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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我，李维群，1957年出生在西安。
我和所有普通人一样，上学上班退休，曾从事过多种工作，均无所建树，但知足常乐。
我喜欢东看看西逛逛，见识世界，这也算给自己找点文化认知方面的存在感，就像老子在《论语》说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我去过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于90年代初还在莫斯科呆了几年，现定居法国。
一直以来，我痴迷古董，家里有一大堆，我自己也分不清真假。有一次，一个文物专家鉴别了我的收藏，他拿着放大镜左瞅右瞄，最后，他说没有一件是真品｡
可我还是一如既往、乐此不疲地研究它们，收藏它们。我造访过东西方许多博物馆，观赏文物，思考它们的文明价值。每一件文物都有它们的历史背景和故事，都比我本人要精彩得多，因此关注它们即是我生命的放大。我还喜欢关注研究盗墓的历史，从中我得出一个结论：考古和盗墓，从某种意义上讲，性质差不太多，一个是偷偷摸摸，一个是光明正大，其实都是在掘墓。不管怎样，这些掘墓者都具备历史知识，都是了不起的人，值得佩服。我很想和他们进行切磋，但愿他们认为我有这个资格。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书，看完以后便评头论足。我经常得罪人，因为我尽讲真话，这是我的缺点，也自认为是优点。真实应该是我最稳定的性格特征。
自序
每当一本书写完，似乎都该有个序。很多人会找名人来写序，好像那样才显得这本书更有“来头”。马未都先生有一次在他的演讲里说，他曾经给许多人写过序。可我不认识他，如果认识，我大概也会“厚着脸皮”请他写一篇序，毕竟他是名人啊。而我不过是一般小人物，不认识能写“点睛之笔”的大家。于是乎，只好自己给自己写个序。因为这本书本来就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一个纪念，一种回顾。别人写不写，读不读，其实都不重要。
为了写这本书，我走遍了西安的大小博物馆，从碑林到陕西历史博物馆，从西安博物馆到半坡遗址等等，几乎没有落下哪一个。有些博物馆我还去了许多次，甚至国外的几家大的博物馆，比如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波士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等，我也反复造访过。
有朋友问我这些中外博物馆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不太敢直接回答，因为一旦说出口，就容易犯错误。我只能说我对西安的博物馆印象最深的不仅仅是文物本身，而是那些讲解员。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不善交流，说话机械，有些像是在完成任务。他们懂的应该很多，但似乎不愿分享，也没有耐心听观众的反应。当人问他们某个问题时，他们往往表现出一副爱搭不理的神态。这些讲解员或导游，每天嘴巴不停地讲，口干舌燥，嗓子都快冒烟了。几乎每个地方仅为一小时，这个景点讲完了，赶快转场，正所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就这样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机械重复。久而久之，他们脸上毫无表情，眼神呆滞发直，只有两片嘴还在机械地一张一合。他们讲的是什么？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只记得流程。原本我有些想问的小问题，但看到他们这种状态，觉得还是算了吧，只好把那些好奇和疑问都咽回自己肚子里。让这些疲于奔命的年轻人早点回家休息吧，他们真的很累。
其实，这样的工作最好由年纪稍长、有点阅历的人来做。一个好导游，或一个好的解说员，不只是背诵资料，而是能把自己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接触过的人，甚至生活中积累的点滴经验、感悟融入到对历史文物的理解中。这样讲解历史文化才能有温度、有厚度、有层次。而现在一些年轻的导游恨不得一口气讲完，“你付钱，我走人，爱谁谁”，像在完成一单生意。至于听众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关于历史方面的疑问，他们懒得理，也未必答得上。他们可能心想，就连真正的专家面对一些问题都要斟酌，他们又怎么可能愿意多花一分钟交流呢？
相较之下，国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或导览人员则显得热情得多。他们不只是讲文物，更是在讲故事，讲文化的血肉。他们会根据你的兴趣调整讲解方式，会问你有没有问题，甚至会和你聊聊他们自己的感受，这种交流感让人觉得文物真的“活”了。
或许，我写这本书，也正是想把我从这些博物馆走出来的感受记录下来，哪怕只是给未来的自己看，也不想忘了那些印象深刻的瞬间。
两年前，我曾前往巴黎吉美博物馆，正巧赶上一个正在筹备中的特别展览一一卢芹斋的个人专题展。那时展厅还在装修，为这次个展做准备。工作人员说预计3个月后开放。我心里明白，所谓的3个月后，在法国其实并不一定是算数的，有时候一拖就是半年甚至更久。
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如果将来确定了具体的开展日期，能不能请您发条短信通知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抱什么希望，毕竟这只是顺口一说，不算正式登记，也没有任何承诺。我想她给我发就发，不发我也无可奈何。
没想到，3个月后的一天，我真的收到了那位工作人员的短信，短信写得非常礼貌而详细，通知我展览将于某月某日正式开放，还附上了展览的时间和参观须知，这让我非常感动。
从这件小事中，我深深体会到欧洲人对工作的认真与细致。她完全没有义务这么做，也不会因此获得什么好处，更不会因为“不作为”而受到惩罚。可她仍然记得一位陌生观众的请求，耐心地为我履行了这份承诺。这种无声的善意和敬业精神，让我对他们的文化、教育和人文素养有了更深的理解。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源自内心的责任感与同理心，才让欧洲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也是人与人之间信任与尊重的媒介。
这段经历透露出人与人之间一种超越语言和国籍的信任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欧洲人在文化机构中对承诺的尊重，以及他们对观众,尤其是对文化热爱者的善意。她没有义务通知你，但她却做了这种无功利的尊重，恰恰显得尤为可贵。
后来，我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时间，专程前往博物馆参观了卢芹斋的个人专题展。展厅布置精美，藏品也非常丰富，那里处处彰显出卢芹斋独具慧眼的收藏品味。在那里，我也见到了那位曾发短信提醒我的女工作人员。她亲切而专业，我向她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她微笑着点头，仿佛我们因为文物而结下了一段难忘的缘分。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只是艺术的震撼，还有人与人之间温暖的联系。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洒在展厅内，一切都那么安静而美好，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
关于卢芹斋，我们过去常常用“文物贩子”这样的词语来描述他，甚至不乏一些带有强烈贬义的言辞，称他为“文物盗贼”。但是，在吉美博物馆，这些如狼似虎的标签却没有被简单贴上。博物馆并没有用情绪化的语言去指责这位复杂的人物，而是试图还原他的历史角色和文化贡献。
