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五一（加拿大温哥华）
2025年10月的一个清晨，我躺在床上思考， “如何概括我的一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纠结？因为一次偶然收拾库房，发现一个塑料袋，内装一摞记事本。数数，35本。翻看，竟是我1964年9月到1977年底的日记，记录着文革初起到改革开放前夕。
我从上中学记日记，一直延续。只是时日绵长，多次迁居，以为多已丢失，乍然找到，不胜惊喜。
不知疲倦地翻看，细细咀嚼。60年的心路，往事如烟。我有一种说不清的穿越感。已经淡忘的单纯，幼稚，轻信、执着，儿时的快乐，中小学的懵懂，踏入人生的艰辛，以为都已过去，没想到，通过35本日记，又清晰地展现眼前。
一个虔诚的自诩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少年，经过60年的精神磨砺，晚年竟然来到资本主义的加拿大。
我想，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的人生，就是“颠覆”，不断地“颠覆”。
于是萌生一个念头，以日记为经，回忆为纬，再现那个大起大落、式微纷杂的年代。
整理出来，留给后辈，书名“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一 出生
1951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西北野战军18兵团62军，经过太原战役、扶眉战役、兰州战役，南下松潘草原，直抵西康。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率部起义。部队开始了艰难的西昌剿匪。
正当此时，我出生在西康省会雅安市苍坪山62军医院。
雅安出生，起名郭雅安。又正逢5月1日，小名五一。小名更好记上口，叫的久了，幼儿园老师上户口郭五一。
听妈妈讲，一岁半抱着我，穿三峡，跨黄河，随抗美援朝大军北上，来到秦皇岛待命。恰逢老首长许光达奉命组建解放军装甲兵种， 184师师部奉调北京。1953年我随军来到北京长辛店杜家坎第二坦克学校。
从此，开始了我有记忆的人生。
二 幼儿园的记忆
我最初的记忆，不是家庭，不是军营，是隐约一股土腥气的崔村。清晨，坦克车发出巨大的轰鸣，拉出长长的烟尘，有老爷爷早起拾粪，小狗咆哮。
后来我被送进二坦校幼儿园，那年3岁。父亲奉调重庆七医大培训，母亲上了北京工农速成中学，两周可见一面。记忆中，没感到孤单，因为出生，我就跟着部队，由部队随军阿姨照顾，部队就是我的家。
我能记住的二坦校，一座大军营包围着一座山脊。西边山下崔村，一排排日本人留下的营房，大操场上停着数不清的坦克，最显眼的是一座大礼堂。山上，有门诊部，那是妈妈上班的地方。几座也许是日本人修的小楼，住着校领导和苏联顾问。东边山下杜家坎，几绺钻天杨切割出一块块的营区，有长长的营房，里面相对着两排大炕，我曾在那里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图2）
印象最深的是幼儿园，一座由走廊连接的建筑群体，记不清多少房间，多少设备。只记得门前一座圆形高台，石桌石凳，巨大的槐树，小鸟树间鸣啼。这里是营区的东南角，有红砖的围墙，一座碉堡。红墙内，有蜗牛、蚂蚁，蛐蛐，那是我们的乐园。红墙外有护城河，一个河南籍的战士，给我抓了一条泥鳅。
还能记住，幼儿园东北角一片猪圈，每当杀猪，一片嘶吼，孩子们看得胆战心惊。还能记住警卫班的狼狗，对我们很友善。还记得一个战士用电话线缠住一只刺猬，手摇发电，刺猬发出尖尖的嘶叫。
那里有条铁路，直通装甲兵大库。火车进库，拉着部队装备，白烟突突，车头鸣笛。
那时，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二校。周末，其他孩子回家，我住在老师宿舍。对我最好的孙老师，也许有十八、九岁，漂亮，我跟她睡一个被窝。晚上撒尿不想惊动老师，摸索着尿在老师的脸盆，那里有牙缸牙刷。
