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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德胜
给父亲做完“周年”回来，一眼又扫到了博古架上的那把紫砂壶，这是父亲在世上留给我的唯一一件可视可触的物什。
八月十二日，是父亲的忌日。今年是头一个，兄弟姐妹都很重视，备足祭品，大清早出门。我起床时，看见太阳在平天湖上抄袭昨天般地浮动着，待下楼却洒起了麻点雨，看看天光，没有返回取伞的必要。果然，天遂人愿，好一个睛天晴天。然而，归途才出村，雨便下了起来，专心致志的样子，似乎在应着秋景，明显凉爽了起来。待我们到城里下车开门时，“啪哒！”——雨住了。太阳出来了。天地的亮度和温度，与时下节令和此刻时辰合得天衣无缝，毕竟立秋才几天，高温依旧。很快得知，雨是跟着我们的车子下的，我们走到哪里，它下到哪里，从乡下到城里，一路未停，一刻未止。奇异的是，经多方证实，除我们的动态行程之外，后面刚下过，前方还没下——父亲在天堂，天上的这个开关只可能是他拉的！他是个极度节俭的人，哪怕护送儿女一路清凉，也不多用天上一滴雨。
父亲的节俭，我们做儿女的自然体验过。天不黑到边上，他是不会开灯的。在乡下时，我们家所有的灯泡，都不会超过15瓦，只是除夕当晚才将堂屋换一只100瓦的，初一又会换将过来。为此，我们与他理论过多次，无用。即便这些年住到哥哥家的别墅里，电气费用全由哥哥支付，他依然坚持能不开灯就不开灯、能少开灯就少开灯。
父亲一生中长久的爱好便是抽烟。他的烟基本不花钱，早年均为自产自吸。每到一处任职，他都会在附近开一块荒地，种上十来米长的两畦烟叶，每年的收成正好够他三百六十五天；烟丝，是自己做的，每逢需要前，他会将存放的干烟叶取来十几片，噗上清水打潮，撕去梗茎，大小不一的烟叶一层一层地铺上，每铺一层滴一两滴炒菜用剩下的油脚子。之后卷上，压到磨盘间。隔两日，烟卷压实了，油脚子也洇进了烟叶。将扁实的烟卷，置于板凳一头，上边放一块条形木板，利于脚踏，再用快刀左一下右一下地斜刨着，喷香的烟丝便纷纷而下。刨烟丝，可以将一个烟卷一次性刨完备用，也可用多少刨多少，父亲很少一次刨完，多以装满一个方形的小铁盒为准，那是他定的量。他下地干活或到村子里转一圈回来，盒子多是满着去、空着回。村里同辈人，几乎都抽过父亲的烟丝。我学着给父亲刨过一回烟丝，明显没有他刨得细、刨得匀，从此不再。父亲点烟，一次最多只用一根火柴，他多用媒纸。媒纸，是用易烧的大表纸卷成的纸杆。用它点完烟，手一抖便熄了，再用时，使嘴嘬出一口气，便又着了……如此反复，经用，又不废火柴。
关于媒纸，还有一个小插曲。2010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高研班。上戏剧课的谷老师见我百事通的样子，便不耻下问，她说在沈从文的书里读到过“媒纸”，却不知为何物，更不知它的操作。我窃喜，打小见过父亲制作媒纸也曾教习过我。于是，我详细叙述了媒纸的由来与功用，还亲手制作了一支。当读过博士的她十分不解这一抖即熄、一吹即灭的神奇时，我将父亲告诉我的两点转述予她。父亲说：做媒纸，一是不要卷得太实，要中空管状，易燃。二是卷成杆后，必须将另一头拧着结。这样，熄的时候，抖的是外风，便灭了；用时，嘬的是猛气，气从头部冲到尾部，再迅速地返回，这样一来一回，便又点着了……博士老师大笑起来，她又漂亮了一层。