吉美博物馆深知，如果没有卢芹斋，这座博物馆今日所拥有的中国艺术收藏将黯然失色，甚至可以说，它就无法称作今日的吉美博物馆，中国艺术的重量将因此失去一半。卢芹斋在20世纪初所促成的大量中国文物汇入西方博物馆，虽饱受争议，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为那些文物流入后命运的稳定而赢得了尊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中国文物在吉美博物馆中得到了精心的保护与专业的陈列。从灯光、温湿控制、学术解说和藏品研究，无不体现出该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敬意。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回望来路，才愈发体会到年轻时所读的那些书，并没有白读，那些年积累的对历史文物的观赏与思索，如今都在这字里行间找到了归宿。它们如涓涓细流，早已悄然注入我的心田，融入我的思想，沉淀在我的笔下。如今，这篇序言终于画上了句号，也意味着我的这本书终于写完了。
关于该书的体例，我再最后说明如下：尽管我的本意是以昭陵六骏为线索，对中外博物馆的中国文物馆藏做一系列讲述和评价，但叙事过程中时空是灵活跳跃的，其表达方式是发散型的。在这里我做个斗胆比喻，Bible（《圣经》）一词的本意不是经书，而是书卷——含复数形式。同理，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副标题有《漫记》之说。明白了这个，读者朋友才会在阅读拙作前有足够的心理预期。
李维群
2025年8月
开篇
为了寻找昭陵二骏——飒露紫、拳毛䯄，2024年9月，我特意飞往美国费城，这次历程不仅是一次文化探寻，更是我心中的一场朝圣之旅。沿途，我还顺道去了纽约和波士顿，穿行于城市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这片辽阔土地的壮美与厚重。一路上，每到一个城市，先“钻进”它的博物馆，那是历史与现实交织、文化与自然辉映的所在，每一站都令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在美国的华人，大多很早就出国了。许多人是通过公派留学或工作的机会来到美国的，有些人在国内本就拥有优越的工作和稳定的事业基础。抵达美国后，因为是另一种文化制度，自由的思想，文化的多元，使得每个人的故事都格外精彩，充满了奋斗与励志的精神。我曾读过好几位华人写的回忆录或自传，书中讲述了他们在异国他乡如何一步步打拼，不断超越自我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令人感动、充满力量。相比之下，我总觉得自己的人生，特别是作为在欧洲生活的华人，似乎没有那么多跌宕起伏、光彩夺目的经历。
也许是因为美国和欧洲本身就存在差异。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整个社会氛围显得格外古老而沉稳，生活节奏也相对缓慢，人们习惯按部就班、从容不迫地过日子。而美国则以年轻、充满活力著称，年轻人比例高，他们总是能在校园广场、街头巷尾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一种蓬勃向上的青春气息。
励志小说，可以说是海外华人最钟爱的一种文学题材，这类作品往往展现了个人成长与社会碰撞的故事，其主体可以概括为三部曲。
第一部，告别故乡，豪情壮志，在国内已有不错的生活条件，却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依然选择走出国门，开始留学的旅程。这是梦想与现实的起点，充满未知与期待。
第二部，是异国他乡艰难打拼，打工洗碗刷盘子，面对各种压力，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开始寻求稳定，买房、成家、立业，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第三部，凤凰涅槃般的成功，当物质生活逐渐丰盈，精神世界的波澜随之而来，那些曾经遥远的记忆和血脉中的乡愁开始翻涌。
简单地说，吃饱了，喝足了，开始想念祖国了，心潮扑通扑通地澎湃，壮怀杠杠地激烈。许多人将这种情感表达的风格称为“新移民文学”——这股文风大约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又生，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走出国门，那些人最终有许多留在了自己所留学的地方，并生活在那里。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为什么美国能长居世界艺术品市场的首位，它的艺术品市场销售额总是独占鳌头？一直以来它艺术品市场很难被其他国家取代，而纽约又是世界艺术品市场交易中心。有一位中国学者分析，为什么美国会成为全球艺术品交易仓库？因为美国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美丽的自然环境，先进的政治制度、管理方式，这些都吸引了大批富豪前来定居或开展生意。这些富豪成为美国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的原动力，而完善的艺术品市场，又能提供优质服务，使人们可以获得与艺术品收藏相关的市场信息和配套服务。
马未都和袁腾飞先生的介绍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于1894年第一次举办了中国绘画展。这个展览标志着美国对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兴趣开始升温，这也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成为美国亚洲艺术收藏重要中心的一个起点。从此美国人渐渐开始了解中国文化，接触到中国绘画艺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确实有非常丰富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尤其在19世纪到20世纪。其收藏数量、品质离不开几位重要人物的贡献。在这里就要提到两位日本人，著名学者冈仓天心，他是美术理论家和文物保护者，他曾经担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负责人。冈仓天心励志于推动东亚艺术，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建立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代表性著作《茶之书》在西方广为人知，书中尤其强调了东方的哲学和美学。他的助手松村松年，是位艺术家和学者，他协助冈仓整理和扩展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东亚艺术展品，并在艺术品的研究和保护方面提供了支持。他们的合作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奠定了亚洲艺术收藏的基础，使其成为西方研究和欣赏东亚艺术的重要机构之一。
亲往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听到马未都和袁腾飞先生这样盛赞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后，我一直怀有一个心愿，十分向往能够亲自前往那里一探究竟。说来也巧，2024年9月波士顿举办“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节”，这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前往波士顿。我一向喜欢电影，也曾经参与拍摄过，这是题外话，按下不表。
当你走进这座博物馆时，会立即感觉到那浓厚的艺术气息，仿佛被一种强烈的艺术魅力所包围。有位国内朋友，虽未来过波士顿，但他对这里标志性建筑有所了解，他提到博物馆的正门有高大的石柱，擎天而立，气势恢宏，主体是两层的建筑赫然映入眼帘。朋友说，博物馆的正门前有两尊大石狮子是从龙门石窟搬来的，并让我发照片给他。
我满怀期待，围着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里里外外左找右寻，却始终没有看到这俩大狮子。他还等着我给他发照片，发视频，可是我找把整个博物馆的外围通通“清扫”了一遍，也没有看到这俩大狮子。
这朋友还不停地问我找到了没有？我继续四处查看，依然没有看到这俩大狮子。
