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底，我走进军队。
参军一直是我的憧憬，我的父母都是军人出身。我在军队大院度过了我的全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对我，军队就是家，我的周围有很多真正的战斗英雄。我从小崇敬他们，老师也是这样教育的。在我的心目中，参军入伍就是继承父辈的事业，为保卫祖国，解放全人类奋斗。
我走进军队整整五年。又正是世界观成熟时期。五年的经历使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军队。和我崇敬的部队大不相同。
1971年到1976年，正是文革苟延时期。特别是在此期间发生了“林彪事件”，整个中国社会被意识形态捆绑，举步维艰。我躲进部队，与社会半隔离，冷眼旁观。
我一直以为，我的入伍就是个“错误”。不是入伍的选择，而是部队的选择。
1971年在太谷县征兵，是有着光荣传统的15军。可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动员我，父亲在太谷县休养，最好在晋中分区入伍，便于照顾。
我回内地，本就是为照顾父亲，况且并不了解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区别。到了晋中分区，分配在左权县中队。我以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971年到1976年是文革动乱，党内权力斗争的高峰时期。特别是“林彪事件”，极大地震动了军队。“9.13事件后”，军队大批判，大清理。不仅相当一批干部被处理，而且部队长久形成的思想作风也受到冲击。
从历史角度看，1953年，彭老总提倡学习苏军，军队正规化被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1973年林彪事件后，“突出政治”，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被批判为“空头政治”，形左而实右。部队在左右摇摆中失去重心。干部战士人心惶惶，都在观望。不仅军事业务荒疏，而且思想、政治管理混乱。
我在五年时间里，三次提干，因为种种原因受阻。主要原因在于我的“骄傲”造成和基层领导的抵触。
主要原因在我。不识时务，爱提意见，自以为在维护中队战士利益，伤害了基层权利阶层。再就是作风不拘小节，我那时不仅戴手表，而且为了学英语，请家里寄来一台8管超外差半导体，确实“鹤立鸡群”，“不检点”。提干受阻几乎是必然。
当然，在左权当兵，而且是地方部队，最多的是和百姓交往。那时军管，人武部政委就是县委书记。军队在百姓面前，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我们交往的大队干部，能到县中队吃一碗肉馅饺子就是很大的“殊荣”。
那时左权的百姓，大多只能吃政府提倡种植的“矮杆高粱”（高产），很难消化。在山区偷偷种点谷子、小麦，被抓住还得受处罚。因为县委农业学大寨，平均亩产超过400斤，被称为“达纲要”。平均亩产500斤，被称为“跨黄河”。平均800斤，被称为“越长江”。而亩产量是和干部升迁紧密联系的，很像当今的GDP。
中队战士，那时一天的伙食费5毛6分钱。而“社员”每天的全天收入，大多在3毛钱左右。部队很特殊。
那时，每年上山打猎，为了和大队搞好关系，临去带点“大米”，村里的孩子稀罕得不得了。比起来，县中队简直就是“天堂”。我明白了，为什么百姓说：“当兵吃粮。”
县中队五年的经历，很难按时间顺序详细表述。要知道这五年，我每天除了执勤，多数时间在看书学习，仅读书笔记和日记就写了30万字。为记述那段生活经历，我选择几个主题。
（一）左权县中队的基本状况
左权县，史称辽州，位居太行山巅，那时只有十万人口。从通火车的阳泉市坐汽车，要穿越平定、昔阳、和顺三个县，整整走7个小时的山路，很闭塞。
县中队，一言蔽之，是县政府的专政工具。主要职能，对“阶级敌人”镇压，包括逮捕、拘押、劳改，直至枪毙。文革期间，没有武警部队编制，当时简称“地方部队”，以区别于“野战部队”。