父亲到晚年，进了城，自然无地可种，只得抽机制烟。他一般抽的是五元左右一包的“小黄山”，子女们参加各种宴席回礼的“中华”给他时，他不是到附近商店去换成低价的，就是留着待客。时常看到，他将一支烟抽到一半，灭了，余下的半截待下次烟瘾到时，再抽。当问及时，他说“烟嘛，没什么名堂，就是打混时间的”。我不会抽烟，自然体会不到他抽了快一辈子的烟草，却又将之叙述得如此轻描淡写。
“你大大是省呢！”母亲一语中的，随后还会补一句，“省了一辈子，也没省出个名堂。”
奶奶与我说过父亲的省，每每想起自己有时的大手大脚，脸会发烧。那时，父亲在池州师范读书，菜是自给，每周回家讨一小罐。菜不是什么好菜，苦巴巴的年代里，多是放得住又经得吃的盐白菜。家境更差的同学，读书三年，甚至每餐靠的是盐粒化水下饭。父亲吃完菜，从来不在学校里洗菜罐，他都是到家，把温开水反复摇晃，倒出，让奶奶用水上漂着的几粒油花再去给他炒下周要带的菜……此事，一下让我知道，人们为什么把贵的东西比喻成“贵如油”了。
父亲的紫砂壶是一把梅壶，盖纽、壶嘴和壶柄都是梅干状，酱红的壶肚两侧浅雕的枝条上绽放着金黄的梅花，精致而清秀。壶体大小，一手可托、双手可捧。父亲亲口告诉我，梅壶是他师范的同村张姓同学送给他的。张姓老家的住址我知道，名字却不记得。时间是父亲在东风砖瓦厂当会计的第二年，至于为什么要送他这把壶，他也说不大清楚，估猜是当年师范生面对人生抉择时，父亲的参考意见助他留了城。那年，他到宜兴出差时，想借此一壶还父亲一个人清。当时，此壶四块多钱，快顶上父亲在厂里的半个月工资，他十分珍爱。
父亲在池州师范把书读得呱呱叫的时候，他迎来了当头一棒：爷爷突然去世！爷爷在田地里挖水沟，肚子拐痛得直不起腰。村人将爷爷抬到附近的殷汇公社医院，因无条件手术，医生又诊断病情已恶化，不建议再去更远的贵池县城。爷爷如医生所料，在回家的路上，不治身亡。爷爷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如今医学上看来不算什么大病，但却要了他才五十五岁的命。这是一九五六年，夏天，奇热。
面对家庭的重大变故，看着悲伤欲绝的小脚奶奶、谈婚论嫁的大姑和在读高小的叔叔，父亲被逼长大，决定辍学回家顶起门户。“不读书哪有出路哟？”奶奶不停地念叨爷爷在世时常说的话。最后，大姑咬牙决定，她与大姑爷只婚不娶，先来阮家做两年事，直到父亲毕业。父亲终于又坐到了师范的课堂上。
时间溜到1958年冬，眼看着还有几个月，父亲的书便能读到饭碗里的时候，“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口号直接将这一年的大雪融化到池州师范的半月池里。深知家境的他，在不少学生还在观望的时候，第一批报名响应国家号召。没有走出过圩区的小脚奶奶，见到背着破烂铺盖回乡能当“干部”挣工分的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其实大姑知道父亲的苦，她与大姑爷背着在阮家出生的大儿子的回家路上，抺抹着泪对父亲一个劲地说着“对不住”。从此，父亲扛起了这个家，一扛就是65个年头。
父亲回乡，第一站在自家的生产大队“普丰”当文书。四年后便开始“会计”生涯，先是到隔壁的东风大队几个小队轮值任会计；六年后，选调到双桥公社流赛口电管站；又四年，转任到东风砖瓦厂，直到1980年才被“请”回参与筹建本村的普丰砖瓦厂，依然任会计。由此，父亲在七里八乡一直被称为“阮会计”，即便今日回家，我还是被介绍为“这是‘阮会计’家的老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父亲毅然弃工回农，专心于家里的六亩四分田地。很多人不理解父亲的选择，甚至来家里劝说他，但他都婉谢了别人的好意。
