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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今天踏上非洲的土地，以湖北科技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考察尼日利亚农业，我仿佛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农村，回到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农业战线。
我姓农，出生于汉川南河乡枫岭村。这是一个江汉平原上的村庄，第六村民小组聚居着严、何两姓，不过百来户人家。我的家族世代务农，土地是我们最深的根系。
一、土地上的少年时代
我的童年与“穷”字紧紧相连。那是人民公社时期，田是集体的，粮食是按工分和人口分配的。一家七口，父母终年劳作，所得往往仅是糊口和微薄的油盐钱。一件衣服，哥哥穿了弟弟穿，只有过年才能盼来一件新衣。我从记事起就跟着哥哥姐姐在生产队干活，插秧、锄草、割谷、摘棉……几乎所有农活，都浸透过我年少的汗水。
1977年，改变命运的风吹到了偏僻的湖区。那时，高中毕业的我正在为生产队放牛，与一位严姓大爷同住在湖边茅屋，夜伴煤油灯。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在放牛的间隙里，燃起了微弱的希望。我借来书本，在摇曳的灯下复习。命运眷顾了努力，一道我曾反复演算的数学例题，几乎原样出现在考卷上；而《学雷锋的故事》这类记叙文，更是我练习过无数次的。高考于我，竟有几分水到渠成的轻松。只是当年不公布分数，那具体的数字，成了永远的谜。
二、父亲的背影与家庭的坚韧
我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父亲是个勤劳却时运不济的人。他曾因从汉口带回些针头线脑、香烟火柴，卖给村民以贴补家用，便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屡屡被押去“上学习班”——实则是无偿的惩罚性劳动。我永远记得那个早晨，母亲忍泪让我去舅舅家找回躲藏的父亲。我看到他疲惫地躺在床上，双腿因劳动浸泡而溃烂。我哭着摇醒他，他默默起身，披上衣服，回到队里的水田里，弯下腰，继续插秧。那个弯曲的背影，是我对“坚韧”最早的理解。
三、时代转折与个人前行
1978年3月，我踏上赴武汉求学的路。不久，农村迎来巨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父母终于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耕耘，吃饱了肚子。父亲更是凭着一股狠劲，拉板车、做手艺、起早贪黑，供我们读书，最终为弟弟盖起了结婚的新房。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湖北省农垦局，从秘书做起。农垦系统如同一个微缩的社会，我在此深入了解了中国农业的另一种形态——国营农场。那些年，我频繁下乡蹲点，调研春耕秋收。
1986年，我作为省委培养的“第三梯队”干部，下派到麻城市许家乡任副乡长。最难忘的是为沈家庄修建大桥，为解决钢材指标，我曾以一杯酒换一吨钢的“承诺”，陪市物资局长喝酒直至胃出血送医，最终换来十吨钢材的批文。那段吃“派饭”的日子，乡亲们把碗里最好的菜夹给我，那份质朴的深情，沉甸甸地留在心底。
四、耕耘与回归
下派期满后，我回到省农垦局，历经多岗位锻炼，曾为省里多位领导起草讲话稿，参与省委重要会议。体制内的二十年，是服务与耕耘的二十年。
2020年，我选择转换轨道，辞去公职，创办经济文化咨询公司，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地方发展，担任省财政厅世界银行与省科技厅科技项目评审专家，为诸多惠农项目引入资金与资源。
然而，当事业步入平稳，心底那个最初的召唤却愈发清晰。我最终转让了学校，关停了公司，决定将余生交付给文字。我重新拿起笔，回到了我精神的故乡——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
我将深切的同情与热爱，倾注于诗歌与散文之中，相继出版了《为荷而来》、《太阳与大海》、《一起向未来》等作品。笔下的乡村与农民，不再仅仅是记忆，更是我生命与情感的源头活水。
我姓农。从汉川的田埂出发，走过体制的楼宇，闯过市场的浪潮，最终，我的笔尖又落回了那片广袤的、滋养万物的精神原野。这或许，就是一种宿命般的圆满。
2026.1.15.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