他再次催促并半开玩笑地问，你确定你真的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吗？他的语气里透着怀疑，好像我是在吹牛，让我哭笑不得。我只好说，让我给你捏两个狮子吧。这时我想起了刀郎的一首歌《罗刹海市》，经过一番编排，结果变成了一段朗朗上口的顺口溜，我看完之后忍不住自己哈哈大笑，连自己都被这幽默感逗乐了，解气，真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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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西安来了一个小伙儿，他叫马骥，老风流，骨气强，纯然华夏子弟。如今他神神叨叨对人生失去了热望与真意，只剩满怀迷茫与叹息。从他的嘴巴里乱说一气，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成了他的真谛，博风打浪成了马户，流落恶地成了又鸟，马户驴又鸟鸡，一场乱局戏中迷，风浪催人志难平，归宿意识虚空里。我确确实实在波士顿，又确确实实没见到龙门狮，好像真相都成了猜疑的游戏。你想让我指狮为马吗？那我只好给你捏两头狮，真假不过一场虚幻的把戏。
因为我的飞机是当天下午起飞，要返回法国。所以在波士顿博物馆的时间并不长，然而，前面的一个多小时，我“全心全意”围绕着那两个龙门石窟的大狮子打转转。后来这位朋友才确定，他可能是听错了，或者是看错了，那对“龙门双狮”根本不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事实上，有许多介绍文物的博主或自称专家的人根本没有亲自来过现场，只是靠道听途说瞎扯瞎掰。正因如此，唯有亲自来到博物馆，身临其境，才能写出真正有份量有灵魂的文字。
第二对，乾隆时期的景泰蓝花瓶，这对花瓶带有盖子，造型优雅，色彩华丽。
第三对，一尊清代中期仿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鼎，造型宏伟，皇家气派。
第四对，清代中期，彩色将军大罐，气势磅礴，有古朴之风。
来到二楼入口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对明代铜制雕像，一文臣，一武将，分列左右，站立两旁，个子虽然不很高，但这哥俩气势莊重。抬头向上看，是一个半圆形穹顶，上面布满壁画，看来是描绘西方神话故事，色彩柔和，姿态优美，古典气息浓厚，令人目不转睛。转向右手边，便进入中国文物展厅。这里展品陈列整齐有序，空间宽敞明亮，柔和怡人，宛若闲庭信步，不由得让人细细地品，慢慢地赏。
无巧不成书，我在中国展馆碰上了一尊石狮子，并非一对。这尊狮子正是来自龙门石窟，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共有10个中国文物陈列厅，而这尊龙门石窟的狮子，便位于其中一个展厅的门口，可能我的朋友误认为，它位于博物馆的外部门口。实际上它在展厅内部。这尊狮子是唐代的作品，尺寸并不大，相比之下，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的唐代石狮和石兽个个体型庞大。在唐高祖李渊的“献陵”，武则天他妈杨氏的陵墓“顺陵”，那里的石狮子与石兽都比这尊来自龙门石窟的狮子大两倍。那些石狮和石兽是各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无论从规模还是艺术价值上都堪称珍品。当然艺术本身特别是古董，是无法比较的，没有什么谁比谁更好的问题。每一件艺术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无论来自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或民族，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这些艺术都应该受到尊重。
后来我对这位朋友说，“踏破铁鞋无觅处，龙门狮子费功夫”，我终于遇到了你所说的那尊龙门石窟的石狮子，虽然它并不很大。朋友听了有点垂头丧气。这位朋友是河南人，他一直认为河南的古迹文物是最好的最久远的最有历史价值的，如果谁要说山西、陕西的文物比河南好，他是不服气的。宁可说他的媳妇儿丑，也绝不能容忍别人说河南的文物比不上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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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听过袁腾飞先生讲解中国文物和历史。他说，其实河南和陕西的文物最多，这些宝藏大多埋藏在地下，只需轻轻挖掘便能揭开厚重的中国史，而山西的文物则大多数保留在地面，像是寺庙、壁画、木塔和建筑等都保存得相当完好，更重要的是山西人对保护文物历史有着深刻的意识，他们十分珍惜并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从不轻易破坏。
有一尊站立的佛像，来自上个世纪初，西安宝庆寺佛殿七宝台观音像，原本共有25件珍贵文物，让日本人“捣鼓”走了21件，并运往日本。还有4件不知什么原因，辗转到了美国，其中一件现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西安宝庆寺一件都没有留下，都被日本人一扫而光，通通都被搬走了。还有一尊隋代彩绘石雕观音菩萨立像，上个世纪初，也是来自西安的一座古寺庙里，后运抵美国。上面这两件文物都来自西安，实际上我也有些“地方主义”情结，对于自己家乡的文物特别关注。
水月观音，几乎是每个博物馆中国馆藏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由于其在佛像艺术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波士顿博物馆收藏了一件面相端庄，品相完好的宋代金铜水月观音像。这尊观音眉清目秀，嘴角含笑，微微上翘，微胖圆润的身姿呈现出完美的黄金比例。观音的坐姿优美，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气息，令人心生安宁。这是上个世纪初，波士顿博物馆向日本人的古董店“日本山中商会”购买的。这尊水月观音像的背后刻有文字，记录了时间、地点、寺庙等信息，它来自于宋代，山西稷山县。据记载，这尊水月观音像曾在明代由一位富商捐资修复，并上过彩漆。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观音像仍然保留着彩绘装饰，而这种色彩保存的尤为鲜亮，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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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的高古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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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纵使家财万贯，不敌汝瓷一片。目前记录在案的全世界现存汝窑瓷器67件半，广东省博物馆半件，可见存世之稀少，每一件都堪称稀世珍宝。它们绝大部分都收藏在博物馆中，北京故宫17件，台北故宫21件，上海博物馆八件，大英博物馆7件，其他散藏于美、日等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大概10件，还有在中国内地零散的两件，全世界收藏有汝窑瓷器的博物馆不到10家。比如，北宋汝窑天青釉盏托，全世界就3件，全在大英博物馆。北宋天青釉弦纹三足樽，也是全世界3件，1件在英国，1件在美国，1件在北京故宫。