我认为，父亲人生的高光时段是在东风砖瓦厂，这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也是我童年最向往和去得最多的地方。
砖瓦厂是公社与大队合办的集体企业。厂里有两口大窑，出了这窑装那窑，长年窑火不熄；有大瓦棚、小瓦棚和砖棚各两个，为制作、晾晒砖瓦泥坯专用，还有两头供踩泥的大水牯，厂里工人最多时超过六十人，是全公社当时最大的企业。厂里烧制的是蓝汪汪的青砖瓦——后来见到红砖瓦，请教父亲方才得知：砖瓦烧到封窑后，在窑顶上加水，出的是青货；不加，便是红货。砖瓦均面向社会销售，供不应求，很多订单都得两年后才能取货。厂子临近秋浦河中游，很多产品是通过航运，最远的到过南京。
父亲在东风砖瓦厂的建设与发展中，做过两件举足轻重的事，多年后说起还是满脸红光。一是在1976年推进机械化。过去大瓦都是像砖模似的，一块一块地拓出来，人的力量有限，结实度不高，坯子和成品的合格率上不去。有天，父亲从收音机里，听说河北生产一种制瓦机，不仅产品质量好，而且生产速度能大幅提升。父亲把建议提给时任的毛厂长时，他有些犹豫，在父亲的坚持下，毛厂长也从厂子实际发展出发，终于点下头，但他要求从采购、运输、安装到生产等一条龙问题均由父亲负责。面对这么大的责任，母亲知道后提出反对。父亲最终还是将五百元人民币缝在棉衣的内胆里，在二九的第五天，一个人赶到石家庄。父亲进到光明机械厂，一切如收音机里所说，当即付款订下一台，次日随车押着重两千多斤的制瓦机，跑了九天八夜才回到厂里。毛厂长见到灰头垢面的父亲，差点哭了，他说：“你再不回来，我准备到公社报案去了。一个大活人，还有五百块钱呢，半拉个月一点响动没有。你老婆带着孩子来厂里三趟了……”母亲带的那个孩子，就是我。
制瓦机如期安装在大瓦棚里，又在父亲手把手示教下，上边两位转动升降的上模、下边一位抽拉下模并填泥接坯的三位工人在“咔嚓”一声脆响后，第一块瓦坯诞生了。此时，毛厂长笑了，父亲笑了，全厂的工人都笑了。从此，东风砖瓦厂制瓦机“咔嚓——咔嚓——”的声响成为远近动听的旋律，在秋浦河畔流转。
父亲为东风砖瓦厂打造的第二大亮点，是在1978年为厂里购买一台电视机。父亲与毛厂长商量时说，厂里工人一天累到晚，经常还要赶几里十几里路去追着看露天电影，不如买一台电视机。毛厂长这回一声应好，转口又怕公社领导说他们才余几个钱就大胀了。后来还是父亲到公社汇报账目时，“顺口”带了出来，哪知道领导兴奋地说：好啊！工人不出厂子能看电视，多好。还有，能买得起电视，说明厂子效益好啊！全公社的厂子要是都能买得起电视，那不就离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远了吗？
东风砖瓦厂有了全公社第一台电视机，9寸，黄山牌，黑白。考虑到电视机的金贵和父亲的文化程度，毛厂长坚持要求电视机由父亲一人保管和使用，其他任何人不得碰一根指头。从此，东风砖瓦厂一年四季的傍晚至深夜都有热闹的电视场，尽管很多时候看到的是满屏雪花，但没有一个人怨怪电视，都怪天气不好。
