蒋百里﹐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张君厉﹐曾琦﹐陈启天﹐沈钧儒等﹐外公也在内。
五、北平逃难之外婆一家
“”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与天津市长张自忠﹐都认为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但蒋委员长在庐山牯岭茶话会上发表谈话，已断然拒绝对日方做进一步的让步。于是七月二十五日，宋哲元和张自忠领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中止对日军协商，日军随即向华北国军发动攻击，二十九军军部被日军攻破，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殉国。于是宋哲元决定将第二十九军撤到保定，把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以掩护第二十九军撤退。
于是外婆一家只得急急忙忙跑出小旅店，随着人群，跑进火车站候车室，钻到长条凳下面去躲日机空袭。刚过几分钟，日本飞机冲过来，一路丢炸弹。远远近近，到处是爆炸声，飞机俯冲的尖啸声。火光在车站窗上一亮一亮，通红闪耀。候车室里挤满人，个个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外婆带着母亲舅舅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四舅和三舅两手捂着耳朵，不敢听﹐五舅年幼﹐哭起来。
长凳下面，有人喊：不能让他哭﹐不许哭，日本人听到﹐大家就都完了﹐把他嘴堵起来，不许出声。越来越多的人喊叫起来，吓得五舅哭声更大。
外婆两臂发抖，流着泪，望着怀里刚周岁的儿子。人们更加愤怒，高呼：掐死他，听到没有﹐你下不了手，我们可要动手了。
母亲站起来﹐对外婆说﹐不能让大家受累﹐我把弟弟抱出去。说完﹐她抱过五舅﹐奔出候车室大门。
头顶上，日本飞机还在肆无羁惮地俯冲轰炸，火光密集，爆炸声和房屋倒塌声混成一片。好一阵，日本人飞机才算飞远去了。
警报一解除，外婆马上跳起来，抱起四舅，一路叫着母亲的名字﹐冲出门。
母亲躲在一个空油桶后面，浑身发抖，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睁大的双眼里，全是恐惧。她两个手抱着五舅的头，两个手掌按着五舅的耳朵。五舅却在她怀里﹐安安静静地躺着，睁着眼，望着外婆。
外婆抱住母亲痛哭﹐母亲两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张着的嘴巴﹐吐不出一个字。
小资料
六、战地记者之范长江
抗战八年中﹐有那么一批人﹐都很年轻。他们跟随国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奔赴抗敌前线﹐出生入死﹐义无反顾。当时的中国﹐千百万人时时刻刻期盼着得到他们的胜利报告﹐可过后却都忘记了他们曾经的存在。
我走访过国内一些地方的抗战纪念馆﹐比如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面展示着全国各行各业人民大众奋起支持抗战的内容﹐都提到了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等等﹐既有文字﹐又有图片﹐丰富多彩。但却遍寻不到任何有关我上面提到的那一批年轻人对伟大抗战的贡献﹐只字全无。
那一批年轻人﹐就是抗战时期日夜活跃在前线的战地新闻记者们。我的一个堂姐夫﹐抗战初期便是这批战地记者中的一个﹐他叫范长江。
二伯伯沈钧儒的幼女沈谱﹐是我的堂姐﹐属我们浙江嘉兴沈家言字辈人。我在南京出生﹐父亲给我起名宁﹐祖父祖母把我的名字补到家谱上去﹐就在宁字左侧加个言字边﹐表明我的辈分。许多字典把言旁宁字读作詝，但我祖母说此字仍是宁的音，后来我在《康熙词典》中看到，此字确实音同宁。
我的堂姐沈谱﹐一九四0年十二月十日在重庆良庄结婚﹐嫁给范长江先生，于是范长江先生便成了我的堂姐夫。
抗战胜利之后﹐中共在首都南京设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新闻发言人就是姐夫。
那几年﹐我父亲是上海三大报之一《新闻报》驻南京记者站主任﹐专门报道要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姐夫经常会见父亲﹐介绍中共对时事的看法和政策﹐然后由父亲作为新闻报道﹐发布在《新闻报》上﹐传播给大众。
父亲告诉我﹐当时为保护父亲的身份﹐通常都是父亲开了报馆的车﹐到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姐夫等在那里﹐坐上车﹐再找个餐厅或咖啡馆谈话。
五十年代中期﹐我家搬到北京﹐到沈钧儒府上给二伯父祝寿﹐见到姐夫﹐我还听他叫父亲苏叔叔。父亲说﹐当年在南京﹐姐夫就是那么称呼他。
姐夫范长江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积极投身革命运动。1927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姐夫只有18岁﹐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学兵营。后来学兵营编入二十军第三教导团第三营﹐姐夫任第三排九班班长﹐在贺龙军长率领下﹐参加南昌起义。
