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澳洲的爱之桥 // 和平号环球游的故事 

《世界华人周刊》
创建于202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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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4月22日和平号从日本横滨起航,至2025年8月7日抵达日本横滨,107天的航程从亚洲到非洲,再进入欧洲,最后驶向美洲的海域。山河湖泊、大江大洋、古迹神坛、冰川雪峰我们越过了25个港口和国家。太多的经历和故事都让我记忆犹新,但最让我们刻骨铭心的是发生在挪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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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晚上8点,到达了挪威的第二大城市-卑尔根(Bergen)。和平号缓缓靠上码头,立即映入眼帘的是两岸一幅幅童话世界的建筑,艳丽的色彩让人炫目,之前知道卑尔根美丽,但现实的美会让人发呆心颤,卑尔根是挪威第二大城市,位于挪威西海岸,依山傍海,风景绚丽。城市被7座山环绕,常年云雾缭绕,被称为“雨城”,却也因此充满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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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浪费在卑尔根的零星时间,船靠码头后,虽然天色已暗,卑尔根天空还有着湿漉漉的潮气,我和先生随船友们赶忙下船,直奔有三公里距离的菲诺伊恩山缆车站,因为知道能够一览无遗卑尔根。


观望城市全貌的缆车晚上十点是最后一班,大家匆匆地简单在自助餐厅胡乱塞了些食物进肚子,便心急如火地奔向即将关门的缆车站。当我们顺利地登上末班车的缆车抵达山顶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大汗淋漓,在俯瞰卑尔根的全貌和秀色时,先生老倪肚子感觉有点隐隐作疼。


6月17日清晨,船外是瓢泼大雨,天空低垂,雨点像银线般密织而下,仿佛要走进一幅湿润的画卷中,我们兴致勃勃地还是下船游览卑尔根老城。老街的石板路湿滑,空气阴冷,淌着水塘,雨披被风雨翻卷着已无法遮住全身,在卑尔根就这么一个整天,就是下刀子我们都不会为了避雨重新返船。在军事博物馆的门口,老倪忽然放慢了脚步,脸色微白:“肚子疼。”我以为只是旅途劳累。可不久后,他的眉紧锁成一线,疼痛几乎让他说不出话。我要他赶紧回船休息,后面的游程还长,不要大意失荆州。


回到船上,他服了我们从澳洲带来的止疼药,于是昏昏沉沉地睡到天黑,问他还疼吗?回答,好多了。我以为止疼药片起了作用,也就没有引起重视。我在自助餐厅给他端来一碗日本拉面,他喝了几口面汤,没有一点胃口。这时船舱的广播响起,告诉游客邮轮即将在凌晨进入世界著名的松恩峡湾,也就是六月十八日的凌晨。


松恩峡湾是挪威最长的峡湾,凌晨未到阳台外已出现烟雨朦胧中的陡峭群峰,松恩峡湾出现在眼前,冰川雕刻的悬崖与宝石般的峡湾水色交织出令人窒息的壮观。我激动地喊老倪快出来看,他却在浴室里冲洗,问还疼吗?他说疼的内衣都湿透了,他用热水冲肚子来缓解疼痛。我让他又服了止疼药,不管用,我们等待天亮后问同行的朋友有无更有效的止疼片。邮轮正在具有大自然雄劲活力的松恩峡湾里穿行,可我们没有一点观赏的情趣。


老倪开始发烧,一量体温38.5度。我说等天亮去医务室,老倪不愿意,说船上正在流行感冒,医务室人满为患,不要肚子不疼了又染上了感冒,还是等天亮餐厅里问问谁有更有效的止疼药。舱外是史诗级别的自然奇观组成的山水画卷让人目不暇接,舱内却是病疼的呻吟声敲打着我不安的内心。


早餐在餐厅里碰到团队的小邹,她曾在部队干过医务,问她是否有好的止疼药,还没等我说明老倪昨晚的一夜折腾,团友朱朱心急火燎地朝我们走来,她说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老倪铁青着脸从她身边飘过,她想叫住他,他没有停步,她便被梦惊醒。朱朱并不知老倪夜里肚子疼,这个神奇的梦真不知预示着什么?我说了昨夜一宿的折腾,小邹说止疼药不能乱吃,会把病因掩盖。


朱朱坚决拉住老倪必须马上去医务室,会说日语的朱朱夫妇搀着老倪就去了船上的医务室。医务室有两位医生,他们立即会诊并且拍了片子,初步诊断是小肠梗阻,可能是肠疝。此时老倪热度已升至39.5,护士马上给他挂水止疼退热消炎,老倪单独躺在医务室的病床上,以观后效。