我经常从下午放学的门槛上直奔砖瓦厂，看电视只是其中一个理由。我每次冲进父亲的办公室，他十有九次地都在敲打着算盘，似乎有算不完的账。那只乌中泛着红光的算盘珠子在父亲十指下的“啪哒”声中，将整个厂里的经费拨弄得一清二楚。凡我进去时，他会示意我喝口水，在捧紫砂壶前，他又会说“慢点”，既是对我打小毛手毛脚可能造成对壶的伤害的提醒，也是对饮茶的一种态度。我哪里懂茶，一般只嘬一口。这一口，在兄弟姐妹中，也是我最多的待遇。茶还在口里，我便转身跑到坡下厂子的食堂里。长年戴着南布帽的做饭刘大爷，他屋里有个大人腰粗的铁皮桶，里边有我永远吃不够也仿佛永远吃不完的锅巴，他炕的锅巴又厚又脆，嚼一口香一天。哪次去，刘大爷都会将我两个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逢上开饭前，他还会从菜盆里夹一块油渣子塞进我的嘴里。我就这么去一回，享受一回锅巴宴。直到有一次在弟妹们面前显摆，姐姐戳穿真相：“你吃一回锅巴，大大就要少吃二两饭！”我辩解是刘大爷给我吃的。下回，在刘大爷处得到证实：我每次吃的锅巴，父亲都要付他二两饭票。父亲有次对我说，“刘师傅每次称多少米做多少饭，就得收多少饭票，这是厂里的规定……世上哪有白吃的锅巴？我不给他饭票，他就得赔。”尽管我不再去吃刘大爷的锅巴，但父亲逢年过节还会用饭票兑些锅巴回来，兄弟姐妹们一起抢着吃，又是另一番风味与喜乐。
还有一件事，对我影响也很深。砖瓦厂有我玩不够也玩不尽的泥巴，瓦棚里、砖棚里，一池一池的，几个师傅都很喜欢我的顽皮劲，我不仅可以随意玩他们做砖瓦剩下的泥屎，而且还教我“手艺”，特别是做小瓦的韦伯伯，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切泥条、如何上绷子、如何打坯形、如何撤绷子放坯，很快我就会做出一绷四块的小瓦坯子。我更多的是去脸上长有鸡蛋大小红痣的打砖师傅的棚里，他的砖泥比瓦泥硬实，能捏出我想要的各种动物。有一次，我捏了一把驳壳枪，请他装窑时放进去帮我烧出成品。试想想，有这么一把青钢一样的手枪，我在同村的小伙伴中会有多大威风。然而，这牛皮，我吹漏了风。我再一次去厂里，先到了砖棚，在我追问下，砖师傅拎着砖模子指了指父亲办公室的方向。我还真去问了父亲，他瞪着眼说，“你还有脸问？那一支枪，占有了两块砖的位置。一块砖八分钱呢。公家的窑都像你这样被占去了，还烧什么呢？你要是再到窑上乱七八糟地搞，以后就别来了。”父亲从来不打我们，最急的时候不过用烟杆了子在桌子拐上“咚咚”地敲两下，他能把话对我说得这么重，也是少有，小小的我掂出了份量分量。后来是烧窑师傅说，父亲值班检查装窑时，发现我的“作品”，坚决扔了出去。不过，我很快拥有一支枪，是父亲用一块木板给我做的，填满了我童年的虚空而又充满幻想的心灵。
两件事，到后来的后来，我无论在部队带兵训练，还是转业到地方任职，时时处处事事以父亲身教为诫：从不去占他人一丝便宜，从不去不贪公家一分钱财。心净，一身轻。
与父亲打交道的人都说，“阮会计”手上有一笔账，清清爽爽；心里有一笔账，明明白白。
父亲是算盘能顶在头上打的人，从小队到企业，他做人做事本本份份本本分分，不说假话、不做假账，对自己做的每一笔账，负责到底。每一笔账都正打一遍反打一遍，他一生没有出现过一笔错账。那个混乱的年代，有人想从账上找茬子来批斗父亲，结果一无所获。决定离开本村砖瓦厂时，该付的账一一落实，后来账面上唯独欠他二百五十八块的工资。母亲一提到这事，便说父亲是实心的痴。父亲却说，“我当会计，总不能先把自己的工资发了吧？”此钱，村里今年十五明年二十地抵扣水电费，近十年才结清。父亲每离开一个岗位，除交接的账目外，过期的部分他都一一留下，用麻绳捆好，吊到我家的屋梁上，雨淋不着、鼠咬不到。来家里的亲戚朋友，见到大小不一的悬挂，以为是什么传家宝呢。那里也曾是我一直想去解开的谜，直到哥哥当老师了，一年寒假，我们将其放下，看了个透底。禁不住问父亲：留这些有什么用？父亲说：笔头记下的账，斧头砍不去！我似乎懂了一些。多少年之后，在一本书中读到高尔基谈创作中曾引用过类似的、源自俄罗斯的谚语，我对父亲又多了一份崇敬。