汝窑，产于河南，因汝瓷工艺精湛，造型秀美，以名贵玛瑙入釉，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说。19世纪的欧洲人非常钟爱宋瓷的极简风格，因其色泽青翠，温润柔和而著称，如美玉般光滑细腻。1992年，在美国纽约一场拍卖会上，一只汝窑小蝶 1.4亿人民币成交，创下了世界陶瓷拍卖史上的奇迹。这次拍卖会上，让世人再次见证了汝窑瓷器的价值与美学魅力。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设有九个中国展厅，其中一个专门用于展示瓷器，展品中包括，汉代的两件罐子、北齐时期的一件小型酒器，隋代的园托盘和双连体酒壶，唐代的白釉花瓶，白釉小酒杯，小瓷枕等等。我一个不落地逐一仔细地欣赏每一件展品，看完瓷器展后，我步入绘画和书法展，继续探索中国艺术的瑰宝。
馆中的绘画与伪造大王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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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源的《溪岸图》流传过程颇为曲折。上个世纪30年代，它本是徐悲鸿手中的一幅画，后来让张大千“借”走了，到了50年代，张大千去纽约办画展，又被在美国一位书画鉴赏家王季迁，用“五马换六羊”得到了这幅画。1997年，美籍华人金融家唐騮千，作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用巨资买下王季迁手中的《溪岸图》，还有其它艺术品。这位唐騮千，将《溪岸图》又捐赠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幅画经历辗转，使得它在艺术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说到这里还未完，继续往下看，争议还在后边。
1997年，美国学者率先提出震撼性的观点，此画不是董源的真迹，是张大千的伪作，而且是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这一论点顿时在欧美、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学者中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表示赞同，有人反驳。两年后的1999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一场东西方国际讨论大会，围绕《溪岸图》的真伪问题，各方专家展开了专题讨论。这次赴美的中国代表团由7人组成，启功先生领衔，他不仅是著名书画家、国学大师，还是享誉国际文物鉴定专家。此外，还有文物鉴定领域的其他顶尖专家，包括书画、瓷器、青铜器等各个领域的权威，他们都是代表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平的人士。这场学术对话被称为“华山论剑”，因为中美双方在文物鉴定的标准方法和结论上，存在巨大分歧。中国专家带去了一些代表性文物，并对美国博物馆的中藏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质疑。启功先生以其过人的学知和幽默感，在言辞间针锋相对，直指要害，表现出他的风度和才华。美帝一方有美国专家高居翰，他是艺术史教授，不仅能阅读中文、日文，还被视为中国通。他提出14点质疑，挑战中国专家团的论点，这场讨论会无疑是一场学术界巅峰对决，备受各界关注。中国专家团无法反驳这14点质疑。因为中国人鉴定方法通常是凭藉肉眼观察，再结合个人的经验。
细细观察，这些精通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人，他们对张大千的了解颇为深入。1981年，敦煌许多洞窟里的壁画被张大千剥离、破坏，并取走。著名的藏经洞，17窟画有“侍女图”，上面被张大千题了许多字，甚至在画的下面也题了自己的姓名。张大千在上个世纪50年代，伪作五代山水画家关仝的画作，都以高价卖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那时，张大千正在哈佛念书，用出售伪作解决了他的学费、生活等各项开支。张大千被西方人称为“伪造之王”。他在仿制作品方面有超高的技艺，尤其擅长模仿石涛和董源的画风，其伪作连许多资深鉴赏家都难以辨别，他的伪作产量之大、涉及画家之多，使其伪造活动成为他艺术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张大千幸运地逃亡海外，否则这个“东方之笔”恐怕早已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看他还如何继续伪造假画。他将出售仿作视为光彩之事，这一行为也给鉴定专家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张大千一生充满传奇且热闹非凡，他追逐名利，擅于操控市场，同时又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国画大师。
2024年下半年，一位导演特意筹拍了一部关于张大千一生的电影纪录片。这部影片至今还未公开上映，仅在各地进行宣传。我非常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如何刻画和宣传张大千的，因为他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从艺术成就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国画大师之一；但从道德品行而言，他却不是一个严格遵守社会道德规则的人，其仿制名家画作行为，挑战了艺术界的伦理底线，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电影如何展现它的复杂人格和多面的艺术人生，值得期待。
馆中的其它画作和书法作品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确以其丰富的中国古代绘画真迹收藏而闻名，现藏有200幅宋元绘画真迹，件件都是极品，奠定了博物馆高古绘画领域的地位。其实，我只看到了几幅作品而已。起初我以为自己没有找对地方，就去问服务台，我告诉他们想看宋元时期的绘画和书法，但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听不懂，平时我的肢体语言很好，于是我拿起一只圆珠笔模仿拿毛笔的姿势，再拿一张纸放在桌上写下“书法”两个字。那位美国工作人员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热心地带我去找中国文物厅。据说，由于绘画和书法作品的脆弱性和保养要求，他们通常不会一次性全部展出。展品轮换是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艺术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光线和空气中造成损伤。绘画和书法作品的细节极为重要，任何微小的损坏都会影响其美感和文物历史价值。因此每一副作品的展示都需要精心安排和保护，即使只看到了几件作品，那些细致入微的线条与墨韵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我只好带些许遗憾离去，期待下次再来。
在一篇文章中，我看到2017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举办了题为《抱残守缺》的画展，该画展以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八破画”为主要展品。所谓“八破画”是指19世纪中期中国兴起的一种革新性的艺术形式，以八破为核心。这是首次在博物馆级别的展览上展示了这种艺术风格。“八破画”以具象手法，描绘稍纵即逝、昙花一现的文化遗存，比如，虫柱的书页，破损的信纸，烧焦的画作，残留的书贴，撕裂的信笺。老实说，对于眼前这些画作，我完全看不明白，根本摸不清头脑。这些所谓“八破画”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我更是一头雾水。不禁感叹，艺术的世界实在是博大精深，远非几本书或一些理论就能渗透的。看来还得亲自出去走走、看看、转转，才能真正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白铃安女士，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担任中国艺术部主任，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策展人和学者。她曾主导策划过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展览，其中包括对“八破画”的专题展览。作为对“八破画”进行系统研究的权威学者，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备受学术界和艺术界的认可。白女士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通晓中文，据说她的中文流利程度，甚至超过许多母语使用者，这让她在国际文化交流和艺术研究中如鱼得水。