县中队是个异数。连队的架子，可干部战士加起来一共15人，还经常不满编。主要工作不是军事训练，准备打仗，而是看监狱，就是个狱卒。我想起了《水浒传》的李逵。县中队队长是最基层的军官，类似于步兵都头，像《水浒传》中的武松，县太爷的衙役。
我们的主要工作，每天6个半小时执勤。白天两小时带班，两小时上岗。夜间两个半小时巡逻。从冬历夏，从不中断。
县中队最大的头头指导员，晋南新绛县农村高小毕业。队长换了两届，也都是农村兵，甚至只有初小学历。不仅文化程度低，而且眼界狭窄。缺乏基本的军事素养和军人仪表。唯一长处，人事沟通，几乎认识全县的主要干部。
中队十三个战士，山西人多，也有河北人。三次迎新送老（1972年因为林彪事件没有征兵），接触的不过21人。除了和我一同入伍的常铁建是榆次市人，初中生，其余都是农村兵。几乎三分之一没有文化。我在县中队五年，帮战友写家信，是经常的事情。我真没想到，一个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部队，竟是一支近似中世纪的文盲部队。
县中队的工作除了看监狱，还有很多内容，一句两句说不清，现举例说明。
1.逮捕罪犯，处理突发事件
我在县中队五年，多次出任务逮捕“犯人”。那时公检法取消，“罪犯”基本上是大队社员，由公社革委会提出，县军管会批准，县中队执行。记忆最深的是，1971年镇压“一贯道”。左权山大，闭塞，怪事多。寒王公社大山里出了“一贯道”，我们奉命逮捕。
走时就交代，反动组织，称霸一方，据说光道长就霸占了六七个女人，还分封正宫、妃子，是山里的土皇帝。
我们赶到，已经有基层民兵在偷偷监视。我还记得道长姓张，有三个儿子。干部叫开门，他们发现有人穿军装，就拿起锄头、铁锹拒捕。崔班长走在最前面，铁锹砸下，崔班长用步枪迎击，把上护木都砸飞了，很紧张。后来在我们和民兵的共同努力下，把他们父子四人制服，五花大绑，逮到了监狱（看守所）。
那时虽然公检法已取消，但军管会有负责预审的干部。我还记得，那个老道长硬气，拒不交代。预审干部先是用鞭子抽，还不低头，就用烧红的熨斗烫。那个老人居然忍住不吭声。我想起《红岩》里的“白公馆”、“渣泽洞”。明白，文化是一脉相传。
文革后，报道辽宁的张志新事件。多数人看了恐怖，我不觉稀奇。那时左权县枪毙犯人，为了防止“犯人”呼口号，不是割断喉管，而是嘴里填上棉花再勒口绳。押解战士拉紧口绳，“犯人”不要说喊叫，连气都出不来。不到枪毙就快闷死了，很残酷。
再有一次，堡则公社大山，一个武乡的放羊老头，据说点火做饭造成山火。我和一个军管会干部（原公安局干警）出任务。所以印象深刻，记得老人看到我们，吓的涕泪交流，跪在地上磕头。我那时知道了什么叫“磕头如捣蒜”。他哀求，一口一个“老总”，说羊是乡亲们的。我很同情，可也无奈。我没有对他五花大绑，让他坐在摩托车挎斗带走。那时左权人和武乡人为山的放羊权属经常闹矛盾，倒霉的是普通老百姓。多少年了，每当想起这件事，耳边还能响起“老总饶命”的求饶声，我至今心痛不已。
在左权五年，经历的类似事件很多，日记也有相应记录，不做摘抄，简单举例。
有一件事特殊，把当年日记列在这里：
1973年 6月18日 阴
早上遇到突然袭击，把我们整的手忙脚乱，平时存在的问题也都暴露出来。
事情的经过：今日凌晨，一个美蒋制造的宣传气球，在十里店西寨村落下，挂到树上。民兵以为是空投特务。
5点13分，武装部接到通知，立即电话命令中队，去五个全副武装的战士协助处理。
事情来的突然，指导员、队长都不在家，大家没有一点儿精神准备。我起床安排，带上董全乐、黄钢平几个战士出发。中队的事交给常铁建、仇士江两位班长。
由于：
1.几个班长平时缺乏单独工作锻炼，事到临头不够冷静，互相依靠，处理问题不果断，缺乏主动协作精神；
2.平时装备就不齐，临时找不到望远镜；
3.个别同志在关键场合不服从命令，结果近半个小时才拉出，武装部首长十分生气。
我们几个坐摩托赶到十里店，已经有民兵远远把守。好大的一个气球，也许有几间屋子大小，飘在山坡，底下拖着一个筐子。看不到有人。我隔着近百米打了一枪，没有动静。和武装部张科长过去检查。筐里有收音机、衣服、袜子、巧克力、点心，最多的是传单。也不知左权离台湾有多远，怎么就飘到了这里。拉到了武装部，报告分区。