1982年，四十岁的父亲肩起犁耙下田之前，将紫砂壶洗了又洗、擦了又擦，找了好几处，最后放到堂屋条台的最里边。他依然喝茶，只是改成粗大的黑陶壶，泡着大片的叶子，上午一壶下午一壶，喝时多是咕噜一气，少了那份品咂的意味。父亲年轻时清丝丝的，他有左右手都能拿剪刀剪指甲的功夫，每每剪后，又会将剪刀支开，刮掉指甲剪下的毛刺。他还时常修指甲盖上的月牙，用我们儿时削钢笔的小刀，细细地切去月牙与指肉连接的老皮，使得月牙更清、更大……农事一环套着一环，他哪还有那工夫去闲情逸致？
分田到户，有“干部”身在农村不会农，闹出了不少笑话。也有人替父亲担心，毕竟很少见他下过田、上过地。村里的几位种田老把式，见到父亲都会说“阮会计，有事你吱一声噢”，父亲客气地应声“好。谢谢！”其实，父亲在小队当会计那些年，就学会了犁田打耙。什么季节种什么瓜，什么日子点什么豆，他也门儿清。连种芝麻撒种这种技术，父亲也做得到边到拐。
父亲说，种庄稼，最忌懒。他的勤快，在村里是排得上号的。有人开玩笑说，“‘阮会计’即便跌倒了，也会从地上抓一把草，回家炒两碗菜。”在砖瓦厂时，每次回家，他都会挑回一担砖头。这是他花少量的钱，从厂里买下的废品。几年下来，他挑回的砖头，正好盖了两间大脚屋。父亲无论是上田还是下地，从来没空过手。去时挑粪，撒拨到田地里，他深知“庄稼一枝花，全辈粪当家”；回时带草，嫩的或喂牛或养猪，枯的或垫栏或引火。父亲种田很仔细，细得埂要结结实实的、泥要细细化化的、面要平平整整的、苗要笔笔直直的……待我们稍大时，建议“种田嘛，差不多得了”，他坚持他的做法：每块田地，大犁翻开，铁耙耙碎，小犁再翻，泥车轧草，耖子拉平……仿佛教科书似的，将家里所有农具来一遍示范。田地不欺汗水，我们家的庄稼，在父亲的精耕细作下，年年丰收。
父亲也很能干，家里锯条、起子、斧头、电笔、螺丝刀等工具一应俱全，平时桌椅松了、保险烧了、猪圈倒了，砍棵树、锯块板、拉跟根线什么的，类似的小事儿从来不请匠人，都是父亲亲手来做，似乎这家里家外的活儿没有他不会的，比“全科匠人”还要全科。他甚至还从兽医朋友处要了一把专制的小钢刀，免费给本村的人家劁猪割卵，省了友邻的钱、乐了自己的意。
父亲从不亏人、宁愿亏己。土地税未免之前，交公粮、卖余粮是农民一大义务。头两年，才从大集体贫困中跻出来，乡亲们对此积极性很是高涨。随后，多少出现一些公私有分之心。父亲不，每年夏收之后，他会选最好的稻子，晒得咬在嘴里“嘣嘣”响，再用风车吹两遍，颗粒饱满，方才挑着到粮站去上交。我家交的公粮，从来没有返晒过，更没有退回过，水份水分扣除也是低到粮站最底线。余粮，不管家里的收成，下多少任务，卖多少。有人打趣父亲，“你当然有劲啰！公粮，交给你当兵的老二吃；余粮，卖给你当老师的老大吃。”父亲听后“呵呵”一笑。其实，哥哥八八年才毕业上班，我当兵都是九一年了。
父亲没有忘记紫砂壶，每年得闲的时候，他也会取出来，洗洗擦擦。有时还泡几片茶叶进去，养养壶。那个时候，他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愿他有一份岁月的回甘。