记忆犹新“除四害”，消灭麻雀。大人们站上房顶，挥舞旗帜，敲锣打鼓。解放军叔叔用小口径步枪射击，我们摇动小手绢。
那时正是中苏蜜月期。二校有苏联专家，很年轻帅气，受到校领导青睐。我还记着，那时每到周末有舞会，幼儿园的老师精心打扮，陪苏联专家跳舞，那是任务。大礼堂的舞台，大人跳舞，孩子偷偷遛进去，那里有糖果和点心。
部队首长是明白人。我们的老师大多有文化，受过专业幼教培训，我记得一个老师来自赫赫有名的“香山慈幼院”，给我们讲《小红帽》《白雪公主》《金鱼和鱼夫的故事》。（图3）
那时一边倒，老师告诉我们，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坚信，因为很多小朋友的父母还在抗美援朝前线。老师还告诉我们，苏联老大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会唱：“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买个摩托车，一开开到莫斯科。苏联老大嫂，挣钱挣得少，买了个破手表，嘀嗒嘀嗒跑。”也会唱“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一生气，喝了二两滴滴涕”。
幼儿园也会冤枉人，五岁那年，我的妹妹刚入园。幼儿园厨房的蛋糕被偷，老师一定说是我带头，也许因为那时我在孩子中有点号召力。我为自己辩护，老师根本不听。
幼儿园也有等级秩序。不是因为孩子的能力，是因为孩子的父母。那时的二校幼儿园，谁的父母官大，谁就受老师的庇护。林彬校长的孩子，好像比我们低一年级，牛明智政委的长子牛俊福和我同班。我有些忿忿不平。
幼儿园也有演出，很受部队欢迎。最经典的是《拔萝卜》，我演老爷爷。第一句话“今天的天气真正好，我老汉要上山拔萝卜。”那时老师不知用什么胶水给我沾胡子，演出完用酒精擦，很痛苦。
我曾有这样的记忆。进北京城，要乘公共汽车，有烧木柴的，我至今不明白，木柴怎么会有动力。
也有一些特殊记忆。我母亲的老领导，老红军，据说批评了苏联专家，被开除军籍下放地方。坦克学校，有些国民党起义军官被批判，我第一次知道了右派。幼儿园小朋友的爸爸，好像是后勤助理，被开除军籍，我第一次听说贪污。
印象最深，打孩子。军营，大家住在一起。男孩子淘气，父亲打孩子成了常态。当兵的不知深浅，出手重。我至今记得，为了打孩子，父母吵架。小朋友挨揍，妈妈、奶奶拦着，吵得一塌糊涂，告状到院务部。
那时，最兴奋的是看坦克车演习，坦克开过，暴土扬灰，巨大的轰鸣。也曾钻进坦克车炮塔。
现在回顾二校幼儿园。我们是听着起床号起床，听着哨音在老师管理下集体行动，孩子们就像一群小兵。养成了最初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主义。那时学苏联，走正规化道路，部队等级森严，我们从小就懂服从等级秩序和对权力服从。为我的前半生，构建了基本的价值底色。
二校幼儿园四年，有我最早的记忆，最早的朋友。在后来的70年里，我多次走进那座幼儿园。它还在，只是楼房多了，更现代，更多彩，没了记忆中的质朴。（图5）
三 我的小学生涯（上）育英学校部分
说是生涯，不是夸张，有很丰富的内容。
1958年上小学，朝鲜战争还没完全结束，西南边疆也不太平。很多军人还在前线。孩子统一由部队管理，住在部队子弟集中住宿制学校。
1957年，父亲调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军区有四所干部子弟寄宿学校。北京的“八一学校”，太原的“育英学校”，石家庄的“七一学校”，天津的“曙光学校”。总院的孩子分配在太原育英学校，远离父母。一年只有寒暑假两次回北京。
1958年9月，由总院后勤协理员带领，我们一众总院子弟坐火车来到山西太原，走进北京军区育英学校。开始了四年寄宿生涯。