造成出发慢的原因，一是战备观念差，和平麻痹；二是平时没有制定紧急情况处理预案。根据这些，我主持制定了几条措施：
一、利用这次事件，进行一次战备，敌情教育；二、全面检查装备；三、展开讨论，进行纪律教育。总之这是一次教训，要记取，印在脑子里，平时努力纠正。
* * *
从日记可以看出，这是一次突发事件。正是凌晨五点，武装部打来电话，我被带班战友叫醒，接电话。部里命令，有敌情，要求派五个战士全副武装，跟随武装部张科长出任务，还特别嘱托我，要带上望远镜。并且说，民兵已经出动，中队动作要快，已经安排摩托车来接。
正是凌晨，大家还在睡觉。又赶上指导员、队长都不在家。中队只有两个班长，平时也没有预案，有些慌乱。我临时决定带四个战士前往。检查装备，望远镜被队长收藏，费了很大劲才找到，耽误了十几分钟，首长很生气。
爬上山坡，很远就看见一个白色的飘在半山的气球，有几间屋子大小，底下拖着一个筐子，挂在山崖。张科长谨慎，命令我打一枪看看动静。我对着气球和筐子的结合部的一个装置开了一枪，我相信击中（我那时代表分区，参加过射击比赛）。等了等没动静。张科长要求其余战士就地监视，我和他走过去检查。
一个全白的硕大气球，挂在半山。打开筐子检查，有半导体、尼龙袜、巧克力。最多的是花花绿绿的传单。我看了内容，大体“抨击文化革命，问候大陆同袍”。我们把气球带走，上交分区。
那是我当兵五年唯一的一次和台湾“蒋匪帮”（那时的称呼）发生交集，很紧张了一天。
还能记住的突发事件有：
1971年，堡则公社松树坪煤矿塌方救援。
1972年5月，63军副军长余洪信杀人、自杀，逃到山西，一级战备。
2.武装监押“罪犯”
说俗点，“看押犯人”，是我们的基本工作。
左权县看守所不大。10间青砖平房，围成一个四合院。正北一座两层小楼，住着中队战士，楼顶平台是哨位。内有8间男监，一间女监，一间木工操作间。平时看管大约三四十名未判的“罪犯”。
看监狱简单，不管白天黑夜都是双岗，一人带班，在监狱门房看守电话，一人在哨位看管牢房。
牢房每间七八个犯人不等，一条火炕占去一大半，一条窄窄的过道，里面一个马桶。犯人平时半躺在炕上，有监管干部任命的牢头管理。
牢房的窗户糊着纸，没有玻璃，光线阴暗。打开牢门，一股骚臭夹杂着煤烟味。我第一次接触，很不适应。
“罪犯”每天放风20分钟，上厕所，刷马桶，围着院子走动，院子很深，基本上晒不着太阳。
看守所最好的“岗位”是“炊事员”，大都由“犯错误”的干部担任。做饭简单，熬粥，蒸黄，有点菜叶，有点咸菜。罪犯“炊事员”一个“重要任务”，是为中队熬猪食，就用犯人的灶台。
犯人五花八门，各色人物，有能人，受到“优待”。有一个姓蒋的犯人有手艺，不仅为武装部干部打造家具，还为我们刻“象棋”，用医院的胶片做扑克牌。为战士们做木柜、搓板，我复员还带到北京一块，用了很多年。
在此记录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犯人”如下：
“犯人”1：刘维州
我之所以能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他是文革初期从北京遣返老家。因为没饭吃，偷了大队的粮食，被公社“送到”看守所。因为不服“管教”，受虐待，下场很惨。
怎么惨？刘20岁出头，北京长大，有点见识，在犯人中有威信，居然顶撞管教干部。当时的管教干部杀一儆百，把他捆绑在手推车上，两只胳膊捆在扶手，半悬着靠在墙上。
他不断嚎叫，哀求饶命，管教干部不管。直到半夜，声音都岔了气。我感觉要出问题，提醒管教，还是不管不问。第二天凌晨，刘维州已然气若游丝，叫醒管教，放下来。没想到双臂坏死，最终齐根截断。一个大好青年，失去双臂，重度残疾，实际失去了生活能力。我不知文革究竟种下了多少仇恨，能使人铁石心肠。后来看到其它犯人喂他吃饭，内心凄然。
那个管教干部是个复员军人，没受过文革前的“干警”培训，心黑手辣。可这件事始终没有处理，文革后管教升了官。30年后，我再去左权看他，我们都没提这件事。他已从县公安局局长位置退休。
“犯人”2：
权且叫“小张”，十五六岁。父母双亡，四处流浪，因偷窃被送到看守所。我之所以能记住他，是因为一件“奇事”，越狱。怎么越狱？想从看守所的厕所逃跑。土厕所，很窄的蹲坑。粪池有一半在围墙外。他居然勉强挤进粪坑，想从后面爬上去。可粪坑太深，上不去。呼叫“救命”。我见到他时，还站在粪坑内。满头满脸粪便。我不知这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冒此风险。