1996年，白女士在安徽花费3万美元购得一座清代乾隆时期的老房，从拍照、编号、记录、到装船、到运走，整个过程耗时四个月之久，并用了19个集装箱，将这座院子完整拆解，并运往美国。到达美国后，她又耗费五年时间，进行清理、修复、重新组装，最终成功在美国原样重建了这座具有原汁原味安徽风格的中式老宅子。
现在有许多明末清代至到民国的古香古色的老宅子，因无人维护，无人问津，年久失修而逐渐凋零。然而，这昔日的辉煌在今天的徽州老宅找到了新的归宿，有了爱惜他的人。抛开意识形态，我们废弃的老房子，被美国人当成了珍宝，以不菲的成本与代价将它们妥善保存，变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让更多的美国人欣赏中国文化，何乐而不为呢？不得不赞白女士作为中美文化的桥梁和使者功不可没。有人说，一看白铃安女士的姓和名，便可确认她是一位拥有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在她的身上可以感受到德国人特有的严谨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这种特质贯穿于她的学术研究和策展工作，使她在中国艺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是凭借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她深入探索中国古代艺术，尤其是复杂多样的绘画和书法传统，将中国文化独特魅力呈现给全球观众。
翁同龢与其藏品的着落
后来我又在关注翁万戈，2018年，他在近百岁生日的时候，向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捐赠了183件中国文物，涵盖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书画、瓷器、玉器等，有130幅绘画，其中一幅名为《万里长江图》，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画家的作品，是翁万戈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往上五代的翁同龢，用400两银子购得。画家描绘了长江从入海口到源头绵延数千里的沿途风光景色，艺术成就可与《清明上河图》齐名，堪称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一大杰作。它不仅是艺术上的瑰宝，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至今仍在艺术界享有盛誉。
翁万戈，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翁同龢的第五代孙。翁同龢，集清朝的状元、宰相、帝师三大光环于一身，给同治、光绪两皇上当过老师。他还有俩哥哥，一是安徽巡抚，另一是胡广总督，可谓全家名满天下。翁同龢以书法和收藏名闻天下，翁家藏品很有文化气息，件件都是精品，代代相传，珍贵而有历史价值。但是当传到了现在的翁万戈手里，他却被称为“败家子”，因为他把家藏文物都捐了出去。这些家藏涵盖了跨越13个世纪，5个朝代。他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全部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有明朝沈周的画，文徵明的《九封家书》，以及八大山人、董其昌、陈鸿寿等名家书画，这些都是国家级别的珍宝。
当听说翁万戈计划要捐出一批文物的消息传回国内，一度引起不少的关注。有人甚至专程从中国来到波士顿，希望能将这些珍贵文物带回去，但遭到翁万戈的拒绝。这一举动不仅引发国内外关于文物保护与传承的讨论，也使翁家在文化界的声望蒙上了一层复杂的色彩。但是，翁万戈老先生还是解释道：“我认为目前（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条件，来保护和展示这些文物，我担心它们会遭到破坏或失窃”。为什么翁万戈提到失窃的事呢？据说，广州美院图书馆，有一位馆长在两年的时间里，居然调包了143幅名画。这位馆长把真品卖了。现在许多博物馆都有这个问题，博物馆许多赝品，那么真品哪儿去了？真品去向成为谜团。
我在馆内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找到翁家捐赠的那些文物，我尤其想看那幅《万里长江图》。这幅画在翁家收藏了上百年，视若生命，没舍得在上面题过一个字，也许是出于对作品原貌的尊重与珍惜。这种态度，体现了他对文物和历史的独特理解。
馆内的其他捐赠品
上面已经提到了翁氏家族的捐赠，还有台湾艺术家方君壁，1980年向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捐赠了114幅绘画与书法作品，这对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捐赠的产品中有一套四件的“齐白石立屏”，进一步增加了馆内中国书画收藏的规模，还深刻影响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在国际中国艺术研究领域的地位，展示了卓绝的声誉。
哈佛大学的名誉官员查尔斯，于1950年将钧窑藏品捐献哈佛大学博物馆，但他的收藏品大部分还是捐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他还提供了一笔资金，用于购买更多的艺术品，并用它的资金成立了艺术品基金会。
1951年，一位美国收藏家向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捐赠了232件中国外销瓷，其中有一只是以深褐色颜料绘制的“藩趣碗”，碗上所绘的是捕猎场景，灵感可能来自于英国版画。
一对美国夫妇对中国瓷器十分喜爱，他们将收藏的200多件精美瓷器，全部捐给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另外，一位美国收藏家，于1960年捐赠了一只极其罕见的明代早期釉里红碗。1969年又捐献了一只精美的元青花罐。这位美国收藏家捐赠了2件极其珍贵的产品，凭借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精湛的工艺，这两件藏品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收藏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还有一个团体，以集体之名向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捐赠了一块太湖石，由于其体积过于庞大，这块太湖石被安置在亚洲博物馆入口前的草坪上，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这块石头以其自然奇巧的造型和独特的纹理，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咫尺山林”的意境之美。
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陆续将家藏真品捐给国家，其中还包括杜牧《赠张好好诗卷》，是杜牧唯一的传世墨迹，是张伯驹用5000块大洋购得，为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还有宋代黄庭坚书法作品《诸上座帖》，赵孟頫《章草千字文》，以及范仲淹、宋徽宗等名人作品，这些都是张伯驹代表性藏品，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吉林博物馆文物中的半壁江山都是张伯驹赠送的。张伯驹的捐赠都是历代文物、书画类的精品，收藏品中许多在艺术史上有着独特地位，每一件都是无价的珍品，堪称镇馆之宝。