太原四年，1958年到1962年。是个多事的年头。经历了反右派、除四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年困难时期”（史称大饥荒）。虽然少不更事，但所见所闻，大起大落，太刺激，记忆深刻。
一年级的孩子除四害，打苍蝇，收集上交老师。我记得一手拿着苍蝇拍，一手拿着纸盒，打死的苍蝇用大头针扎起来放进纸盒，交给老师算作业。为了争先进，整天围着猪圈、厕所。
那时全民大炼钢铁，小小年纪随老师到太原钢铁厂，从矿渣中捡废铁，一个个搞得灰头土脸。中午真饿，馒头来了，小脏手抓馒头，一抓几个黑手印，记忆深刻。（图9）
我还记得，我们的生活老师，原来是代课老师，年轻漂亮。周末会去迎泽宾馆陪苏联专家跳舞。后来因为右派言论，不许代课。她会讲故事，每天晚上熄灯后，给我们讲童话，后来我知道，那是格林童话，给了我美好的启蒙。
大约是1960年以后，学校生活开始困难，粮食短缺，没有细粮，缺少油。同学们开始吃高粱面，红薯面窝头。小朋友吃了不消化，胃酸，拉不出屎。老师帮助用肥皂水灌肠。我的妹妹拉不出屎，蹲在厕所哭泣。一年级小朋友跑来告诉我，我背她去卫生所。
为了改善生活，山西军区派部队到内蒙打黄羊，成车的送给学校。可没有油，没有菜，白水煮黄羊肉，吃在嘴里，又干又涩。放的时间长了还会变味，至今想起都反胃。
我记得，不想吃苦涩的红薯面窝头。和同学到菜地挖白菜根，用罐头盒煮熟，用铁丝掏着吃，甜甜的，很惬意。我们还会在菜地用帽子抓蜜蜂，在衣服上吐些口水，把蜜蜂用钩子拔出，吃在嘴里，甜甜的。我也曾到学校马厩偷马料，黑豆，用盐水煮，很好吃，至今记得，吃多了拉稀。
其实育英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也有白面大米。我至今记得，1961年五一节，我的生日，吃的大米饭蒜苔炒肉，那个香。
要知道，育英学校是干部子弟寄宿学校。为学校的伙食，同学和家长向山西省军区告状，处理过一批干部。
我还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曾让我带一个同学帮她排队买白薯干。一上午，买半袋白薯干，一斤粗粮票可买四斤，有的白薯干已经发黑，我知道那样的白薯干磨成面也是苦的，我尝过。
我的五姨父，解放战争的老兵，复员在山西省银行。那时银行的食堂，中午吃“红面鱼鱼”（高粱面糊），很香，只因那里有油腥。
我的三舅那时在晋东南地委任职，每到太原开会，住在迎泽宾馆，接我吃饭，有细粮肉菜。我知道了13级干部可以享受高干待遇，真羡慕。
我还记得60年、61年的冬天，格外冷。清晨，走出学校，经常可以看到卧在街边的死人，大人说那是农村逃出来的盲流。多少年之后，我知道那是饿死的。那时的人冷漠，堂堂省城，农民进城没有救济。至今想起，10岁时以为饿死人平常，不惊奇。
三年饥荒，缺粮少菜，城里人普遍浮肿，可我记得，最苦最难的是农村。
1960年春，爸爸带我回老家。晋东南高平县河西镇，有名的富裕乡。那时正办人民公社，各家各户灶台拆除，灶具没收，社员集中吃食堂。那时村里的食堂，一间也许有40平米的瓦房，一排柴灶，三口黑铁锅，蒸窝头，煮红面糊糊，里面掺着野菜，灶台爬满苍蝇。我尝过糊糊，有点咸，有点苦，有点涩。
食堂开饭，社员每人一只碗，一双筷子，由村干部分饭。大人一个窝头，用筷子串着，一勺糊糊。老人、小孩减半，社员排队取饭，有民兵看守。
那年我9岁，少不更事，不肯吃。公社因为我爸爸是现役军人，我家又是军属、烈属。允许我家开灶，还特意送来玉米面、麻油。我记得，我大伯用玉米面掺上南瓜丝，拌成糊糊在饼铛上烙，那个香。大伯的孙女，邻居的孩子眼巴巴等在一旁。可怜我奶奶双目失明，满口没牙，吃不动。我们在老家没待几天，我想爸爸一定是看不下去，给奶奶留了点钱。可那时有钱没粮票也买不到吃食，农村没有配给，农民不发粮票。后来我听说，村里三年饥荒饿死很多人。我的奶奶也在61年去世。村干部说我堂嫂地主出身，不孝。爸爸没追究，他告诉我，奶奶节食是为了两个重孙女。我记着乡亲们的愁苦。
那次回村，临走大伯给我们带了半篮子玉米面南瓜饼。走到新乡改乘火车，车站数不清的要饭盲流。爸爸把半篮子南瓜饼送给他们，瞬间抢光，不惜大打出手，我记得那抢吃的情景。