还好小张事件发生在刘维州事件后，虽然遭受了一通“批判”，没有进一步虐待。事后几个月被释放。说到底，不过生活所迫，小偷小摸。也不知他现在是否在世。
“犯人”3：
姑且叫老王。老王60多岁，看守所资格最老的“罪犯”。据说解放初期“镇反”，有人举报他参加过“中统”，被抓到这里。可判刑没有证据，一直不能落实。直到文革，没人过问。居然在这大山区的小看守所呆了近20年。老王白净面皮，很文静，几乎不说话。有人说，民国时期，他做过教员。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1974年他被释放。据说有领导干部为他担保。
我知道了，误抓误判，那时不稀奇。一个人的一生，在小黑屋里沉沦，仅仅因为诬陷，也没人承担责任。
“犯人”4：
老边。一件奇案。老边原是寒王大队书记。因为在石匣水库划船渡人，船翻，造成十几人死亡。自己跑来看守所，要求关押。也确实关了很多年。因为他是村干部，县里也了解。就叫他为犯人做饭。我在左权五年，他一直在看守所，看上去很安心。直到我临近复员，他才被释放出狱。可他根本就没被判刑，也没被劳改，不知个中有什么蹊跷。
文革，监狱也有受批判的老干部，大多关押时间不长。
看守所“罪犯”，最幸福的事是劳动。那时军管，县里为补助武装部和县中队，拨了50亩水田（左权种水稻）和二三十亩旱地。武装部干部自然不管，只等分粮食。中队战士也很少自己耕种，主要靠犯人。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出去种田，犯人努力表现。
那时我们也经常自嘲，当的“庄稼兵”。
监狱就是个小社会，鲜明的记录着那个时代。我在那里接受了太多说不清的教育。
（二）中队作风建设
部队的作风是个看不见说不清的东西，却是部队的灵魂。
我从小在部队大院，是听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的歌曲长大，对部队作风建设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特别是文革，突出政治，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作风建设被抬到吓人的高度。革命传统被誉为军队的灵魂。我也一直这样认识。
要知道我是1971年入伍。正是林彪事件之前，突出政治登峰造极，我对军队充满幻想，一心以为走进了革命的大熔炉。
到了部队，接触到实际，大吃一惊。
第一奇怪，军容风纪要求很严，却基本没有军事训练。我们在新兵连，早操不可或缺，口号喊的山响，那是驻军的特点。可县中队不同，不出早操。
慢慢理解，一共13个兵，而且每夜排四班执勤，8个人上岗，2个半小时，非常困乏。最重要的是，分区检查，评“四好连队”不看军事技术，只看事故率。只要没出问题，就是良好。
评“四好连队”最重要的指标是内务，被子要叠成“豆腐块”，挎包要挂的整整齐齐，牙刷、牙膏要摆放一致，连牙膏挤用的程度都要相同。院子更要一尘不染，墙报要有标语口号。
军事技术，每年有一次打靶和投弹考评。中队基本是“考什么，练什么”，临阵磨枪。其实基础军事训练主要由分区教导队培训。每年有一次班长、副班长轮训，普通战士接触不到。
第二奇怪，只有两个干部，还很特权。不仅干部经常“吃小灶”，而且干部家属探亲，一住几个月不走，吃战士灶。要知道，只有15个人的口粮和菜金。更别提让战士洗衣服，干家务，我很惊讶。
慢慢理解了，农村苦，吃不饱，小孩又正在长身体。况且，中队只有两个干部，分区远在200公里以外，天高皇帝远。侵占战士利益既是无奈，也是必然。
其实我到中队，第一任队长夫人受过初中教育，有三个孩子，很自尊。也知道占了战士便宜，主动帮厨，喂猪，给战士缝缝补补。看到那三个孩子，我很同情。要知道，文革已经7年，没有调整工资。那时，部队干部工资最高。队长1961年的兵，每月收入60多元，还有困难，普通家庭可想而知。
第三奇怪，文化程度低。我刚到中队，13个兵，只有我和常铁建是初中生，其余战士大多是初小（小学四年级），还有三个文盲。15个人，两个干部还分成两派，明争暗斗。