有一位73岁的荷兰人倪汉克，是位艺术品收藏家，在中国生活了16年，他将自己的收藏品150件，主要以瓷器居多,包括青铜器、象牙等，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倪汉克是艺术品收藏家，作为第一位向上海博物馆无偿捐赠大量文物的外国人，他的举动为文化交流与文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哈佛大学博物馆
当我来到波士顿才知道，这个城市拥有许多名牌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哈大拥有美国最大的图书馆，其规模为全球第5，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强调“真理、真实、真相”，其致力于知识、社会和人类等方面的研究与拓展，作为校训的“真理、真实、真相”乃是永恒目标。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比邻而居。两校之间没有栏杆，没有围墙，校园的边界与城市的街道自然相融。这种开放的设计，不仅是建筑形式上的选择，更是体现了对知识思想和自由交流的尊重与包容。事实上，欧美国家许多大学很少修建围墙，校园与城市的空间往往融为一体。这种设计传达了一种深刻的教育哲学，教育不应自我封闭，而应在社会的流动中吸取灵感，与中国古代讲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理念不谋而合。
在博物馆里，我兜兜转转，最后双脚还是落在有中国文物展厅的地方，让人瞬间回到千年之前的东方世界。展厅中展出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玉器、陶器、古代绘画、佛教雕塑、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馆内的许多展品，来自敦煌莫高窟。
提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说到蓝登•华尔纳，他是美国近代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同时也是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华尔纳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于1913年首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开启了美国学术界对东方艺术系统性研究的先河。他于3年后来到中国收集文物。作为一名学者和收藏家，他对敦煌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敬意。他的考察不仅为西方世界打开了认知敦煌壁画和雕塑的大门，也促成了许多敦煌艺术品流入美国。尽管他早年的探险行为在今天的保护理念下存在争议，但他对中国艺术的推广和对敦煌学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哈佛大学博物馆中，收藏的部分敦煌文物和壁画拓片见证了华尔纳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这些藏品不仅是艺术瑰宝，更是东方文化交流历史的印记，承载着复杂而多元的学术与历史意义。
华尔纳第二次来到敦煌，是在1924年。当他到达时，藏经洞中的文物已所剩无几，他只能买到几本残卷《妙法莲华经》《大般若经》等佛书，这也成为后世对他争议最大的地方。华尔纳给了王道士一些钱，王道士便同意让他揭取壁画。华尔纳使用最原始最简单的方法，用特制的胶布剥离壁画。他一共带走26块。然而剥离的过程对壁画造成许多损伤。莫高窟壁画大面积损毁确是人为破坏所致。华尔纳又给了王道士70两银子，将328窟，盛唐时期《彩塑供养菩萨像》，运回美国。这尊佛像如今就藏于哈佛大学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彩塑供养菩萨像》，被一扇大玻璃窗精心保护着，我得以近距离欣赏这尊距今1400年的古佛，但见其面相饱满安详，双手合十，彩绘依然清晰，神态逼真，仿佛穿越时光与人对视。这尊菩萨像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姿态端庄典雅，艺术价值极高，是中国佛教艺术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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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回到美国后， 写了《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穿越河西走廊》一书，记录了他在这条古老而艰辛道路上的冒险经历，以及对敦煌石窟的考察与研究。在中国西部广袤大地上书写了一个精彩的外国人探险考察的篇章。莫高窟的探索不仅让他名声远扬，同时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华尔纳还撰写了一部关于9世纪石窟佛教壁画的研究著作，名为《万佛峡》,深入解析了敦煌石窟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王道士与敦煌莫高窟文书
敦煌莫高窟与王道士的关系瓜葛重重，错综复杂。学者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书中指出，王道士对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具有毁灭性的。然而，根据许多资料记载，来敦煌莫高窟的外国探险者，把文物带走时，手中都有官方发放的许可证。有的甚至还有官兵为其保驾护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道士，又怎可抵挡？！
此外，还有人认为，他收了外国人的钱款，是为了筹集资金修缮莫高窟。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情这个小人物，这个曾被视为莫高窟“罪人”的小道士。其实，对于莫高窟的破坏，更应该追究的是腐败的清政府。1910年，清政府下令把敦煌文书运往北京保存。这些文书最初有2万多卷，但是在运输过程中，各级官员层层把持，私下盗取，每走到一个地方，敦煌文书就会莫名地丢失许多。当最终运抵北京时，仅剩8千卷了。多年来，在王道士的看护下，“敦煌文书”一直好好的，但当交给官方后却反倒所剩无几。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是较早向王道士购买敦煌文书的外籍人士。两人之间经常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沟通，他们从思想、文化到宗教信仰无所不谈，两人很合得来，彼此间非常投契。人就是这样，只有交流才能了解对方，王道士对这位英国探险家心怀敬佩，同时也被斯坦因的探索精神所打动。
1914年当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对斯坦因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其中流露出些许后悔之意：“当初没有勇气和胆识，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王道士）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和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募捐所得全部都用在修缮庙宇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毫。
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记述中，可以看到王道士卖文物，不是为了自己私利，而是为了筹资修复敦煌。然而，很多人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文物流落海外并不是王道士一个人的错，责任都归咎于他，使他长期背受骂名是不公允的。