太原四年不全是困苦，也有美好。
首先，从北京坐火车去太原。沿途景色万千。协理员告诉我，在河北火车发出震动“侉子、侉子”。到了山西成为“吃醋、吃醋”。第一次去山西，部队干部带领。以后，都是独自往返。
那时，妈妈把我送上火车，找到列车员托付，声明有姨妈在太原接站。上了火车，看到穿军装的就感到亲切。军人子弟，大家都照顾。一夜到太原，五姨在车站等候。七、八岁的孩子，四年上学，每年四次往返，大家都很放心。从没听说有拐卖孩子、摘器官的。那时风气正。我记得一部电影《兰兰和东东》，就是记述两个小孩长途旅行。
其次，那时的老师教学认真，态度和蔼，就像我们的父母。现在想想，那是一批民国培养出的知识分子，还没被阶级斗争污染，善良出自本性。
我上小学（1958年）语文第一课：“大小多少，上下来去。”没有意识形态灌输。可我上中学（1964年）俄语第一课：“中国是我的祖国，北京是祖国首都，人民公社是我的家。”（图10）
由于学校是新组建的，师资调配不齐，只有一两个师范毕业的大学生，多数老师是部队家属。有趣的是，任课老师有一部分是刚分配到研究院的大学生，现役军人。我记得，德才学校，书记上校，校长中校，若干的尉官，都佩戴军衔。学校三分之二地方编制，三分之一现役军官，直属装司，和地方教育局没关系，一个很奇特的学校。
我在德才小学两年，是装甲兵研究院的过渡时期，学校随着部队转移，62年在房山，63年搬到丰台区槐树岭。随着师资的不断充实，现役军人老师大多渐渐回归部队编制。
因为是过渡，军人老师把我们当兵管理。上课严格，下课就交给生活老师。我们班的生活老师是个年轻姑娘，跟我们合得来，管理宽松，我们因此有着完全不同的两年小学生活。更丰富、更多彩，更值得回味。
来到德才，生活大大改善。不仅顿顿细粮，而且因为离家近，有同学带零食。特别是有的家长是从苏联培训归来，小朋友从家偷来奶油、香肠、果酱分给大家，那是我第一次吃到。我在小朋友家里见到高档收音机和电冰箱，很惊奇，很羡慕。
那时最大的乐趣是和战士们捣乱。我们经常爬进炮塔，从潜望镜里观望。对坦克内部装备问东问西，了若指掌。也确实捣蛋，我们几个男生竟然拆卸偷走了潜望镜，拿回宿舍玩。部队抓住我们，都是首长子弟，也无奈。老师让我们道歉、罚站。
学校有炊事班，都是现役军人。他们有一只狼狗，是我们的最爱。我们几个男生经常到他们那看狗，和他们混的很熟。附近歇息岗村有几个半大的农村孩子和我们接了“梁子”，互相扔石头骂架。要紧处炊事班战士就来支援。特别是大狼狗提气，一出现就吓得那些“野孩子”（我们那时称呼农村孩子）落荒而逃。
记得五年级部队演习，就在学校楼下。数不清的坦克，配备步兵，一路向西。炮声隆隆，烟尘滚动，都是真的。我们几个男生，背着老师，从五楼厕所窗户跨越到四楼晾台，再爬上五楼楼顶观看。还觉不尽兴，跑到楼下，从暖气坑道爬出，远远地跟在部队后面。那个兴奋，那个大呼小叫，无法无天。后来被警戒战士发现，抓了个现行，送回学校，老师吓得够呛，也没敢汇报。
五年级同学兴起做矿石收音机。很简单，一副耳机，一个矿石检波器，一个可变电容器，一个线圈，两个接线柱，组合起来。可买这几样器件也得两块钱。为了攒钱，零食不吃。每周回姥姥家，从装司（沙窝站）步行到公主坟，一次可节省一毛钱。钱凑够了，最后要有天线网和导线，要很多的铜丝。我们住在三楼，想从五楼拉天线。可到哪儿找那么长的铜丝？我们想起了坦克，那里有发动机线圈。我们几个男生半夜爬进等待修理的坦克，硬生生把线包拆下来。再扔进火炉，烧掉包装，从里面拉出铜线。红琤琤、亮闪闪，那叫一个飒。爬上五楼，做好天线网，拉导线到宿舍，地线接在暖气，收音机成功。
我们知道，拆线包有风险。我很奇怪，部队居然没来找，也许他们一直没发现。
德才学校不远有水库，有鱼，摸着水边的石头缝，可以抓到小鱼、泥鳅。我们几个男生经常偷偷跑出去抓鱼。抓回来放养在空置的单元房浴池。有一次几个女生也要跟去，趁中午休息，提着水桶，跑到水库。抓了很多鱼，乘兴而归。不成想，消息走漏。教导主任、班主任等在大门口。好一通训斥，桶里的鱼被倒掉，好心痛。我们养鱼的秘密暴露。浴池被清理干净。