尽管那时“三八作风”喊的山响，部队作风很烂。
我这样写，也许你不信，请看看我1971年的日记节选。
1971年 7月7日
5号离开左权，来到榆次。参加“晋中军分区1971年度四好初评汇报”。汇报本应是中队指导员，可指导员病了，队长又不在家，临时决定由我参加。
上午，分区刘政委讲话，政治部张主任动员，政工科张科长主持（讲话内容从简）。
张科长：开两个会议，一是交流经验，二是了解情况，回顾半年有什么问题。安排：
一，拿出一天时间听各单位汇报；
二，汇报抓重点，主要是部队都有哪些活思想？初评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哪些问题？总结半年的经验，重点在班排干部。
各单位汇报:(简要摘录)
1.独立营一连。上半年，抓班排干部摸底，办学习班，抓1/3，抓典型。先抓了一排，有了经验再推广。上半年评出，五好战士50名，占50%，其中党员11人，团员19人，群众22人。学毛著积极分子8人，四好班4个。
问题：1，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有差距；2，一好与三好的关系摆不正；3，出了事故，岗哨失职，在哨位打野鸡。上半年没评上四好连队，下半年争取。
（以下类推，主要摘录存在问题）
2.祁县中队，四好班一个，五好战士五名，占40%。通过摸底，对凡是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同志，一概不评五好。两个班长、两个老战士没有评上。
全队总的来说进步了，通过初评，有了新气象。过去学习坐不住，
现在能坐了。
问题：（1）支部团结不够；（2）对干部管理教育不当。中队长把粮食搞出去几百斤，严重错误。战士揭发队长，逼迫战士差点自杀。
3.和顺县中队（从简）。
4.独立营二连。（从简）
5.昔阳县中队。评了8个五好战士，1个四好班，3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上半年形势好，生产成绩显著。卖了三头150斤左右的生猪，眼下还圈存12头。
存在问题：个别战士觉悟低，被犯人妹妹拉拢，为犯人偷递信件。
这个典型教育了大家，上半年评不上四好。
6.榆社县中队。（从简）
7.独立营三连。（从简）
8.太谷县中队。上半年生产丰收，养了十几头猪，100多只鸡，种了20亩花生，20亩麦子，10亩玉米。9个五好战士，1个四好班，2名学毛著积极分子。评为五好食堂，四好中队。
9.介休县中队。（从简）
10.寿阳县中队。（从简）
11.盂县中队。（从简）
12.灵石县中队。四好班一个，活学活用毛著积极分子3人。
问题：（1）中队食堂管理混乱。队长私自挪用生产粮900余斤。用队里的白面出去换粮票，细粮换粗粮。侵占战士利益。目前已经还了600多斤；（2）用生产的钱给私人买运动服；（3）私自上山打猎；（4）管理教育不严，发生争吵。纪律松懈，造成枪走火；（5）不学习不管理，干群关系极不正常。班子不团结。
措施：狠抓学习毛泽东思想，加强全队干部战士学习自觉性，坚持一切工作把学习放在首位，提高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坚持一好带三好，全面创四好，整顿作风，加强纪律。
13.榆次县中队。四好战士9名，四好班2个，学毛著积极分子3人。
存在问题：（1）有的战士和商店服务员乱搞，中了糖衣炮弹，纠正及时，战士认识错误态度比较好。（2）浪费严重。
14.平遥县中队。五好战士6名，学毛著积极分子2名，2个四好班、四好食堂、四好中队。
问题：有好人主义倾向。
存在问题：一罪犯逃跑7小时才被抓住.。
15，独立营三连。（从简）
* * *
这是1971年中期，我入伍半年，代表中队参加分区“四好连队”初评的日记。我到中队半年后，给分区的汇报材料基本都由我起草。指导员有自知之明，也乐得清闲。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级别的会议，会期3天。刘政委动员，政治部张主任主持。与会的14个连一级单位，都是指导员参加。只有我一个战士，还是新兵，我很紧张，做了详细记录（回家汇报）。