潮州一役﹐第三教导团战败﹐撤退中部队失散﹐姐夫只身流落汕头﹐贫病交迫﹐沦为乞丐﹐险被收尸人活埋。
姐夫决定重回学校读书﹐另谋生路﹐于是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姐夫离开中央政治学校北上﹐一九三二年九月入北大哲学系，学习期间投身救亡运动，曾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一九三三年起﹐姐夫为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多家报纸撰稿﹐鼓动民众抗日意志﹐开始新闻事业。
两年之后﹐一九三五年﹐姐夫二十六岁﹐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奔赴大西北﹐历时十个月﹐行程近万里﹐将所见所闻写成系列通讯﹐在《大公报》连载﹐首次报道中共实况﹐轰动全国﹐一举成名。
后来又因报道西安事变﹐北上延安﹐被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接见。
姐夫的这些事迹﹐其著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多次出版﹐通讯《陕北之行》和《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亦为媒体尊崇﹐在国内都有广泛宣传。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对日抗战全面爆发﹐姐夫和一伙新闻同志﹐奔赴华北﹐采写大量战地通讯﹐揭露日寇罪行﹐呼吁民众抵抗﹐鼓舞军民士气。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在国内却似乎很少受到重视﹐几乎没有宣传过﹐鲜为人知。
姐夫的长子范苏苏﹐花费心血﹐收集资料﹐补编重版姐夫和他的同志们当年的战地通讯集《卢沟桥到漳河》一书，虽获出版﹐却不被媒体和学界重视。
同篇通讯中又写道﹕前线的二十九军官兵﹐那一种忠勇的情形﹐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从不对敌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在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挂满了他们身体的架子﹐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背﹐红涨的脸面﹐有杀气的目光﹐每一个官兵在国家神圣任务笼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迈的壮士。敌人大炮把他们牺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样雄赳赳的把守在前线上。刚刚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个哨兵会快乐的﹐接近他生命的死亡线。敌我前线相去不到半里﹐我们的官兵毫无畏惧地在火热谈笑﹐有人劝他们小心﹐他反而说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说明我们乐观的精神。二十九军官兵在卢沟桥前线的表现﹐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万世的讴歌和景仰。
但是卢沟桥事变之后﹐头一个赶到前线的战地记者﹐却并不是姐夫﹐而是另一个用小方为名发布战地通讯的记者。七月七日卢沟桥战事爆发﹐小方于七月十日便到达现场﹐开始发送前线战况。同月二十八日他与姐夫及另一战地记者陆诒﹐在芦沟桥前线相遇。
方大曾从摄影开始进入记者行业﹐抗战爆发后经姐夫介绍﹐为《大公报》写战地通讯。
南口战事吃紧﹐姐夫和方大曾在大同时﹐旅社无食物提供﹐他们经常在墙边防空洞写通讯稿。
听说保定吃紧﹐卫立煌部布置在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与日军激战。方大曾带足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匆匆赶往前线。
行前﹐姐夫对他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方大曾坚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
之后﹐姐夫果然收到几篇很出色的通讯﹐九月十七日《从娘子关出雁门关》﹐九月二十五日《血战居庸关》﹐九月三十日《平汉北段的变化》﹐那时方大曾是平汉前方唯一的战地记者。
据跟他一起在前线采访过的陆诒回忆﹐方大曾给一个十六岁小战士拍照片时﹐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别人招呼他赶紧躲避﹐他拍拍胸前的照像机﹐笑说﹕今天收获不小。
保定失守之后﹐姐夫失去了与方大曾的联络﹐汇款也不知寄往何处。