那时学校也有我们喜欢的玩具，几支气枪。男生把小钉子拴上毛线作为子弹，比赛射击。一次同班同学晏帛和我打闹，枪口对着我射击，没想到里面真有毛线钉。可毛线钉没威力，像针扎了一下。当时可把我们吓得够呛。
我们班男生刘凌华，人称小二黑，淘气。一次居然爬上研究院锅炉房的烟囱，抓回两只麻雀，几颗麻雀蛋。我把麻雀蛋放进被窝，白天用暖水袋温着，晚上放在胸前。孵了好几天没有动静，着急敲开，已经有了小麻雀的雏形，很是遗憾。
那时，我们两周回一次家，大客车接送。从房山到装司两个小时，一路同学们击掌传花，讲故事，闹得不亦乐乎。
到了装司，多数同学到了家。可我妈妈那时正在北医读大学，周末住在城里姥姥家，在新街口板桥三条，守着城墙。那时北京城墙还在，高大雄浑，斑斑驳驳，一派沧桑。城外有护城河，护城河外有太平湖。
那时城墙上长满荆棘、酸枣，有蛐蛐、蝈蝈、小鸟。有着说不清的孩童时的快乐。从城墙下望，胡同、四合院、积水潭、后海尽收眼底。远观，可见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秋天，碧云天、黄叶地、北雁南飞，那叫一个爽。我曾和胡同里的小朋友沿城墙从豁口走到东直门，游遍半个北京城。
那时的北京胡同。一条胡同只有一个公共厕所，一个井台。（其实就是公用水龙头）。板桥三条的井台有两颗大槐树。春天，满树槐花，白花花的飘着清香。夏天，“吊死鬼”在树间缠绕，掉在地上，蚂蚁拖来拖去。秋天，满树槐角，一夜秋风，黄叶遍地。冬天，井台结冰，孩子们划着冰车游乐。
那时有钱人的四合院，飞檐斗拱，回廊花丛，树影婆婆，青缸鱼踪，透着闲适安逸。也有大杂院，住着普通市民，邻居们挤在一起。
那时礼数多，见了长辈要请安，邻里透着和气。哪家孩子下学大人不在，都有人招呼吃喝。孩子们随意串门。也有旧旗人，两个老婆。我认识的一个孩子，就有大妈、二妈，一家也和和睦睦。那时的大杂院，窗台花盆种着玫瑰、指甲花、秋菊。也有二胡、竹笙、琵琶、音色悠悠。
那时的老城区和军队大院反差很大，每当我到姥姥家，邻里们都喊我“少爷”，我很惊诧。那是我认识的老北京。
再说学校：
我们的校长晏平，老干部，四野出身，中校军衔。威严中透着慈祥。不知什么原因，装司把一个团级干部派来当孩子王。我至今记着五年级开学典礼，晏校长训话。讲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住一个细节，他要求我们遵守纪律，不听话就要处分，包括晏帛。可晏帛是我的同学，晏校长的儿子，当时就坐在我的旁边。后来我知道，那叫下马威。
我那时还是孩子，不知道晏校长如何领导，是否英明。但有一点确定，在一个由职业军人，非科班师资和普通中学生，包括军队亲属组合的混杂集体，再没有地方教育局的指导，仅凭国家统一教材，教师自由施教。我们一个19人的班集体，经过两年学习，64年小升初，有5人考入北京重点中学。汪申申考入男8中，刘衡珍考入101中，朱晓菲考入女1中，晏帛考入师院附中，我考入人大附中。占四分之一，一般小学很难做到。（图15）
事实上，在德才学校的两年。从没有刻意的分数竞争，分数压迫，没有僵死规矩秩序。和刻板的育英学校比起来，班级更像一个大家庭，老师就是家长。
我们可以在宿舍养蚕，每天采桑叶，观察蚕宝宝的成长。我们可以在床下盆里养鱼，看着小泥鳅自由生活。我们也种花种草，抓羁鸟、粘蜻蜓、养蝈蝈、斗蛐蛐。老师从不制止，甚至给与指导。德才的老师年轻人多，没有迂腐的师道尊严，带我们玩，跟我们乐，给我们讲故事。那两年是我所有求学生涯最轻松快乐的两年。事后想起，这些也许就是晏校长的治理业绩。
因为和晏帛的关系，我和晏校长的联系持续了很多年。后来他做了装司管理处处长。再后来我插队、当兵。文革后回到北京，晏校长已经离世，那是一个让我永远铭记的长辈。
教导主任邢国鼎，中尉军衔。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喜欢讲故事，历史故事多，讲起来口若悬河，绘声绘色。我至今记得他讲的朱元璋要饭，包龙图审国丈。现在想起，我怀疑都是他编的。他很和蔼活泼，不像军人。也确实转业留校。多少年后，德才学校交地方，他到了丰台区教育局。
