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纾 图文
中文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历史与当地华人移民、中澳交流等密切相关。
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爆发淘金热，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广东等地的劳工。1851年全澳境内约有2000多华人，他们将中文、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带到澳大利亚。在华人聚居区如墨尔本（当时被华人称为“新金山”），中文成为日常交流的重要语言，形成了早期华人社区的语言环境。
如今，中文在澳大利亚的地位持续提升。据统计，2019年澳大利亚华人人口达139万，约占总人口的5.4%，中文已成为澳大利亚使用广泛的第二大语言，不仅是华人社区的核心交流工具，更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这一发展，母语为中文的群体自然乐见其成。但中文要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国际通用语言，仍需长期努力。例如，尽管汉语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但是在我走出国门、自费留学时的九十年代，被我熟练掌握了的联合国这门官方语言，并没有在完成学业上帮到我，也没有在找工作上帮到我。
那时，澳大利亚Sydney的中文不叫“悉尼”、而叫“雪梨”。中国人说的、写的中文就连国人自己都不一定听得懂，看得懂。只会说普通话（Mandarin）的我想在唐人街中餐馆打份工，终究因为那时“中”餐馆的工作语言压倒性地是粤语而不是普通话而作罢。虽然沮丧，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因为，我的大学（UNSW）图书馆查到的语言编码（language code）是明明白白地将Chinese （中文）编为一码；将Cantonese（广东话）编为平行的另外一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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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与悉尼歌剧院隔海相望的“雪梨”华人教堂，其工作语（working language）至今乃是粤语（摄于2023年8月）
想到域外番仔都能将Cantonese与Mandarin分得清清楚楚，顿时觉得戊戌变法六君子中年纪最轻、上书言事最多的福州人林旭死得不冤。林旭是船政大臣沈葆桢四子沈瑜庆的爱婿，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的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那时，说Foochowese（福州官话）的闽人林旭与说Mandarin的满人（Manchu）光绪形同“鸡同鸭讲”，笔墨的辅助竟然成为他们君臣对话的基本模式。君臣二人留下的“白纸黑字”给慈禧太后日后杀林旭提供了“言事最多”的“上书罪证”。说得偏激些，害死林旭的元凶是：中国人听不懂中国话。
在我儿子读中学（selective high school）的那一年代，我们说、写的中文似乎只在悉尼的大陆移民圈内管用。他们这一代能在读书、就业方面受益于中文的着实不多。因此，大部分孩子说好、写好英文乃是生存的第一要务。奇怪的是，在国内上过小学但从没有接触过繁体字的儿子，1）看得懂悉尼华人繁体字的报纸（如，现已停刊的星岛日报等）；2）对没有标点符号的句子，似乎也能断句。
那时，我和妻子坚信地归因：儿子还能说、写中文，是因为他看过武侠小说的缘故。我们这代人读梁羽生和金庸时，是大学宿舍里的轮番作战和通宵达旦；他们这代人读梁羽生和金庸时，是第一次让父母见识了世上除了有“督他读”的事，竟然还有“促他不要读”的事。我相信这种说法：当中餐都很难守住第二代移民的中国胃的时候，若还有孩子自发地说、写中文，那必须要归功于共同扛起了新派武侠小说大旗的梁羽生和金庸，是他们的武侠小说使孩子们的中文免于遭受濒临灭绝。
读过武侠小说后，从事数学的儿子能说出“诗人是学不好数学的人”、能说出“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学讲的笑话，他的华人同学一点不觉得好笑（幽默）；反之亦然。”其结果是，他在新加坡的澳大利亚国际学校的同学中，有南亚裔（印度、印尼等）与盎撒裔通婚的、但华裔与日裔都只在本裔内通婚。
如今，到了我儿子的儿子咿呀学语的年代，马上到了是教他“中文”还是教他“英文”的时间节点。
这时，大的语言环境已经与我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了。我读书那时，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的图书馆期刊部仅订阅、展出一份中文心理学期刊－－《心理学报》（Acta Psychologica Sinica）；我在新加坡教书那时，南洋理工大学（NTU）根本不将《心理学报》论文视为考核教师的绩效指标；我在澳门科技大学教书时，指导了我第一位博士生，并将我们的论文“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发表在《心理学报》上，那时，我听说我的一位大陆学生能在氹仔找到一份教普通话的家教兼职，竟然激动地流下眼泪。如今，仍然是中文期刊的《心理学报》已经在我任主编期内成功地成为SCOPUS (Elsevier)，ESCI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s Index, Web of Science)等主流英文数据库的检索(收录)期刊。
再如，疫情后悉尼机场的指示牌，除了英文只剩下了简体字的中文，根本不见联合国的其他工作语言（如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等）。