姐夫联系方大曾的亲戚﹐得到答复是﹕小方退至蠡县后曾发一信说﹕我仍将由蠡县继续北上﹐达到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之后石家庄陷落﹐太原失守﹐方大曾的消息便一点也打听不到了。
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后来证实﹐方大曾在华北前线牺牲。他的许多战地照片﹐由其妹保存﹐最后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而在抗战时期的战地记者们心中﹐永远保留着这样的身影﹕年少﹐英俊﹐头上戴一顶白色的帆布帽﹐身穿白衬衫和黄短裤﹐足蹬跑鞋﹐挎一架照相机﹐显得精力充沛﹐朝气蓬勃。那就是英勇的战地记者方大曾﹐我的一个未曾谋面的表兄。
由于在台儿庄的相处﹐也由于姐夫的报道﹐姐夫和李宗仁将军之间﹐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六十年代李宗仁将军返回大陆之后﹐专门找到姐夫叙旧﹐李将军还赠送姐夫一把小手枪作为纪念。
外甥苏苏回忆﹐他记得曾经在家里办公桌抽屉里见过这把小手枪﹐问姐夫哪里来的﹐姐夫答是李宗仁将军送的。文革发生﹐姐夫便把这支手枪上交了。
四月六日台儿庄国军拂晓发起总攻﹐姐夫和陆诒及若干其他战地记者﹐抵达前线司令部﹐采访孙连仲将军。
战斗到下午两三点钟﹐仍没有消息﹐孙将军请记者们休息一阵。姐夫坚持不睡﹐独自一人﹐跟随孙将军﹐寸步不离。结果姐夫最早获得国军反攻大获全胜的消息﹐立刻发回报馆﹐《大公报》得以抢先发出号外﹐轰动天下。
姐夫后来总结﹕台儿庄大战胜利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新的胜利的信念，即我们只要采取主动的、机动的、攻击的、协同的作战方针，坚持运动战为主和阵地战游击战为辅的战术原则，我们就能够保证今后战争的胜利。
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进攻南口﹐姐夫前往采访﹐在通讯中用了相当篇幅﹐介绍司令官汤恩伯将军如何指挥战役﹐面对劲敌﹐日夜操劳﹐不思饮食﹐半月无眠﹐几乎瘦得皮包骨﹐坚持不下火线。
对于这篇报道﹐汤恩伯将军非常感激。姐夫领导在武汉召开青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汤恩伯将军得到消息﹐派人给姐夫送来五千元一张支票。姐夫说﹐如果钱是送给我个人﹐我不能接收。如实报道前线战况﹐是一个战地记者的职责﹐我只是做了自己的本份工作﹐无功不受禄。
日军进犯察哈尔省的时候﹐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中将望风而逃。姐夫经过实地采访之后﹐发表通讯﹐愤怒斥责刘汝明的不抵抗态度。
刘汝明得知了﹐非常恼怒﹐却又无奈﹐于是派人带了大笔金钱﹐前往拜会姐夫﹐请求姐夫笔下留情﹐为刘汝明写几句好话。
姐夫严厉表示﹐钱不收﹐文不改。他的态度﹐作为战地记者﹐当有职业道德﹐笔下只记亲历亲见亲闻﹐不容欺瞒编造。
他让来使转告刘汝明﹐如果哪天刘汝明率军抗战﹐亲赴前线﹐英勇无畏﹐那么姐夫也会如实报道﹐赞扬刘将军的功绩。
去西北采访时﹐姐夫到青海采访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芳是个大老粗﹐非常看不起文化人﹐完全不理会姐夫。
于是姐夫仔细留心﹐寻找机会跟马步芳接触。有一次他听说马步芳要去城外打猎﹐便借了猎枪和马匹﹐跟着马步芳的随从们﹐一起出城打猎。也是运气﹐姐夫打中了一头猎物﹐马步芳见了很赞赏﹐问他是谁。
认识之后﹐姐夫陪着马步芳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天南海北地说笑﹐逐步赢得马步芳的信任。聊天之中﹐似乎不经意间问些问题﹐听到马步芳的回答﹐一只手拿铅笔头﹐在裤袋里默写﹐偷偷记录。后来两人混熟了﹐能够一起打麻将﹐便有机会谈论更多青海局势﹐姐夫因此也对西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出于对姐夫的信任和对其工作能力的了解﹐只要姐夫到了战地前线﹐当时的《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便会守候在电话机前﹐即使深夜也常不睡觉。
姐夫随时得到战况﹐一旦获得借用军用电话的机会﹐就马上打电话给王芸生﹐口述自己的通讯报道﹐王芸生便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然后随即发稿。就是秉持这样的敬业精神和有效作业﹐《大公报》总能够最先发出姐夫的战地通讯﹐惊天动地。
台儿庄战役之后﹐日军不甘失败﹐纠集兵力﹐再次下津浦线﹐进攻徐州﹐形成包围﹐企图击溃国军主力。国军刚刚结束台儿庄苦战﹐未及休整﹐兵临城下﹐司令部决定保存实力﹐突围撤退。
当时在前线﹐还有三十多个战地记者﹐跟部队吃住在一起。战区主管记者的参谋名叫杨德华﹐牵来两匹马﹐找到姐夫和陆诒二人﹐要他们骑上马﹐由他领路﹐赶紧撤退。
姐夫问﹕我们骑马﹐你怎么办﹖杨参谋说﹕我徒步跟着你们的马走。
姐夫又说﹕战局紧张﹐你是参谋﹐随时要用战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可以骑走。再说﹐我们一起来的有三十多个记者﹐别人都还留在这里﹐需要妥善安排﹐我怎么能独自先骑马撤退。
就这样﹐姐夫婉言拒绝了杨参谋的好意﹐跟其他所有记者一起﹐商议分做两路﹐分别随军突围。