数算老师李海清，少尉军衔。身材魁梧，说话一板一眼，很严厉。我们班女生郭新华不好好听课，他掰个粉笔头就扔过去，大声喝令“起立”。看她站的不标准，一脚踢过去，大喊“立正”。郭新华吓得站得笔直，可我们那时才11岁。多少年后，我为父亲办离休手续，又到了研究院，李老师已是研究院政治部主任。见了我说话很和气，像个职业政工干部。
高润华老师，是和我保持联系最久的小学老师，直至去世。高老师一米八几的个头，白净脸，薄嘴唇，爱笑，说话语速快，眉飞色舞，英武中透着妩媚。也确实能说。我在德才两年，他一直是我的班主任，更是良师益友。
高老师市民出身，北京男三中（教会学校）高才生。学历不高，见识高，有着丰富的知识。好玩，也会玩。他清晨带我们跑步做操，捎带讲解肌肉骨骼的构造。他教我们编蛐蛐罩子，带我们抓蛐蛐，斗蛐蛐，养蛐蛐。他给我们讲如何养蚕，帮我们识别桑树、榆树。他教我们用皮筋熬胶粘羁鸟，教我们做弹弓射麻雀。帮我们做矿石收音机。他带我们走进山区识别树木、野花、野草；在田地识别蔬菜、庄稼；在小溪识别鱼虫、水草。我因此认识了麦苗、玉米、荞麦、苜蓿、星星草、野韭菜、蒲公英、摔盆摔碗花（他告诉我的）和众多的苔藓。
他喜欢大自然，带我们爬山，淌水，抓鱼，捕鸟。他会讲故事，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什么叫老北京，什么叫旗人，什么叫提笼架鸟，什么叫八大庄（北京八个饭庄），什么叫京八件（北京八种点心），什么叫教会学校（不是批评，是褒奖）。他和我们交流随意，从不像有些老师，绷着脸，居高临下。我知道，他喜欢我们，拿我们当朋友。
那时我们每两周回北京一次，和高老师一同从沙窝走到公主坟，有时甚至走到西单，只为一路看高老师用弹弓打鸟和闲聊。
对于高老师的讲课我已没有多少记忆，可对于高老师朋友一样的闲聊记忆深刻。
后来我上中学，他又成为我妹妹的班主任。他管我妹妹叫郭五二。在后来我的生活中，只要回北京有机会就会去看他。他的夫人毛老师，是我们的生活老师，都有几十年的交往。高老师一生乐观，一生穷聊，我从心里感觉，他天生就是做小学老师的料。
我最后见他是在复兴医院。我从温哥华回到北京，老同学晏帛告诉我，高老师病了。我们赶去，已是弥留。我知道，他看见了我们，他很平静。
高老师走了，给我留下了他的音容笑貌。
音乐老师周开先。成都音乐学院毕业，不知怎么分到我们学校。是德才学校寥寥可数的大学生。我第一次见她，身穿白底黑点的布拉吉，大眼睛，圆圆脸，皮肤细腻，很典型的川妹子，漂亮。不知谁说的，反正所有小朋友都知道，他是资本家的女儿。我那时很羡慕资本家。因为她不仅人美，还会弹钢琴。那美妙的音乐，刹那间传遍整个楼道。现在想起来，从那时，她就俘获了所有爱美的小朋友的心。
周老师是德才学校的异数，和大多数老师出身、教育、做派、追求不一样，有点鹤立鸡群。我那年11岁，少不更事，即使如此，我也知道，男老师，特别那些现役军官的男老师对她很关注。
我喜欢周老师的课。和我经历过的音乐老师不一样，别具一格。她不仅教我们唱歌，还教我们欣赏。为我们弹琴，还在钢琴上敲声，让我们听音辨识。弹旋律，让我们听音哼唱。她教过我钢琴指法，至今记忆。
其实，周老师对我们的影响主要不在课堂，在课下，在她业余练习弹琴的课堂。
我们刚搬到槐树岭，有一间远离授课教室的音乐课堂。周老师傍晚经常在那里弹琴。我和晏帛、欧玲经常会循声过去欣赏。其实我们哪有欣赏能力，只为琴声吸引。现在想起来，周老师炼琴，经常有男老师呆在一旁。我们到来，无疑是几只小灯泡。可她从不赶我们走，叫我们共同欣赏。期间还不断告诉我们，这是和旋，这是快板，这是奏鸣曲。
沉浸在音乐里，眼前是青春靓丽的女老师、漂亮心仪的女同学。虽然我那时还小，可那情那景深深烙刻在心上。
多少年后，我从部队复员回京。还和晏帛、欧玲去槐树岭看望周老师。那时她已成家，丈夫是留苏归来的坦克专家，我们称迟叔叔。迟叔叔是英雄，一次实验，坦克着火，为救战友脸部、双手烧伤，留下了大面积疤痕。她已有两个孩子，非常幸福的家庭。她做了一辈子音乐老师，始终没离开装甲兵。