这里只引用很少部分，只为说明当时地方部队存在的问题。
看看吧，有侵占战士利益贪污，压迫战士差点自杀；有乱搞男女关系，为犯人通风报信；有上岗失职，造成犯人逃跑；有在哨位打野鸡，严重违反纪律。要知道，这是全分区四好初评会议的记录。
分区不过一个独立营（3个连），13个中队。满打满算五六百个兵，就有如此多的问题。这还是自检自查暴露出来的。没说出来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
要知道，那时还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期，突出政治，加强作风建设喊的山响，地方部队就存在如此多的问题。
我到左权中队半年，一直以为左权中队作风散漫，落后。参加分区会议才知道，左权县中队不是最差的，部队建设普遍存在问题。
我在这里保留的是有问题的连队、中队的记录。为什么保留太谷县中队的部分记录？是为了告诉你，那时县中队都种地、养猪、养鸡。那是地方政府给部队的福利，也是部队军管的特权。收获呢？大部分给了武装部、军分区，甚至省军区的领导。
这是个怪圈，部队跟老百姓争地。争来的地，由“罪犯”耕种，部队获利。部队是级别越高，获利越大。这种状况，我当兵的五年，一直延续。你看，军队从老百姓处得到土地，由犯人生产，所得利益不仅满足各级首长，战士也沾光，皆大欢喜。
那几年，我参加“军事五项比赛”，成为特等射手。每年冬天，首长催促上山打猎。打到的狍子、野猪、山鸡送给武装部首长。武装部首长再送给分区、省军区首长。中队指导员用战士养的鸽子贿赂分区领导，理直气壮。那是个利益链，战士们已经习以为常
事实上，林彪事件后，批林批孔，部队特权不仅没减少，反而越来越甚。我在军队五年，见过太多领导侵占战士利益，也做过日记，不列在这里，没有意义。
事实上，我那时还是太单纯，相信正面教育。在围绕保护战士利益方面，和中队两个领导多次发生龃龉。
代价很大，我的提干问题，在部队五年，三次被分区干部科提出，受到队长、指导员阻挠。
我那时想提干，不全是为的个人前途，更主要的是未婚妻刘彬燕还在昆明。要想调到一起，最简单的办法，提干升官带家属。
1975年底，我已经放弃提干。那时地方部队转公安，部队思想很乱。我不想留在山西，想回北京。
没了提干的压力，无私无畏。1975年，指导员获准带家属。他不仅从中队拿走钱、粮食、煤，还拿走大量家具。我很愤怒，到武装部追回，我和他最后撕破脸。
很多年后，我读到这样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三）我的军事生涯
我在地方部队五年，变化很大。最奇葩的是，1973年我代表军分区参加省军区军事五项比赛，取得不菲成绩。1974年又被选拔，代表山西省军区参加北京军区“军事五项”比赛。
军队“大比武”有传统。1964年，贺龙、罗瑞卿主持军委工作，军事训练“大比武”轰轰烈烈。文革贺龙、罗瑞卿被批判，军队建设突出政治，“大比武”被批判为“单纯军事观点”，军事训练放松。
文革中，又是地方部队，不重视军事素质。可大形势来了，挡也挡不住。什么大形势？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五项比赛，全军选拔尖子。我走了“狗屎运”。
日记太多，我选择1974年比赛做集中介绍。因为1974年，我不仅代表军分区参加省军区比赛，还代表省军区参加北京军区比赛。比赛结束，还走遍七个军分区表演。一路还和山西驻军28军、63军军体队交流比赛。整整热闹了四个多月，是我军旅生涯最丰富的一段。
看看那时的日记：
1974年 5月6日
昨天赶到教导队，见到了一同参加选拔的梁培新、王战友。
选拔参加省军区军事五项比赛。分区作训科让我参加军体三项（器械操，200米障碍，5000米越野）。可我腰有旧伤，有些力不从心。已向作训科提出，我还是以射击为主，否则个人身体受伤是小事，影响分区的成绩是大事。准备掉几斤肉。
上午，李副司令员动员，郭主任，乔参谋长讲话。点明这次集训是为参加省军区军体选拔赛，为全军运动会选苗子。共7个项目，篮球、排球、乒乓球、射击、军体三项、游泳、田径。
分区从独立营和各中队选尖子，共57个运动员，李副司令员挂帅，作训科孙副科长、宣传科刘亚先，桑德意干事参加。