父亲有苦，一直含着。大苦，是少年丧父，和晚年大儿媳的车祸而亡。人最难的是长苦，那是来自生活点点滴滴的重，有时看不上眼、说不上嘴，却要一分一秒地全过程受着。虽说父亲是“当干部、做会计”，但农村那时的条件和家境可想而知。他那小脚老娘要赡养、在读弟弟要抚育、步入婚龄要成家、草房破旧要翻盖、人情事故世故要把持、本职工作要做好……随后，五个儿女后脚打着前脚打出生了，其他不说，一个儿女一张嘴要养，难的时候能到什么程度，不敢想象。父亲哪来的三头六臂？他年纪轻轻就满头的毛囊炎，不得不将乌黑的头发剃成光头。奶奶说，父亲火气大。他哪来的火气？即便有火气，他朝谁去发？怎么到了六十岁，儿女成家立业之后，毛囊炎不治药而愈了呢？窝火，有多难啰！
我见父亲流过三次泪。
第一次是奶奶去世。1984年春天，最后一场雪下得不可谓大，寒风在圩区的原野上饿狼似地似的吼叫着。奶奶晚饭后，准备睡觉的时候走的。奶奶的病始于腹痛，但她谢绝求医，谁也劝不了，熬不过时会吃一片之后是两片、三片止痛的药。那年，好日子就在眼巴前了。吃不舍得吃、穿不舍得穿的奶奶，终于是没有盼到。在奶奶后事办理整个过程中，父亲都带着我，因为孙辈中奶奶是最疼我的——我在五岁时还尿床，父母都以为我有病，是奶奶彻夜监视后发现我那是“懒”，每次尿床时，睁眼看看没人，尿后又翻到干燥处接着睡。奶奶将我领着到她家，每晚两次，端着给我把尿，直到尿下方才允许我去睡……奶奶彻底治好了我的“懒人病”。父亲在给奶奶烧上路钱时开始哭，泪水一直没有断线，他在奶奶入殓盖棺那一刻的长嚎：“姆姆——”哭出了儿子的撼天动地。令只有十三岁的我，心疼得主动去搀扶长跪不起的父亲。多少年后，直到我身为人父后，方才渐渐理解父亲的嚎号哭，那是他作为长子对母亲一生的深情与概括。
第二次是姐姐出嫁。“等你们过好了，不要忘记姐姐。”父亲经常这么说，“姐姐是我们家的功臣！”姐姐小学毕业后，主动辍学，十四岁与村里十七八的大姑娘一班来一班去地挣大人的工分，分田到户后更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姐姐完整地拓下了父亲的品格，插秧耘草在村里她敢数二别人不敢数一。冬闲时，兴修水利，她与父亲一把锹一担箕，分到家里的挖水渠、挑大埂的重活从来没有落后。父亲最心疼姐姐，可他也只有一把手。母亲除围着一日三餐的灶头和菜地，为了家用，她养有一头老母猪、两头肥猪。老母猪是两年三胎，小猪仔从生到养到卖，母亲也是一年忙到头。父亲在家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姐姐裁了全村第一件的确良上衣，白底配蓝色小兰花，清亮得很。当时，本村好几位姑娘相亲，都来借穿，成就一桩桩姻缘。“姐姐在家做事，你们的书才能读得稳当！”父母都这么说。按年龄讲，姐姐起码要比实际结婚时间早两三年，但考虑到家庭，她坚决等到读四年制师范的哥哥毕业工作后再嫁。在姐姐出嫁那年，父亲种了两亩棉花，做了六床十二斤半的被子；请最好木匠师傅到家，用 最好的木材，打了箱子、柜子、五斗橱、洗脸架，箍了各种盆桶，还陪了电视机、摆式座钟，抬嫁妆的红了几条田埂。姐姐热热闹闹、喜喜庆庆地出嫁了！我作为送亲新娘舅，回头看到父亲靠在门前的香椿树下，泪流满面。多年后，我才明白，那里既有父亲对女儿女大当嫁的祝福，又有对女儿从此离家的不舍，同时还有莫名的担心，全裹在浑浑的泪水里。
第三次是我当兵。我本在重点中学按年逐级地读着走向大学的教科书，还当着班长每天喊着“起立”和“坐下”，又是学校文学社社长被师生高看一眼，不讲风光无限，也是有滋有味。高三开学时，我决定去当兵。说好听点是“携笔从戎”保家卫国尽义务，其实是害怕次年高考不中选择的一种“逃离”。父亲开始不同意，后来在哥哥的劝说下，给了支持。当然，我向父亲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在部队混出个人样儿，绝不回来！