又是很多年，她和迟叔叔已经退休，在装甲兵研究院干休所（后来改为五机部201所）。她很忙，依然教孩子弹钢琴，每周还有固定时间为老干部合唱团伴奏。她终生没有离开教育，离开音乐。她的一生也是传奇。一个资本家的女儿，机缘巧合融入军队，和她痴爱的音乐相守一生。我愿她长命百岁。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装甲兵子弟，以装司子弟最多，共19人。
我在育英学校，每班50人左右，一个年级6个班，2000人的大学校。也许都是军人子弟，打架是常事。每班都有大王，那是打架的结果。也会因为不同部队的子弟，爸爸的级别，互相不服，分成几个山头，各有各的“大王”。甚至班和班，年级和年级都会发生争王的冲突，形成孩子们自己的秩序。
德才学校没有。老部队，相同的家庭背景，大家不陌生。不是没有秩序，而是不用打架维持。更多因为学习成绩，个人魅力，老师偏爱。我在德才学校两年，一直当班长，颇得老师宠爱。
我后来回顾，幼儿园和小学，3岁到13岁，我都在部队子弟集中住宿制学校。住校、半供给制，集体生活。使我从小培养出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知道父母部队的番号，知道依赖老师、学校，知道维护学校和班集体荣誉，和部分同学的友谊维持终生。
我们班几个合得来的同学如下：
马晓阳，爸爸是后来的坦克二校校长，四野出身。因为小时眼睛受伤，休学一年，年龄比我们大，也长得魁梧，班里个子最高。晓阳身高壮实，从不欺负人。也有打架的时侯，在房山和“野孩子”打架，对峙，他站在中间，石头扔得最远。在德才两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关系很好。也曾和他回到二坦校，会见幼儿园时的朋友。德才毕业，他被分到丰台三中。文革后，我们在装甲兵第一干休所见面。那时他和夫人在香山饭店。他负责空调的安装和维修，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改革开放，他找我，想接手我负责的国航大厦空调系统。我没敢接受。毕竟2万多平米的现代建筑，他的技术资质太单薄。后来很多年，每到香山干休所，都去看他。
刘珩诊，大个，少先队大队长，学习成绩好，很努力，循规蹈矩，全校学生的榜样。她的父亲是德才学校书记，上校军衔。珩诊给我最深印象是对同学中间的不良风气敢说话、敢管理。我们班同学刘亨利自习捣乱，珩诊批评，他竟然用烧红的捅火棍烫在珩诊脸上。引起轩然大波，至今记忆犹新。
珩诊循规蹈矩，从不参加我们的捣乱。带头做教室卫生，课间领操，吃饭组织排队，是老师的好助手。在同学中有威信。也许因为太规矩，留下的印象不多。那时她更像个大姐姐。
文革中我在左权县当兵。部队文工团慰问，珩珍在舞台上。那是我们的一次交集。文革后，她从部队复员到五机部201所，仍然当领导，天生就是当官的料。
晏帛，个不高，白白净净，有些腼腆。晏校长的长子，他的妹妹晏宁、弟弟晏彬都在德才学校。是和我保持联系最长的小学同学。
晏帛文静，成绩好，很得老师器重。我们俩在德才两年，一直住一个宿舍。我前面记述的看部队演习，装矿石收音机，去水库摸鱼，进坦克偷漆包线，挖战士种的水萝卜，熬胶粘羁鸟，我们都是一伙。我们还共同养过一窝蚕。每天到学校外面采桑叶，蚕长大了吐丝，做了很多茧。我们还把它们放在硬纸板，逼它们吐成丝絮。那时他家住在装甲兵鼓楼院，离我姥姥家不远，我们也结伴回家。我经常去他家玩。
还有一点，我们都爱好音乐，经常共同看周老师弹琴。有一点含蓄，我感到六年级，我们俩都心仪欧玲。之所以用“心仪”2个字，是因为不知道是否就是爱。那是一种萌动，一种苏醒，有羡慕，有喜悦，有羞涩，有爱怜，更多的是小心、不知所措。我们一直友好，和欧玲的友谊也许是我们俩友谊绵长的重要原因。
晏帛从德才考入师院附中，文革在装甲兵系统当兵。复员到了外企公司，一个有权利的国有企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很多年后，一度我还和晏帛、晏宁周六到颐和园踢毽，维持了一段时间。