听说，63军已经集训了一个月。
初步确定25日到省军区教导大队选拔比赛。
1974年 5月7日
最终确定，我还是步枪射击。今年射击比赛难，两项，隐显目标和运动目标。隐现目标三种姿势，立姿无依托200米头靶，跪姿无依托250米胸靶，卧姿无依托300米半身靶，10秒钟隐现。运动目标，150米运动靶。训练时间还有18天，时间太紧，这道关不好过。
1974年 5月8日
上午选拔，最后确定留下步枪手2人，冲锋枪手3人，机枪手2人，手枪2人。女子步枪、手枪各一人。200米障碍赛三人，40米定点投弹3人。县中队系统，留下的还有梁培新、常铁健。
下午选拔，200米立姿，6发命中两发。250米跪姿，6发命中4发。200米卧姿，6发命中4发。18发子弹共命中10发。成绩不理想，难点在立姿。
射击，六分基础，四分运气，谁知道参加比赛的时候会打得如何，也许还不如今天。加强基础练习。
1974年 5月25日
昨天，李副司令、乔参谋长、郭主任、艾副参谋长来看我们，讲了比赛的目的、意义、注意事项。教导队晚上专门加餐，看得出，各部门全力以赴。虽说打好打不好都一样，可首长的期望，同志们的鼓舞，又岂能辜负。分区军事三项代表队组成，共18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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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22篇日记中筛选的4篇，记录那次选拔。
我是在探亲期间接到命令直接由北京到榆次参加晋中分区选拔。分区有独立营和各县中队的军训成绩记录，先在纸上选拔了57名尖子集中培训。
我很认真，拿了一个笔记本，每页画好2号半身靶，4号胸靶，6号头靶图案。每打一组，亲自检靶，标好弹着点，认真分析，调整准星，还换了一支枪。
检靶很麻烦。一组18发，卧姿300米，来回一趟就得600米。一上午打不了几组。
早晚在枪管吊砖头，炼臂力。上下午顶着太阳练瞄准，克服虚光干扰。没当过兵的人不知道，瞄准300米的半身靶，准星宽度4倍于靶身，难度很大。训练很辛苦，整整半个月，最后选出18人参赛。中队系统3人。
分区很重视，李副司令几乎隔一天就来一次。乔参谋长几乎是天天陪着我们。伙食也提高了标准，到1块5毛钱。我们知道，此次比赛，关系晋中分区在省军区11个师级单位的荣誉，大家很努力。
25号，我们18人，在乔参谋长带领下到省军区教导大队参赛。
看看那2天的日记。
1974年 5月26日
参加这次省军区比赛的共有11个单位，370名运动员。
明天上午开幕式。同时进行步枪、冲锋枪和手枪隐现目标射击比赛。下午是机枪。后天手枪集团目标，步枪运动目标射击塞。29日参观刺杀，军事体操，闭幕。
团体比赛有：男子射击，女子射击，定点投弹，200米障碍，四项团体成绩。各分区代表队，集中的都是尖子，人才济济，不容乐观。
越是这样，越是要冷静。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它。
比较有把握的，女子手枪和定点投弹。关键看临场发挥。
1974年 5月28日
真是越急越乱，小马病了。领导研究，决定由我兼项，参加运动目标射击。这才是赶着鸭子上架。事到临头，练也来不及了，只有：第一，沉着；第二，还是沉着。在比赛中掌握好击发时机和瞄准点，这是个考验。
上午运动目标射击，出乎预料，我竟然得了第4名。这个项目，我练的极少。所以能获得较好成绩。主要是临场不慌。在第1发走火，第2发没击中的情况下，不气馁，冷静地打下去，集中精力，掌握击发时机，消灭目标。果然，困难也怕冷静人，闯过这关。
下午项目：定点投弹，常铁建12枚80环，高振国10枚75环，两人分别为个人名次的第三、第四名，团体名次第一。
200米障碍，过高板障，贾惠忠与刘茂珍努力了，仅和第四名差2秒没取上名次。
至此，省军区军体运动会结束。
最终成绩出乎我的意料。4项团体成绩，晋中分区获一个第一，三个第四。我的隐现目标射击获得第六名。运动目标射击，获得第四名。取得两项比赛名次（射击比赛取前6名）。