事实上，王道士是近代发现和保护莫高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不容忽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一观点，认为莫高窟今日的辉煌，离不开王道士当年无心之举所带来的大功绩。为了敦煌延续和发展，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他出售文物的行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将文物送到了合适的地方。有人说，王道士卖文物“卖对了”，从结果来看，他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这些敦煌文书流落到各个文明国家后，得到了妥善保护和深入研究，从而催生了如今备受瞩目的敦煌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能有今天的影响力，最应该感谢的人非王道士莫属。
在阿富汗有一座世界闻名的巴米杨大佛，这是一座拥有千年佛教文明历史的旷世瑰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2001年这座大佛遭到塔利班政权的残酷轰炸，如今已面目全非。佛龛和殿堂内，数以万计的佛像与壁画已荡然无存。
新疆吐鲁番千佛洞，洞内有许多珍贵的壁画，文革中，红卫兵小将把壁画铲掉了，还用黄泥脏水在壁画上乱涂乱抹，使这些历史文物再次遭到破坏。
还有山东孔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有序。在中国历史和东方文化中有着显著的地位，但在文革初期，从北京来了一群红小将们举着造反的大旗，又是砸庙，又是挖坟。红小将们和一些当地的农民镢锨并用，尘土飞扬，充满了狂热和期待。深挖了3米还是黄土，直接用炸药雷管，一声巨响,黄土满天，原来是一座空坟。红小将们掘的不仅仅是“孔家店”，更是中华民族的命脉，这成为中国人永远的伤痛。杭州的岳飞庙，也被砸了，民族英雄也没躲过一劫……
如今，敦煌文物散落于海外各国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里，得到了妥善保存，供全球学者研究和探索。人类文明的遗迹本质上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并不一定属于它原生的地方。文明的瑰宝，最好的归宿就是文明世界。文物是文化的载体，只有保存在文明的国度里，才是文物最好的归宿。如今，这些文物究竟放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敦煌文书及其身世给我们的震撼和思考，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核心所在。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国外探险家、考古学家，正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华夏的文化典籍，使其流传至今。
我与“一带一路”世博会
2016年9月，“一带一路”世界博览会在敦煌召开。我作为领队，带了一个法国代表团前去参会。凡是“一带一路”途经的国家或地区，无论海上、陆地都派有代表团来参加。此次世界博览会吸引了7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敦煌，其场面盛大而壮观。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也出席了博览会，并发表了精彩演讲。
法国吉美博物馆馆长，她很年轻，充满活力并登台演讲，但她没有提及吉美博物馆也有莫高窟敦煌的文物。
中国方面聚集了多位重量级嘉宾，如莫言，在休息期间，他被众人围得水泄不通，人们纷纷上前合影留念，最终他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才得以走出大厅。此外还有于丹、蒙蔓等文学领域的知名人物出席，现场气氛热烈。另外还有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前敦煌研究所所长，著名画家和敦煌学专家。
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也来到会场。当时她已年逾80，却依然是一位干净、明亮，利落的女性杰出人物形象。常沙娜出生在法国，当她得知，我们是法国代表团，便用流利的法语与法国人进行交谈，令人印象深刻。她在17岁时，就读于波士顿美术学院，受到正规西方体系艺术教育，展现出非凡的文化见识。
还值得一提的是，一对备受关注的人物，美国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父母，他们对敦煌文化情有独钟。据说这对老人每年有半年居住在敦煌，半年返回美国。他们不仅长期捐赠资金用于支持敦煌的修复工作，还利用比尔·盖茨的影响力号召全球科研人员前往敦煌参与研究或提供科技支持，为敦煌的保护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为这次“一带一路”的世博会，他们也慷慨解囊，提供了资金和支持。 从这一点来看，比尔·盖茨的父母对中国充满友好之情，实际上中美人民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两国人民都秉持着善良和友爱的品格，只要心怀善意，我们总能与人和谐相处，建立持久的友谊。
莫高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经历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兴建。前后开凿千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是中国石窟中的绝世瑰宝，它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独特的外交和文化交流，使我们得以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佛教思想的宗派信仰和传播脉络。敦煌还有一个数字电影院，通过数字化处理，每一个洞窟都能全方位全景呈现，细节纤毫毕现。人们还可以通过网络访问相关数据库，轻松查找关于敦煌的图片和资料。这种现代科技的应用，让古老的艺术得以被更多人了解和欣赏。
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中国的四大石窟我曾亲身游历，这绝非夸张，那时年轻，四处奔走，渴望见证每一处人类文明的辉煌，至今仍令我心生向往，难以忘怀。
一段插曲：武则天和“除罪金简”
更大的一个遗憾在后面，这对老夫妻到了西安，既然是要写《武则天的传记》，理应去乾陵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一一亲自参观。乾陵不仅是武则天的永眠之地，更是了解她一生的重要历史遗迹。没有去乾陵却要写“武则天传记”，未免显得有些缺乏实地考察的诚意。既然不远万里来到西安，既然要写的是武则天的历史，竟然到了门口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实在有些可惜。对于一个想要撰写历史传记的人来说，连乾陵都没有去过，连武则天密切相关的遗迹都未曾踏足，如何能真正捕捉到那段历史的气息？
还有一个巨大的遗憾，他们没有请一位当地的导游。事实上，导游的作用至关重要，导游不仅会讲述有关武则天的历史，还会带领他们前往乾陵，参观武则天的墓，这些实地经验和讲解能为创作增添丰富的素材，作品更加生动和准确。否则，作品缺乏灵感和厚重感。这对老夫妻的“英格力士”非常棒，但他们确实错过了这一关键之旅，错失了许多珍贵的机会。
我问这对法国夫妻：“你们写的关于武则天的传记，都包含哪些内容”？他们倒是开门见山，毫不遮掩地说：“武则天有七个面首，有许多的情人。”听了这话，我心里立刻一凉，完了，这本书算是“瞎菜”了。要是只抓住这些八卦和肤浅的传闻不放，而忽视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智慧和非凡成就，那写出来的东西岂能有深度？！一本真正有价值的武则天传记，应该关注她如何打破封建禁忌，如何施展雄才大略，而不是停留在低俗的趣谈和无根据的故事上。
