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数十年司法生涯，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心间：法治建设需塑造公民怎样的法治人格，才能让法律成为守护正义、滋养良善的力量？退休后投身青少年法治教育，我愈发清晰地认识到，青少年法治教育绝非法条灌输与知识堆砌，其核心在于培育坚守正义的“善念”，而“善念”的根基，正是设身处地感知他人的同理心。
在司法实践中，我见过个别同理心缺位的从业者。面对当事人焦灼哭诉，他们面露冷漠；面对案件背后的民生困境，他们无动于衷。这种冷漠如钝刀，割裂当事人对正义的期待，抹黑法治公信力，让法律失去应有的温度。深究根源，这些从业者并非不懂法律逻辑，而是严重缺失了共情能力，将司法工作异化为机械的“流水线作业”，忽略了案件背后鲜活的生命与家庭。
也正因洞察此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如我在诉”的要求。这决非口号，而是司法规律的回归——司法是充满人文关怀的“人的事业”，法律真谛不仅在于逻辑推导与条文适用，更在于对现实的观察、对人性的体悟。而同理心，正是实现“如我在诉”的核心动能，能让司法既合法又贴合朴素正义的追求。
对同理心的重视，早已融入人类文明。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善良源自同理心，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者跨越时空，印证同理心是人类共同的美德基石。而同理心培养的关键窗口期，恰在青少年时期。此时孩子价值观未定型、情感模式待塑造，错过“善念”教育，成年后即便掌握专业知识，也难寻回共情力。为此，我曾撰写《共情意识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基础》一文，在文中详细阐述同理心对青少年法治人格塑造的重要意义，希望更多教育工作者、法律从业者乃至社会各界，关注青少年法治教育中这一核心问题。
在我参与搭建的雨花台区少年法学院课程体系中，更是将同理心培养贯穿始终。其中《良心是最好的法律》一课，通过对“良心”内涵的深入解析，结合真实的法治案例，引导孩子理解法律与道德之间相互支撑的关系，让青少年明白法律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内在的道德约束；在《欺凌他人就是在撕裂自己的良心》课程中，通过情景模拟、角色互换等方式，让孩子亲身感受被欺凌者的恐惧与痛苦，体会到伤害他人时自己内心需要付出的代价，从而在内心排斥欺凌行为；在《法治观念下的高级善良》课程中，则教会孩子在遵守法律规则的框架内践行善意，明白善良不是没有原则的过度仁慈，而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对他人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关怀。这些课程都以同理心为切入口，目的就是在青少年价值观和情感模式的关键塑形期，悄悄为他们播下同理心的种子，让这份善念伴随他们成长。要知道，在人格成长初期种下的善因，就像在土壤中扎根的幼苗，会随着时间推移茁壮成长，远比成年后发现问题再进行矫正要有效得多，也更容易得多。
有人也许会质疑，强调同理心会让孩子感情用事？实则不然。雨花台区少年法学院的同理心培养课程，培育的是兼具情感与理性的“高级善良”——既有对他人的体谅关怀，又有对法律的敬畏、对正义的坚守，不突破底线、不违背原则。对未来可能从事法律职业的青少年而言，“高级善良”更具重要意义。司法工作肩负维护公平正义的重任，从业者不仅需扎实专业功底，更需健全职业人格。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如我在诉”，就是要求法官既能手握法律戒尺明断是非，又能心怀悲悯感受当事人悲欢，让判决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青少年是国家未来、民族希望，青少年法治教育关乎个人成长与法治建设长远发展。它不能孤立进行，需联系法治建设目标，立足现实问题，让孩子树立为法治贡献力量的责任感。“法治中国”建设需几代人接力，青少年法治教育是重要一环。法治建设的基础是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而以同理心为基的“善念”，正是素养的基石。我们需以长远眼光、全局思维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早早播下同理心种子，培养“高级善良”，为法治建设下好“先手棋”。如此，青少年才能成长为兼具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公民，“法治中国”的美好未来方能早日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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