通过杰出的记者报导工作﹐姐夫赢得响亮的文名﹐又通过与战地记者同甘共苦﹐姐夫获得同行们的敬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在日军进攻上海的前夕﹐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召开了成立会﹐姐夫当选为总干事会干事。组织青记﹐是周恩来同年7月到上海﹐布置给夏衍和胡愈之的任务﹐用来对国统区新闻界进行统战工作。而筹备会则决定由姐夫负责领导青记的成立和组织工作﹐当时姐夫还不是共产党员。
一九三八年青记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邵力子﹐郭沫若等都出席。周恩来对姐夫的战地通讯早有所知﹐他曾写信给姐夫说﹕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二000年国务院宣布把十一月八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的日子﹐定为中国记者节。
小资料
七、淞沪会战之舅公
于是蒋介石决定﹐第一，扒开花园口河堤，引黄河水阻断日军南下华中。第二，开辟上海战场，把日军战略从华中引至华东。七月三十日，早已做好淞沪会战准备的张治中将军向政府提出先发制人的方案﹐八月六日国民政府举行国防会议。八月九日上海虹桥机场发生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驾车闯关，驻防国军将其击毙。八月十三日，两军展开小规模的步哨战，拉开大战序幕。八月十四日，中国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事实上，抗战之初，蒋介石便根据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明了抗战必将持久，并提出战略撤退、战略僵持、战略反攻的抗战三阶段。蒋介石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牢固之民心。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情势之下，不能徒顾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蒋介石又说：我们这次抗战一贯目的：是要彻底求得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如果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
淞沪会战中，国军先后投入步兵七十八个师﹐七个独立旅﹐三个暂编旅﹐还有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宪兵一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四个团，炮兵七个团，兵力总数在七十五万人以上﹐伤亡过半。
冯玉祥曾回忆说，在上海战场上，一百里以外看着，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个师一个师﹐两个师两个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是个大熔炉，填进去就熔化了。会战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中华儿女成仁取义，真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
如此激战二十余日，日军寸步未进。广福阵地失而复得﹐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最后一战﹐日军发起水陆空立体突袭，向前沿小港阵地抢渡﹐驻守的七十六团二营将士顽强抵抗﹐全部阵亡﹐阵地被日军突破。
万耀煌立即赶到前线﹐命令七十五团火速增援。该团老虎营营长熊飞奉命率全营出击。冲锋中﹐日军飞机大炮交叉轰击，阵地被炸成一片焦土，烧成一片火海，腾起数十丈烟尘，熊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万耀煌将军目睹战斗之惨烈，肝胆欲裂。
官兵们见师长如此视死如归，身先士卒，也都很振奋，个个大义凛然。全师官兵各自写完最后一份遗书，留下姓名及家庭通讯地址和所有钱物。
处理完一切后事，万耀煌将军亲率全体官兵﹐深夜出击。先以小部火力正面佯攻，猛烈射击，吸引敌人。然后大部兵马悄悄出发，自左侧迂回，一举突入阵地，短兵相接﹐挥刀乱砍，血肉横飞，拼杀一个多小时，日军不支，终于败逃，十三师阵地再度收复。
原本整个淞沪大战期间﹐上海市民们总是不断地向闸北阵地输送后援物质和食品﹐可是四行保卫战时﹐租界到闸北阵地的通路被切断﹐物资堆积河岸﹐无法送达﹐上海市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四行仓库一支孤军奋战。
八、武汉岁月之外公
其中一位是张先生﹐从上海撤退到武汉﹐主编一个杂志﹐叫作《七月》﹐并开始用胡风的笔名发表文章。这位胡风先生﹐跟外公是北伐战争期间结识的﹐当时他还没有用胡风这个笔名。北伐战争之后﹐胡风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加入左联﹐多年担任领导工作﹐与共产党关系密切。