下午2点,医生电话要我立即去诊所,吩咐我马上去房间整理行装,带上护照和重要物品,准备下船送陆地上的专科医院检查确诊治疗。船上只有X光拍摄,没有其他检验设备,为了避免有意外发生,他们已和最近的挪威急救中心联系,两小时后急救中心的急救快艇会与和平号邮轮会合。此时邮轮已离开挪威的松恩峡湾300海里,船长配合医生的请求,让和平号调转船头,再倒开300海里,去和挪威的急救快艇会合。



6月18日下午在太平洋的海面上演绎了“生命至上”抢救的序曲。那一刻,我忽然感到,海上的风虽冷,但人心,却在紧张的秩序中被一种安定的暖流包裹。医生的镇静、护士的配合、船长的决断,都在那一刻构成了某种默契的力量——“对生命的尊重。”



风起了,雨丝被风撕成斜线,拍在甲板上。快艇靠拢邮轮的瞬间,船舷边掀起阵阵的浪花,几位身穿红色救援服的挪威医生立即登船,其中一位女医生眉目坚定,她俯身检查老倪,语气冷静:“转移现在开始。”他们用厚实的毯子裹住他,小心地固定在担架上,四人合力抬起。雨打在他们的头上,啪啪作响。舷梯湿滑,他们几乎是顶着风浪在摇晃的甲板上完成了从和平号运送病人进急救快艇搬运的任务。此时和平号上传来震耳欲聋的群喊声:“加油!”“等待早日康复!”“祈祷倪先生平安”!我在快艇的甲板上抬头向和平号的船友,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抱拳感谢,泪水湿润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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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快艇后,医生立刻为老倪吸氧、输液、监测心跳。机器的滴答声与海的掀浪声合奏交织,形成了一种奇异的让人安心的氛围。快艇在风浪中疾驰了五十分钟抵达岸边后,救护车早已等候。另一组救护车上的挪威医生接力,他们动作迅速地把老倪转移上救护车。医生用翻译器与病人问诊,我顿然感觉世界就是那么的狭小,小到随时可以进入彼此的心里。科技把各种语言交融,途中得到了心心相连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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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外的世界飞速后退。沿途的山被雨雾吞没,救护车在峡湾的山道上飞驶,透过被雨水打湿的车窗玻璃,望见的是山涧的潺潺流水和排列整齐的红顶白墙小木屋,虽然在烟雨朦胧中吐露挪威峡湾独特的妖娆,但我没有心思欣赏窗外闻名的景色,我的心里满满地被恐惧与感激占领,恐惧的是命运无常不知先生身体会是怎样的结果,感激的是这一路,从船医到快艇医生、再到救护车医生,生命从未被放弃。我忐忑的问医生,我们的救护车会去哪个医院?医生回答“卑尔根大学附属医院,挪威最好的政府公立医院。”



卑尔根大学附属医院在黑夜里显现车前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在雨中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可见我们从码头到医院的距离有多远?晚上九点,救护车直接停在一幢灰色的大楼前,车门打开,担架直接送进了医院的急诊病房,病房里已经有两位医生和两位护士在等候。等先生换上医院的病号服躺到病床上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男医生,走到老倪的病床前,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肚子,他很快判断是急性阑尾炎。为了确诊他对护士说马上CT检查,确认病情。护士在晚上十点推老倪去了CT室,报告结论是急性阑尾炎穿孔,需要马上手术。



深夜了,护士通知我们12点做手术,主刀医生就是那位四十多岁的男医生,黢黑的皮肤有点像印度人,精干的年轻男医生微笑地对我们说了一句:“Don’t worry”,他就离开病房去做手术前的准备了。那一夜的时间像凝固的琥珀,手术室门口的灯亮着,走廊空寂,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挪威护士轻轻拍了拍我的肩,递给我一杯凉水,她的眼神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安慰。我问护士手术时间多久?护士告诉1-2小时,病人还要在手术室里等待苏醒、休息1-2小时,天亮才能进病房。护士拿来一条白被单,温和又严厉地对我说,“你进医院太晚,来不及订酒店,今晚你可以睡在病房的沙发上,明天白天必须去找酒店住宿,医院病房不接待家属搭宿。”



第二天清晨,老倪被推出手术室,直接送到外科病房。他很清醒,面带微笑的放松就知道手术成功。医生已经和他交代了手术的结果,推到病房来的时候,床头柜上放着一杯冰水。护士还过来问他中午想吃什么?按照中国的习惯开刀后的这两天一定是禁食补水,挪威和澳洲一样,一切以人为本,正常饮食正常生活,不要把自己当成病人。我订了医院的附属酒店,与外科病区步行只有5分钟的路程,自然我吃了早餐每天等医生查房后就去病房陪伴老倪,一是和他聊聊天,二是可以做做简单的翻译。没想到护士看见我在病房,问我为什么不在家里呆着?我说我是游客,我住在酒店。