还有梁培新的冲锋枪第四名，雷科长的机枪第六名，杜干事的步枪第六名，小田儿的运动目标第一名，两个投弹手个人名次第三，第四名，团体名次第一。在十一个师级单位首屈一指。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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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记。晋中分区首屈一指，乔参谋长乐坏了，请我们全体喝酒。
我们射击班，小马临阵病了，其实是吓的。我临时替补，没想到第一发走火，第二发脱靶，其余四发居然全部命中，而且环数不低，取得第四名，阿弥陀佛。
比赛结束，所有参赛人员归队。我们知道，省军区通过这次选拔，成立“军体队”，进一步集中培训，准备“八月一号”代表省军区参加北京军区比赛。谁能参加“军体队”，由省军区作训处选拔，大家等通知。
选几篇日记。
1974年 6月10日
昨天到分区报到，一共8人。今天赶到省军区教导大队。这次集训，由省军区作训处直接抓，100多人集训，运动员70多人，训练一个多月，住在大营盘，条件不算太好。刚开始。处处注意，准备掉几斤肉。
1974年 6月11日
我的项目确定半自动步枪对隐显目标射击。集训是个极好的学习。项目丰富，除了三种武器的隐现和运动目标射击，还有对抗射击，精度投弹、刺杀、器械、200米跨越障碍、5000米越野。教员力量很强，按参谋长的说法，都是专家。
不管将来搞什么工作，多学些军事常识总会有益。
1974年 6月29日
今天成绩上升，虽然还不理想，但比较稳定。上午打了三组，都是命中14发，下午打了两组，一次命中16发，一次命中13发，平均也是14发。卧姿的成绩好，跪姿还不稳定，立姿平均命中4法。争取卧姿、跪姿一发不跑，立姿上升到四发才对，这样就可以完成王教员命中15发以上的要求。还要努力，尤其是培养临场发挥能力，关键场合打出水平。
对抗赛打的一般，我个人比较理想，团体不理想，最快也曾经达到19秒，可一般都在25秒左右，要提高到20秒才行。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能在最短时间消灭目标，越少打支援，时间用的越少。这是群胆比赛。比隐现目标射击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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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大队集中了省军区范围11个师级单位的尖子。因为来自各个单位，大家并不熟悉，临时组建。省军区刘副参谋长任领队，教导大队王副队长任集训队长。我被临时任命射击队排长，手下有好几个现职“干部”。
入伍三年多，庸庸碌碌。第一次有机会凭硬功夫拔尖，很努力。两个月的集中培训，运动量很大，腰部扭伤，每天理疗，依然坚持训练，从没中断。
我的个人项目仍然是隐现目标射击。有一些改动：300米卧姿改为全身靶，250米跪姿改为半身靶，200米立姿改为胸环靶，减少了难度。也不奇怪，张教员测试过，300米距离，56式半自动步枪自然分布都会脱靶。
增加了一项“对抗射击”，是团体项目。
一个班10人，一挺班用机枪，两只56式冲锋枪，7只半自动步枪，代表一个军级单位。两个班对抗，对面200米并列20个钢板靶，平均每人一个靶。
两个班卧倒，做好出击准备。裁判员一声令下，两个班冲向20米以外的靶台，自行射击。谁对面的钢板靶先被消灭谁赢，很刺激。
训练很艰苦，一个月后，又淘汰了部分人员，组成了一个60人的体工队。期间故事太多，也因为在太原市，亲戚多，到处走动，对山西和全国的情况更加了解。
那时山西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和陈永贵不对付，受到中央文革压制。省军区干部看不清前途，情绪很大。加上太原市治安很差，流氓犯罪猖獗，人心惶惶。我们虽然在全力准备大比武，可对社会的变动很关心。每个人都在考虑个人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