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不决先喊妈。
我不知道别人家是怎么样的，反正我一遇到棘手的事，难过的事，迷茫的事就会跟我妈妈——别人口中的张老师诉说。
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们俩看待事物的角度都不一样。我是她口中的“未来悲观主义”，她是我眼里的“鸡血亢奋主义”。
我跟张老师的聊天也经常驴唇不对马嘴。我说东，希望她能跟我“同仇敌忾”，她就会扯到西且刚好是我雷点的西，瞬间点爆我的“火山”脾气。然后大概率是我单方面对她逻辑有误的地方“集火”输出，“撒泼”般让话题朝着零分作文的方向发展，微信聊天页面更是绿条条直飘。可怜的张老师输在打字速度和思维逻辑上，沉默时间之久，几乎快让我平复情绪并准备向她道歉。接着她发过来一大段“精雕细琢”的劝解话，又成功让我火大。
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呢？大概是我自己想通后，笑眯眯地跟张老师说“早上好”，“中午好”或者“晚上好”，还有“岁月静好”。她偶尔会调侃我，我纯粹是来吵架的，根本没想找她解决问题。
我时常反思自己，从小受张老师“世界上最丑恶的脸就是把一张生气的脸摆给别人”教育的我，是怎么能活的这么单纯无辜、直白好懂、藏不住事，把所有情绪都摆在脸上：开心了就笑得傻兮兮的，不开心了就摆个臭脸，要是对一个人有意见，直接就不理人了。
但在张老师有力的“批评教育”下，我面对他人时暂且能够藏住“小尾巴“，顶多撅撅嘴，耸拉个脸，却也不敢再进一步了。稍微说点自认为有点伤害他人的话，这个话就会在一个睡不着的夜里被翻出来，让我陷入“我为啥这么嘴欠，非要争口气”的后悔与懊恼里。
可叹我那天生反骨被她压的死死的。
可是紧紧捂住一个即将爆浆的灌汤包不是什么容易事。毕竟皮破了，汤撒出来，烫的是自己的嘴巴。
“和妈妈吵一架就好了”这个题目，是突然在我脑海里产生的。
“妈妈”这个词给了我太多安全感，哪怕我们俩争执的“天翻地覆”，甚至我扬言“再也不理她“了，但是只要我一回头，她准会在那里等我。她跟我不一样，我会因为她对我说严厉的话而怄气，但她永远会原谅我的幼稚，遗忘我脱口而出的伤害。
和妈妈吵一架就好了，那么是谁好了？
只是我好了。我不能决定也不能判断她怎么样了。
以上是2月17日，我在武汉回信阳的高铁上写的随笔。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又要到正月二十九日，张老师的生日，我第七次在这天给她写一封信。
这个周末，我吃了张老师做的早饭、午饭，给她戴上生日帽，唱一首生日歌，盛一碗长寿面，在一群热闹中提前给她过着生日。说实话，这一刻我并没有什么样的心理波动。好像这是很平常的一天，而我希望张老师的每天都是这样简单快乐。
以往的一封信，总是或多或少会回顾这一年来我们经历的一切，回顾她给我的帮助和启迪。但我现在实在不想也不敢回忆，因为过去一年，我们俩实在吵了太多次架了。尽管每次吵架的矛盾中心都不是我和她，可能是我抱怨工作的有心无力，可能是我的小心眼发作影响了跟男朋友之间的感情，可能是我这样那样的悲观情绪。张老师总是积极的，告诉我要乐观面对，可那时候的我只希望有个盟友站在我身边，跟我一起中二地对这个世界发出抗议。
按道理说，我跟张老师的吵架应该会变成我N多烦恼之外的第N+1种烦恼，但事实是，它就像消消乐里的万能牌，轻轻一连就消掉了原始的烦恼。
准备离家回武汉的时候，张老师跟我说：“我很想让你经常回来，但是又害怕你觉得回来很麻烦。看不到你，就没有办法感受你的想法，你有什么事，说出来，哪怕发发脾气，也就好了。”
我突然就哽咽了。
我眼中的“跟妈妈吵一架就好了”，在她眼里是“跟妈妈说出来就好了”。
她甚至都没有把这件事看作争吵，因为她从来都没想过跟我争，也没想过争赢，她只希望我好好的。我给她输出再多负面情绪，她想到的都是，如果这样我会感觉到舒服，她都乐于接受。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我还认为自己是小孩子，因为小孩的上面有大人撑伞。而成为大人，就要变成撑伞人。可张老师说，“什么是成长，能让自己快乐，能调整自己的情绪就是成长了。”
她没有赋予我责任，没有期待我成熟，她只是希望我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