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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东汉一点都不短命。自光武帝刘秀25年建立东汉至汉献帝刘协220年被废，国祚195年，是历史上较为长命的王朝。但教科书着墨不多，给人留下了它很“短命”的印象。这种感觉主要源于：东汉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种“慢性病”状态，其皇权和政治的稳定性远不如西汉，最终导致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分裂过程。 它的历史主线不像西汉（崛起—强盛—衰亡）或三国（英雄辈出、精彩纷呈）那样有清晰的叙事焦点，其历史更像是一系列重复的内部危机。犹如一个出道即巅峰的明星（光武中兴），然后就慢慢就走下坡路，直到销声匿迹。导致东汉“短命”的几个核心原因：
一、先天不足：豪强地主势力的坐大
豪强地主势力强大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刘秀本身就是在南阳豪强地主集团（如云台二十八将）的支持下建立的东汉王朝。因此，东汉从建国第一天起，皇室与豪强地主就是一种共治和妥协的关系。西汉刘邦是“布衣天子”，可以大力打击豪强（如汉武帝迁徙豪强到陵邑）。而刘秀是“豪强天子”，他不得不优待和依赖豪强。豪强地主拥有巨大的庄园、私人武装（部曲）和大量的依附农民（佃客），这些人口不向国家纳税服役，导致中央政府税基萎缩，控制力减弱。地方豪强势力逐渐尾大不掉，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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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后期政治的顽疾：外戚与宦官的恶性循环
东汉政治最臭名昭著的特点，也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死循环。东汉中后期皇帝普遍寿命不长，导致继位者多是幼童（如汉和帝10岁、汉殇帝1岁、汉冲帝2岁...）。小皇帝无法理政，只能由太后临朝听政。太后自然会依靠自己的娘家父兄，于是外戚（如窦宪、邓骘、梁冀等）掌握大权；小皇帝长大后，不甘心做外戚的傀儡，深宫中他唯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身边的宦官。皇帝联合宦官发动政变，铲除外戚。宦官因功得势，开始专权。新皇帝即位，又是幼主，新的外戚上台，又想办法打压宦官……如此循环往复，直至王朝崩溃。
朝政在两大黑暗势力的撕扯中彻底败坏。有才能的正直官员（士大夫）在“党锢之祸”中遭到残酷打击，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全瘫痪，尽失天下人心。
三、治国思想的畸变：谶纬之学的盛行
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逐渐僵化和神秘化，发展成为迷信的“谶纬之学”（用隐语、预言来附会政治）。刘秀本人就靠图谶起家，并大力推崇。这导致整个国家的政治决策和学术风气都带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理性精神衰退。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加上“党锢之祸”对清流士大夫的迫害，使得儒家知识分子（王朝的统治基石）对中央朝廷极度失望。他们的向心力从“忠君”逐渐转向地方上的“清议”和家族，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奠定了基础。
四、致命一击：黄巾起义与中央权威的崩塌
184年的黄巾起义采取了宗教组织形式（太平道），动摇了帝国的根基。为了镇压遍布全国的起义，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军权下放给地方州牧长官（如刘焉的“废史立牧”建议）。这些州牧拥有地方的军政大权，迅速演变为割据一方的军阀。镇压完黄巾军后，中央权威已名存实亡。地方军阀（如董卓、袁绍、曹操等）登上历史舞台，皇帝成为他们手中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傀儡，东汉在事实上已经灭亡，只是等待一个正式的禅让仪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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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为什么教材对东汉历史着墨不多？一是东汉缺乏如西汉一般“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等一系列高光时刻；二是历史主线模糊，它不是“崛起—鼎盛—衰亡”的经典曲线，而是一条从建立之初就不断下滑的缓坡，最终跌入三国乱世；三是波澜壮阔、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其母体东汉。东汉后期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三国的背景和前传来处理的，自然显得“着墨不多”。
所以，东汉的“短命”是指其有效且稳定的统一统治时间非常短暂，在教科书上着墨不多，它是一个从诞生就自带“衰弱”基因的王朝，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豪强、外戚、宦官）最终无可挽回地将其拖向了分裂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