武则天的一生，既不是明君圣主，也不像有的史学家口中那样不堪，几乎她人生中的每一个决定都夹杂着无数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几乎贯穿了她整个执政时期。李治和武则天共有四个儿子，武则天的一生跟很多人都斗，包括她的骨肉至亲。为了巩固权力，把持朝政，武则天不惜亲手闷死刚刚出生的女儿，害死同父异母的长兄和外甥女，逼死章怀太子李贤，还将李显流放外地，几次差点害死李旦。甚至在晚年，因为宠幸张氏兄弟，将亲孙子李崇润、孙女永泰公主杀害。
早年武则天笃信佛教。到了晚年痴迷道教。风烛残年的武则天，经常噩梦连连。她自知罪孽深重，只能下地狱，不能升天，越来越害怕死亡。因为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她只好给自己找个后路，开始尝试寻找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就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姓胡的道士告诉她，把自己的罪过刻在金简上，以求除罪消灾。但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投到嵩山，天神们就会以此为凭据，消除她在人间所有的罪孽。武则天听后，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命胡道士督造金简。制成后，胡道士专程选择在七月七（公元700年）来到嵩山祈福。
胡道士在山顶先做法事，筑坛焚香，祷告上苍，向天地诸神祈祷平安，代武则天向上天参拜赎罪，随后将金简抛在了嵩山的峻极峰上。这一年武则天77岁。“除罪金简”，是中国发现的唯一的帝王“除罪金简”，独一无二，为研究武则天一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枚武则天的“除罪金简”，是在1985年一位农民在嵩山峻极峰采集中药时，在祭坛“登峰坛”边的石缝中，意外发现一块金属片，上面刻有字迹。经鉴定，这件长方形金片长36.2厘米，其铭文63个字。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迄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这就是“武则天除罪金简”，或叫“武则天金简”。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武则天晚年病痛缠身，“罪”当为病痛之意。当然真实的创作背景无法考证，但金简印刻文字，却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武则天的这枚“金简”是在嵩山被发现。嵩山，是五岳之中的中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神圣的地位。古代帝王实行封禅，通过封禅“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是一种十分庄严神圣的活动。帝王们认为，自己的丰功伟绩足够大的时候，才会大兴封禅之事。史书记载，最早的封禅帝王是秦始皇，是在泰山。在嵩山封禅的只有武则天。过去封禅时，女人不能参与，而武则天一生中在许多方面进行“改革”，在封禅方面同样如此。当年唐高宗李治封禅泰山时，此时的武则天只是皇后，就上表提出“祭天为封，祭地为禅，天代表男性，地代表女性，封禅泰山应破除旧习，让女性参与”。唐高宗李治便答应了。可见李治也是非常听从武则天的。
据史书记载，武则天一生在嵩山有过八次封禅活动。在武则天73岁，那年是公元696年，她以中国第一位女性帝王的身份前往嵩山，举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嵩山封禅。有学者分析，武则天的晚年越来越追求长生不老，她的道家思想，成为她晚年生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她频繁地亲临嵩山，其实就是来嵩山寻仙问道，以求长生不老。嵩山的历史文化悠久，《史记》记载：“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四岳各如其方。”嵩山是中华文明的圣山。从而看出武则天与嵩山是有渊源的。但是，史书中并没有记载武则天在嵩山投放金简的任何记录，有许多专家、学者对武则天的金简猜测、说法很多。对后人来说，“金简”也将成为“千古之谜”。
我又向这对法国夫妻介绍武则天陵墓——乾陵
乾陵，中国唐代唯一一座帝后合葬陵墓，象征唐代对武则天地位的肯定。那里埋葬着唐高宗李治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它是唐十八陵中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伟的一座，被誉为“关中金字塔”。它的规模宏大，景区周长达40多公里，占地约240平方公里。其主体建筑依山而建，气势雄伟。乾陵仿照长安城格局，以山为陵，呈现出唐代皇家陵墓的风貌。其中神道，自北向南，全长达千余米，两旁排列有大量石雕，包括文武百官，外国使臣，石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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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旁石刻群像，包括石刻翼马，昂首挺胸，浑圆壮观；石狮子，蹲踞着四对八尊，高大雄伟，巨头披鬃，瞠目阔口；鸵鸟五对；还有许多石头人群像等。这些雕塑个个造型生动，风格雄健，是唐代雕刻艺术的典范。
乾陵，是唐十八陵中唯一未被盗掘的一座陵墓。历史上有很多次被盗，但从未成功过，不管是黄巢农民起义军，挖出几十米长的黄巢沟，还是关中第一大盗温韬，此人可是职业盗墓者。他曾经率领5万大兵，3次上山，每次都遇突然天气大变，风雨大作，搞得他人仰马翻，而退下之后，便雨过天晴。他不知何故，深感畏惧，从此绝了盗乾陵的念头。还有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盗墓成风。国民党军队的孙连仲，命人真枪实弹炮轰，但瞬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有史可查，盗乾陵墓失败的就有17次之多。
人们不禁要问，汉武帝的茂陵被盗空了，唐太宗的昭陵被扫荡了，康熙大地连骨头都凑不齐了，为什么武则天的乾陵可以独善其身？
武则天的陵墓一一乾陵，位于陕西省梁山之上，整座梁山高耸挺立，四周环抱，正好像一个仰卧的女子形状。梁山的主峰，是头部。乾隆地宫就修建在这里。梁山前部两个对称的小山包，被想象为女性的双乳，所以又叫“乳峰”，地形起伏逼真。梁山南坡向两边延伸的山脉，如同女子自然分开的双腿。这就是民间所说的“乾陵是一位仰卧的女子”的说法,称之为“睡美人”，人称这里天下第一风水宝地。据说，武则天在选陵墓、地点时，亲自过问，甚至有风水师傅专门为她选择梁山，认为这是“天造地设”的吉祥之地。
其实，我并没有向那对法国夫妻讲述关于武则天陵墓选址的故事。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这个，又怎么指望他们相信呢？ 一个袁大仙儿，一个李大仙儿，会把这俩法国人讲得一头雾水。有朋友讲，法国人其实也有类似风水的东西，他们对城堡、教堂的选址，也讲究某种“气场”，不过他们可能不叫“风水”。所以说，虽然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但人类对“天地之间的秩序”的想象却是相同的。
临潼兵马俑的故事
这4个农民兴高采烈地围坐在桌边，憧憬着一夜暴富的美梦。他们用两只破旧的麻袋，装着两件举世罕见的国宝，从临潼一路偷偷摸摸地来到西安。他们约在西安火车站附近的一家还算上档次的酒店里“接洽”，打算和这位港商做一桩惊天动地的交易。这四个农民，平时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可如今，他们却觉得自己像是谍战片里的特工，行动神秘而“滴水不漏”。他们自以为计划得天衣无缝，谁知破绽早已百出，走漏的风声早已传进了公安的耳朵里。
或许秦始皇打死也没有想到，两千多年后，他的陪葬军队竟然成了点石成金的“财富密码”，点亮了西安旅游业的火炬，造福了一方百姓。而带动西安GDP增长的，是他的陪葬墓“兵马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