欧玲，我曾经的女神。玲珑的身材，姣好的面容。有着南方姑娘的灵秀，军队子女的豁达。看上去就神清气爽。我后来知道，那叫秀色可餐。
她多才多艺，善舞蹈，能歌唱，会拉小提琴。她的爸爸是装司保卫部长，老红军。海南人，五卅罢工出身。都说她的妈妈是南洋华侨，多才多艺，也影响到欧玲。
当时，她无疑是全校最出色的女生，所有老师的宠儿。也许正因为家庭和老师的宠溺，她在清纯中有点幼稚。
我对欧玲有好感是在六年级。我至今想不清，我们五年级在房山共同生活一年，从没有后来那种说不清的情愫。那是一种朦胧，一种无可奈何的悸动。
我因此开始在她面前注意个人卫生，注意穿着打扮，注意显示特长，甚至注意学习成绩，我在努力地使自己出色。
我还记得周老师教我们唱《逛新城》，我唱阿爸，欧玲唱女儿。那年“六一儿童节”，学校排练了大合唱《花儿朵朵向太阳》，我和欧玲领唱。至今我还记得歌词：“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你看那漫山遍野处处春光”。
说实话，我也幻想长大娶她，可我自卑。军队官大一级压死人，我爸爸是抗战干部，他爸爸是老红军。
我后来回忆，我们确实有着不同于别的同学的友谊。离开德才学校，欧玲主动送我两张照片，一张是她拉小提琴的，我保留至今。我们分手上中学的第一年“五一”节，我和晏帛、欧玲曾到北海公园聚会。都说了什么，已经记不清。可我能记得白塔、长廊，一人一个鸡蛋、面包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
文革，学校停课。装司大院闹派性，许光达司令员被打死，乱得一塌糊涂。大院里我们这代同龄人，打群架，拍婆子，淘换书，我听说很多小学同学的故事，包括欧玲。我有想去找她的冲动，可自卑。现在想来，就算那时去找她，也未必有结果。部队大院的孩子，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父母的地位直接影响孩子的选择。我也有遗憾，毕竟没有试过。我想起这样一句话，“有些事情，错过一次就是错过一生。”
也许因此，文革期间，拍婆子成为大院子弟炫耀的资本，我从未结交过异性朋友，包括人大附的女同学。
文革后，上山下乡，回到了太谷。从同一工厂也是装司子弟的郝成渝处得知，欧玲和刘珩诊到了新疆石河子农八师。再后来和大多数装司子弟一样，参军入伍。复员到了海淀区防疫站。我曾去看她，听她讲自己的经历。如今她已退休，还是热爱唱歌跳舞。在海淀区文化站很有些名气。
随着时日的逝去，特别经过文化大革命，每个大院子弟都经历着自己的蜕化。大多数孩子没有突破大院文化的束缚，依靠父母，依靠干部子弟群，我和他们慢慢疏离。
事实上，70多岁了，我还会梦见那时的生活。留在我心里的欧玲，永远是那个13岁，清纯活泼的小姑娘。
六年级是我人生天翻地覆的一年。先是中印反击战，打的轰轰烈烈，军营都关注。然后老师告诉我，苏联成了修正主义。我们这些从小听着俄罗斯童话，穿着苏式军装，把苏联作为楷模的孩子，受到很大冲击。
我好像一下子成熟，开始关心政治，关心国家。我不知这里有多少是受高润华等老师的影响，有多少是受形势的压迫。总之，那个阶段，小学生也开始了形势教育。
我开始认真听大喇叭广播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一次听说，苏联走向了全民国家，全民党，放弃了社会主义。第一次听说，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阶级斗争。
我经常想，我的人生，从那时开始割裂。之前的童年，率性活泼，无忧无虑。尽管也碰过钉子，也受过批评，但没有影响我的心理成长。爱美、爱玩，爱养小动物，爱看小说，电影，爱看漂亮的女老师烫发，穿苏式布拉吉。尽管还是孩子，有明确的审美是非。
后来，一切慢慢变了。开始有了阶级区分，真善美变得模模糊糊。我以为，文化大革命就萌芽在那个时期。
德才学校的两年，培育了我终生受益的审美观念。每当想起那几年，心底就不由得荡起营区大喇叭的歌声：《我们走在大路上》，《马儿啊，你慢些走》，《边疆处处赛江南》，《我爱祖国的蓝天》。