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司等法治单位主导的“法治进校园”活动，是筑牢青少年法治信仰、培育法治素养的核心阵地，其教育成效直接关系到新一代公民法治观念的养成。在推进这一活动时，若能深度融入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便能突破传统法治教育“单向灌输、脱离生活”的局限，让法治真正走进青少年的认知世界与生活场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以“生活”为根基、以“实践”为纽带，与青少年法治教育“需贴近成长、需指导生活”的核心需求高度契合——“法治进校园”不应成为抽象法律条文的“宣讲场”，更不能沦为法学院预科式的“知识灌输课”，而应紧扣“生活即教育”的内核，将法律知识与青少年日常能接触到的校园管理、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等场景紧密绑定，让法治从“遥远的条文”变为“有用的工具”，真正解决青少年成长中可能遇到的法治困惑。
一、课程设置需精准匹配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与心理特点
中小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社会认知能力、心理成熟度存在显著差异：低年级学生对“规则”的理解停留在“不闯红灯、不打架”等具象行为层面，高年级学生则开始思考“为什么要保护个人信息”“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等抽象问题。若“法治进校园”课程采用“大囫囵”式设计，用同一套课件覆盖所有年级，不仅无法引发学生共鸣，还可能因内容过深或过浅导致学生产生抵触心理。
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的理念，绝非否定课堂教学与理论知识的价值，而是坚决反对“脱离生活的被动灌输”，其倡导的完整学习过程是“做-感-知-思”的闭环：先通过实践行动获得体验，再从体验中产生感受，进而提炼认知、引发思考。这一理念要求“法治进校园”课程必须实现“分龄定制”：针对低年级学生，可通过绘本故事、情景表演等形式，讲解“校园规则与法律的关系”“如何向陌生人说不”等内容；针对高年级学生，则可结合真实案例（如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纠纷、同学间矛盾的合法解决方式），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关键条款。例如，若向低年级学生讲解“民法婚姻关系”，因他们尚未形成对“家庭结构”的完整认知，大概率无法理解；但向高年级学生分析“父母离异后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则能直接关联他们可能接触的生活场景，让法治教育更具针对性。
二、课堂目标应聚焦“法律知识+法治经验”的双重赋能，践行“从做中学”的深层内涵
传统“法治进校园”活动常陷入一个误区：将“让学生记住法律条文”作为核心目标，或将“从做中学”简单等同于“动手实践”，认为组织模拟法庭、参观看守所就是“践行实践理念”。但陶行知先生“从做中学”的真正核心，并非形式上的“做”，而是通过“做”帮助学生构建“有教育价值的法治经验”——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法律的意义、感受法治的温度，而非单纯模仿法律程序或记忆法律术语。
公检法司单位作为专业法治力量，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法治实践案例与一线执法、司法经验。在设计课堂时，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将“经验输出”作为重点：比如，法官可结合自己审理的“未成年人校园伤害赔偿案”，讲解“如何避免因嬉闹引发法律责任”；检察官可分享“办理未成年人网络诈骗案”的经历，分析“为什么不能帮陌生人转账”；民警则可结合日常巡逻中遇到的“学生迷路求助”“发现可疑人员”等场景，教学生“如何正确报警、保护自己”。这些源于真实工作的案例与经验，比抽象的条文更具感染力——它不需要学生亲自“打官司”，却能让学生在倾听与思考中，将“法律知识”转化为“遇到问题时的应对能力”，真正实现法治“活”起来。当学生意识到“法治能帮自己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从内心建立对法治的信任，进而形成崇尚法治的自觉。
三、课程设计需紧扣“教育即生长”的本质，推动学生法治经验的持续改造与升级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理念，始终将“人的生长”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行动能力与思考能力，帮助学生在不断接触新事物的过程中，完善对世界的认知。这一理念对“法治进校园”活动的启示是：法治教育不应是“一次性的知识投喂”，而应是“持续的经验迭代”——引导学生将每次课堂学到的内容，与过往的生活经历、未来的成长需求相连接，让法治经验不断“升级”，成为指导长期行为的准则。
杜威曾提出“反省思维”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科学的、探究式的思维方式”，这正是陶行知教育理念中“思考能力培养”的核心。在法治课堂中，要帮助学生掌握这种思维方式，关键在于抓住“思维方法”与“个人与社会关系”两个核心点：一方面，通过提问引导学生反思“旧经验”，比如“你之前遇到同学借钱不还，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如果用今天学到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场景预设帮助学生拓展“新认知”，比如“如果未来你在网上看到有人散布谣言，结合今天学到的‘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你会怎么做？”。
并非所有生活经验都具有教育价值，真正的法治教育，是帮助学生对“碎片化的生活经历”进行审视、反思与改造：从“知道不能闯红灯”到“理解闯红灯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的法律责任”，从“听说过‘个人信息保护’”到“能主动拒绝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获得了法律知识，更掌握了“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法治进校园”活动最应传递的核心价值，也是青少年成长为“法治社会合格公民”的关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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