父亲太知道我从小“大话燎天”的个性，但他也喜欢我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定兵后，家里为我办了酒席，不亚于哥哥考中专、姐姐出嫁时的排场。临行的那天早晨，乡村干部和邻里亲戚都来送行，父亲突然从屋里取出一块长长的红绸，走到我跟着跟前，不容分说地左肩右斜地扎到我身上，边扎边低语，“从今天起，你就是国家的人了，得听国家的话了！”父亲的眼泪滴到了我的手上。隔壁的王大娘看到，乐呵呵地对父亲说，“儿子当兵有出息，看把你高兴的，你就等着享福吧！”父亲拭去泪水，笑着给王大娘和众人点头。我咬着牙，从门口迈开大步，一直向前，不敢回头，也不敢流泪。
在几乎忘记父亲紫砂壶的那年春节，我提干后第一次带着 妻子回家过年，父亲很高兴，兴许也是思及到他“风光”的岁月。早饭后，家人在前院晒太阳。父亲将紫砂壶拿了出来，擦擦洗洗后，放了茶叶，说泡杯清香让大家喝喝。我连忙从屋里拎过热水瓶，正要倒水时，瓶塞提前冲了出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壶嘴上。壶嘴掉了下来，茶自然没有泡成。在大家的“责怪”中，我打了几个电话，终于在部队所在地找到了维修紫砂壶的师傅。父亲松下一口气，说“这壶修好就送给你吧！往后写作熬夜，可以泡杯清茶明明目、醒醒脑。”自此，这盏紫砂壶从皖南到了中原，修复如初后，一直置于我的书架上，没有再去泡一杯茶，我倒是又从市上买回一盏手把壶，重温着儿时那父爱的味道。十五年后，紫砂壶与我一起转业，再次回到皖南，父亲到我新家里的博古架上看到它时，没有作声。
回到家乡工作后，与父母相聚的时日多将了起来。一日突然发现，印象中一直少言寡语的父亲，话一下子多了起来。平时，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闲谈时，父亲没有不接的话，也没有接不上的话。尤其是看电视时，他拎着个小椅子，凑到电视机旁——前些年，因劈柴烧开水，蹦起的柴头打落了他的右眼视网膜，影响了视力——电视上说一句话他复一句话、屏幕现一行字他念一行 字，没有播音或字幕，他便根据内容评说两句。我嫌父亲啰嗦，有时怼他：“哪个是看不见，还是听不到？”他会好一阵子，随后照旧。姐姐背后对我说，“你让他说去吧，他是说给老娘听的，你不听就是了。”我这才知道，父亲每每看电视，母亲多在屋里做家务，况且她识字不多，有了他的及时“解说”，母亲也等于看了。父亲接我们的话，那是他的一种参与，参与孩子们的交流与快乐。三年前，我给父亲一部智能手机，教会如何玩抖音，他最乐意黄梅戏小段，大数据捕捉到他的爱好后，不停地推送，几乎开机就有，他乐在其中，时而还跟着曲调哼唱几句。想来，很后悔之前去怼父亲，现在连道一声“对不起”都没有了机会。
去年8月9日晚，母亲发现父亲睡觉的呼噜声不对，便去喊他，却已不能说话，只是朝母亲摆摆手……我赶往医院急诊时，脑CT清晰地呈现了父亲突发脑溢并已至脑干的重症。父亲在ICU住到第三天，回到家中安详离世，享年八十有四。值得慰藉的是，时值暑假，最有可能不在家的二孙女从英格兰“抽空”回国，子孙都在身边为他送终；孙辈们中，当年新进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的通知书都进了家门；曾孙，也在数着日子待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是一位老会计给自己最后的精打细算。