外公答说﹕今天他们参加抗战﹐使你的苦闷暂时解除。终有一天﹐他们让你失望﹐那你和你们的苦闷不是更深了吗﹖胡风当时听了这话﹐低头默然﹐良久不语。胡风是热忱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可就因为他满怀这么一份民族的爱和祖国的爱﹐免不了要受到整肃。胡风后来几十年的遭遇﹐早被外公猜到﹐实在很可悲。
也由于同情外公﹐指责农民运动过火﹐陈独秀被斥为右倾﹐遭到党内清洗﹐后又被同志出卖而被捕入狱。五年之后﹐因为抗战全面爆发﹐政府大赦﹐陈独秀方得出狱。可是因为陈独秀坚持自己理念﹐不向中央承认错误﹐出狱后得不到任何关怀﹐贫病交加﹐难以为继。
外公获知情况之后﹐聘陈独秀为艺文研究会刊物写稿﹐并以稿费为名﹐资助他的生活所需。于是艺文研究会的周刊﹐发表出来陈独秀的文章。当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首席代表看到﹐马上发表公开讲话﹐指斥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每月三百元。外公闻言﹐赶紧出面澄清﹐驳斥那些谣言﹐说明是艺文研究会约陈独秀撰稿﹐按常规发稿费。又说明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的文化机构﹐并非日本特务机关﹐陈独秀接受艺文研究会稿费﹐绝非接受日本津贴。
这样外公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开论战﹐一时之间﹐成为热点﹐武汉各报为之轰动。外公家门口经常聚集大群记者﹐外公回家出门﹐总要被人阻拦﹐有时会站在马路上﹐跟记者发生激烈争辨。
一天晚上外公回家﹐夜黑风高﹐刚到门口﹐旁边闪出一人﹐高大健壮﹐灰色军装﹐两手插在口袋里﹐内有鼓鼓的硬物，不知是否刀枪。
外公问﹕找我有事吗﹖壮汉说﹕我要问问陈独秀的事。外公一听﹐再看看那口袋里的硬物﹐心想﹕此番休矣。
那汉子说﹕他原是江西中共红军军官﹐被国军俘虏后﹐在开封监狱关了七年。最近获释﹐到武汉来寻找红军。看到报纸消息﹐才知陈独秀曾经被捕。他根据报纸上的报道﹐特别来找外公﹐询问此事究竟。外公便简单地把陈独秀如何入狱﹐又如何释放﹐以及如何在武汉谋生的情况讲了一遍。壮汉听完﹐沉思良久﹐长叹一声﹐扬长而去。
小资料
九、成都的短暂平静
这整个东奔西跑的过程中﹐外婆和母亲几个都丝毫不晓得因为什么。直到后来﹐外公才告诉她们﹐他是跟随汪精卫﹐为了设法免除中国人民遭受战火的灾难﹐希望同日本人进行和平谈判﹐于是偷偷脱离重庆政府﹐私自出走安南。同行的还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几人。期间汪精卫与日本人接触﹐并且写了一份对日和谈的响应电报﹐由外公带到香港发表﹐因为发表那天是历书上的艳日，被称为艳电。
小资料
陈公博简历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初在广州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脱离中共﹐同年赴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农工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工人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参与武汉分共，支持汪精卫，成为国民党改组派领袖，策划各种倒蒋运动。1931年蒋汪合作，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行政会实业部长等职。1939年当选汪精卫政权中央常务委员。1940年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伪上海特别市长。1944年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1945年逃亡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年6月在南京被处决。
梅思平简历
梅思平（1896－1946）原名祖芬，字思平。浙江省永嘉县出生。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参与五四运动。毕业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江苏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中国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脱离重庆政府，到上海与日军谈判﹐先后任汪精卫政权工商部、实业部、内政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抗战胜利，在南京北平路寓所被军统人员逮捕﹐次年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在南京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