类似地，若去疫情期间开张的、悉尼目前最高的悉尼皇冠酒店 Crown Sydney就餐，电梯里各个餐厅（如日式餐厅）分布的指示语，除了英文也就剩下中文了，而且还是简体字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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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澳大利亚悉尼机场（摄于2023年6月）和悉尼皇冠酒店（摄于2023年8月）
中文的地位确确实实是提高了，现在与梁羽生1987年偕夫人赴澳大利亚定居的时代肯定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那么，中文的地位是否强大？我的判断还是很犹豫。其犹豫的样子就如孙子一会听到英文指令、一会听到中文指令，在“左右为难”间干脆不作、或作不出任何反应。
在上个世纪末，我去新加坡南洋商学院任教之前，是在麦考瑞大学接受精算系主任“委托”面试的。在那时就听说梁羽生先生移民在北悉尼这一带。故去占地庞大的麦考瑞国家公园里谒先生山陵，感谢他让二代移民拾起了对中文的热爱、向他致敬，是多年前就有一个心愿。2023年8月，一对老友夫妇带我驱车前往探墓，终帮我了却一桩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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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麦考瑞公园公墓“Garden of Peace”的一角（郑小真、王振祥夫妇供图）
在麦考瑞国家公园走了一遭后，有三点感慨。
感慨一：因为中文的博大精深，在偌大的公墓里能找到梁大侠实属不易
第一，梁羽生是大侠的笔名，他的真名是“陈文统”。如果用“梁羽生”搜索，是找不到人的，这是其一。
其二，就算知道用真名“陈文统”去搜索，也找不到人，因为麦考瑞公园公墓提供的计算机搜寻系统只能输入英文。搜索系统不识、也输入不进中文方块字----陈文统。
其三，就算知道要将“陈文统”翻译成英文再检索，也不能保证找到人。因为，陈文统的“陈”有多种译法/拼法。居住在大陆的福建人用汉语拼音拼写为“Chen”; 居住在新加坡的福建人将“陈”拼写为“Tan”；而香港人则将“陈”拼写为“CHAN”。
若不是在这三地都生活过的华人，怕是很难根据对梁羽生的了解而输入一个能正确找到“陈文统”的英文拼写。另一个例子便是：梁羽生的夫人“陈林萃如”姓林。林姓的英文拼法就有：Lin（汉语拼音）、Lam、Lim甚至Lynn，用汉语拼音是无法正确地检索出来林夫人的姓。而闽人林则徐、林旭、林徽因被英文文献记载的名字分别为：Lin Tse Hsü, Lin Hsu and Lin Phyllis Whei-Yin. 他们的姓是可以正确地用汉语拼音检索出来，但是他们的名却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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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梁羽生与夫人同圹墓志铭
感慨二：因为作家的大师胸怀，在偌大的公墓里能找到梁大侠实属不易
我2007年在北京玉泉路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授课时，曾在附近八宝山公墓的一个像是县团级干部墓区中，见识过“建筑家”林徽因墓之简陋。因此，此次对梁羽生墓圹的尺寸与规格早有了思想准备，甚至做好了“人越伟大，墓越简陋”的思想准备。但是，在朋友惊呼找到梁羽生墓的那一刻，还是被惊到了。
一本书的封面见方，这就是作家墓圹的全部！
若不仔细辨认，真是一不留神就可能“翻篇”而过。
若不是见到墓碑上二行中文小字：“笑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慨平生”，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的墓。
以一言蔽之，大师的胸襟之大，遮住了我们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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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一本书封面见方的墓碑尺寸
感慨三：在偌大的公墓里能触到中文大师的影响力实属不易
为了在偌大的公墓中找到大师，泊车后的第一件事是直奔公墓的服务中心（咖啡店）。其目的其实是，先买三杯咖啡，然后借机与卖咖啡的两位西人小姐姐搭讪，问一个寻找梁大侠的大致方向。
当问西人小姐姐，是否听说过园里有一位“Famous Chinese Writer”（著名的中文作家）？得到回答是“完全没有听说过”……
如此，得出一个“中文大师影响力有限”的结论，倒不一定因为是大师墓壙简朴而做出的，其真正的原因还是－－金梁的“侠义江湖”尚未行走出华语世界。
以上这些感慨其实都与中文有关，都与中文还不够强大有关。中文还不够强大的更虐心、更直接的证据是：为大侠夫妇立牌的三个子女（Samuel, Lynx and Gerry），竟无一人续用中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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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肖邦墓前轻声合唱的一群孩子（摄于2014年7月）
记得2014年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寻找我姑妈李香蕴（Grace Lee）的墓时，看到作家莫里哀、巴尔扎克等人的墓前摆放着许多鲜的花，还无意间看到，有十来个不同肤色的儿童轻轻地驻足在肖邦墓前，轻轻地唱了一小段无伴奏合唱，然后轻轻地离去。如果，这样无声的一幕也能在梁羽生墓前复现，那便是到了中文真正强大的那一天。
作者简介：李纾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心理学报》第十任主编、中国心理学会会士，邮址：lishu@psych.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