我踮起脚，取下紫砂壶，用清水冲了冲，又拿热水烫了烫，从冰箱里取出上好的“霄坑绿茶”——父亲晚年最稀罕此茶，若他在世，这些茶基本上是送他喝的——泡上。花香花味慢慢弥散开来，我慢慢地深吸，没有喝，供着！
2025年8月12日、17日—19日于青风阁
作者简介：
阮德胜，男，安徽池州人，1971年出生，1991年入伍，2012年中校、副团职转业，现任池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大九华》主编。曾就读于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新闻干部班、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戏剧领域专业艺术硕士。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第七届理事，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四届理事，安徽省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
1987年开始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作家》《中国文艺家》《解放军文艺》《清明》《作品》《安徽文学》《山花》《绿洲》《飞天》《神剑》《民族文汇》《青年作家》《牡丹》《诗歌月刊》《百花园》《艺术界》等报刊发表作品千余件,诸多作品选刊于《海外文摘》《散文选刊》《青年文摘》《文苑·美文》等及多种选本。出版长篇小说《大富水》（上、下）《一二一》《父子连》《傩神》《东风擘》、长篇历史小说《昭明太子》（又版《萧统传》。合著）、长篇儿童小说《额尔齐斯河少年》、中短篇小说集《靓嫂》、随笔集《血的方向》《血的蒸气》、散文诗集《红太阳永不落》、文化读本《文化池州》《贵池傩》、报章文学集《热爱》、长篇非虚构《党校日记》等22部。曾获当代小说奖、全国梁斌小说奖、浩然文学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全军战士文艺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金熊猫网络文学奖长篇金奖、网络文学金桅杆奖、网络文学金帆奖一等奖、全国林非散文奖、鲲鹏文学奖、李清照文学奖一等奖、汨罗江文学奖“九章奖”、安徽省社会科学奖（文学类）、江南小说大奖、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奖、阿买妮诗歌奖、东京国际儿童文学奖等百余个不同规格的文学奖项。短篇小说《光荣之家》和长篇小说《大富水》《傩神》《东风擘》分别入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因创作成绩突出，在部队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7次，事迹入选《火箭兵英模录》。先后100多次被评为多类先进个人，其中有第二炮兵学习科学文化先进个人、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领军人才、池州市第二届拔尖人才、池州市首届最美退役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