护士说那为什么不去旅游?卑尔根很美丽,你的时间不应该在病房里。她告诉我家属只能下午四点到七点是探视时间,其他时间不能待在病房里。病人的所有护理和照顾是我们护士的责职。


老倪第二天就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地练习散步,尽管身上还挂着引流管和导尿袋。第三天老倪身上的管子被拔掉了,已经可以自己下地不用护士陪伴在病房的走廊里来回散步20分钟了。第四天、第五天自己散步并且自己去病区食堂点菜用餐了,恢复得很快。生着一副华人面孔的小护士阿丽娜是第三代挪威华人,她的父亲就不会说华语了,她说她最希望的是能够去中国旅游。淳朴的小护士脸上总露出灿烂的微笑,病房里有她的护理,房间里荡漾着浓浓的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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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护士们除了专业以外,还有近乎温柔的尊严。她们从不大声喧哗,不催促、不粗暴,她们尊重每个病人情绪,也会化解每个病人的忧患,她们是医生的助工也是病人的心理医生,她们能化解病人患病的心理恐惧。我从未想过,在万里之外的挪威,在语言不通的医院里,会有这样的制度保护与关怀。那不是冷冰冰的责职条文,而是一张张无形的手,稳稳托住了病人的生命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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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上午助理医生查房,通知我们下午可以出院了,并告诉下午有医生带着挪威语的翻译过来送出院小结和办出院手续。实话说在下了和平号登上急救快艇时,我就有了忐忑不安的压力,除了担心丈夫的患病不确定因素外,我最感到的压力是我们出行的保险买的很低,弱弱的保险如何能cover这次昂贵的医疗费?几十年外出旅游买的保险都作了贡献,这次也以为我们身体都很健康,出门旅游无碍大事,没想到发生了如此大的险情。整个抢救过程,从和平号医务室到挪威急救快艇和救护车,还有手术治疗,六天的住院病房以及用药护理和三餐伙食,该要支付多少费用啊?我不敢想,我祷告了上帝请求帮助。


下午护士阿丽娜带着住院医生和翻译来了,通过翻译我们知道了出院小结的内容,以及出院后要服的处方药。医生还特意关照短期内不要做负重的事,还有旅行时不要拎过重的箱子。所有的都讲完了,唯独没讲到如何支付抢救费和住院费?我问医生如何pay?医生说她们只管治疗,不管支付,要我去问管理部门。我在医院的住院大楼和门诊大楼的大堂都没看到有收费处,挪威是个高福利国家,医疗全民免费,我们是外国人在她们国家发病,怎么结算这个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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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尔根大学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大楼的大堂)


我在阿丽娜的陪同下去了住院大楼的管理部门,我问了支付的问题。管理部门回复:“不用支付。因为你们刚入院时要你们填过一张信息表格,知道你们来之澳大利亚,并且填有住在澳洲的信息。随后问你们有否澳洲的Medicare(医疗卡),你拿出了卡我们复印了。根据两国友好协定,你们在挪威旅游发生了急救的事故,不需要支付抢救治疗费,享受挪威国民的待遇。”那一刻,我震撼了,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制度的周全,而是一种文明的仁爱。


我想起那句挪威谚语:“风暴不是终点,而是重新看见海岸的开始。”在这场意外中,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这句话。回望这一程——从邮轮到快艇,从救护车到手术台,从恐惧到平安——每一步都镌刻着挪威医生的专业、护士的温情,以及两个国家制度的力量。作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我深知这种幸运并非理所当然。那份互惠医疗的协议,像一座无形的桥,是这座桥把两块遥远的大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人紧紧相连。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刻,它让一个旅人得以被另一国的温情拥抱。有人说,文明的高度,不在高楼与财富,而在看它如何对待一个脆弱的生命。而我们在挪威,看到了文明的高度,也看见了人心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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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我们订了挪威飞美国纽约北欧联合航空公司的机票,去追赶三天后抵达纽约港的和平号邮轮,开始我们美洲大陆的航程。当飞机再次起飞,离开卑尔根的大地,机翼掠过低矮的云絮,城市在我眼底慢慢睠缩成一枚邮戳,那些滚烫的告别话语没有说出,我知道我的心里早已把这座城市的故事,寄向往后的远方。我们在心里轻声道:“谢谢你,挪威!谢谢你,澳大利亚!在这浩瀚的人世间,你们用制度、用爱,用希望为生命搭起了一座温暖的桥。这座桥,让我们每一步都踩着“守护”;这座桥,藏在每一句“Don’t worry别担心 ”的温情中。 


 202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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